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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5日下午参加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团审议。他强调，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关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关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体制。

蔡奇、徐和谊、刘忠军等代表发言后，王岐山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我完全赞成。承诺高期盼更高，要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论述，同“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联系起来，从思想到行动都体现“四个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践行党的宗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王岐山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政治改革，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要善于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找答案，深刻理解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规治党，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以党章党规为尺子，靠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二是依法治国，依据宪法法律法规治国理政。党既要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又要实现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党内监督全覆盖必然要求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强化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指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调查权限，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留置是调查权的手段，要将其在国家监察法中确立，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党纪与法律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要实现法治建设的与时俱进，体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参加审议。

评论：

王岐山强调“政府无限责任”，纠正“有限政府”误区

江宇微信公众号共和国经济史

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北京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段话让许多网友感到振奋，认为是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一种“党政分开”、“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错误观点的正式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小政府”，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只要继续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够激发市场活力，让经济增长恢复。

这种“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这种理念起源于西方80年代，这种观点甚至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观点，而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种话语迷信，这种迷信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出现的，垄断资本营造这种话语，在国内是要突破政府对资本特权的限制、以便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在国际上则是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让发展中国家放弃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巩固和加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抛开其意识形态因素，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小政府”的观念也不成立。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在现代化初期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美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保护，并且是通过政府开辟海外航道、圈地运动等为工业化准备了条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供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启动初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就更难以启动。

相反，目前广大陷入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现代化的初期，政府起着维持安全和秩序、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实施产业政策等办法，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履行基本的职责，以至于现代化久久不能启动。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之后，政府的职能也不是削弱了，至今在国际上相比，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史学家Marc Law 和Sukkoo Kim（2011, 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那种把一切政府监管虚无化的观点，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优胜劣汰，这并不符合事实，市场上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买家没有卖家精，政府进行监管、制定标准、进行认证、披露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为了有助于市场主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对技能人员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就是对其执业能力的信息向社会的披露，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认证，企业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呢，可能每家企业都要付出时间和成本进行认证，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来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中国现代化模式中起着核心作用。旧中国无法启动现代化，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标的政权，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政权。

中国在政府职能上，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完全包办代替，但也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不仅是简单的“守夜人”、“裁判员”，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来治理和驾驭市场和资本，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局限在制定规则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是在举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积极有为的政府，避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两类陷阱。一个问题是政府软弱涣散，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大众。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出于“减少监管”，政府一放手，市场就有活力了，这种解读并不正确。支持这种观点一个主要的理由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放松了对农村多种经营和城市民营经济的监管，结果出现迅速的经济增长。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但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去监管，而是由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放松监管仅仅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今天，尽管行政审批仍然有些阻碍发展的成分，但是同样有一些领域存在着监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民营医院等等，审批不是过于严格，而且恰恰相反，该管的没有管到位。

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从而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监管化”，不加分析地缩小政府职能，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还可能增加新的风险，增加无效供给。比如，在涉及环境、安全、规划的行业简单地放松监管，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对社会造成危害（负外部性），对金融机构的设置放松监管，就可能导致欺诈投机等金融风险的增加。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刺激经济，放松了对私营医院的审批，结果导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大量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给后续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也给患者增加了痛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放弃了这些职责，短期内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长期并不可持续，而且有巨大的副作用。

从思想方法上说，对绝对市场化的迷信、对私有制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归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改革开放初期成功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了。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解读：

【解局】王岐山这三句话，值得细思量

来源：侠客岛

果不其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对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已经至少有三位重量级人物就此回答记者的提问或主动发声。

首先是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她在3月4日记者会上透露：“把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的工作已经开始，今年应该可以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讲立法工作。

然后是监察部部长杨晓渡，他3月5日在“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正在抓紧进行。这是讲试点工作。

不过，论透露细节最多的还是我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他昨天在北京团审议的时候，讲了一些话，在岛叔看来，有三句话得单拎出来，值得反复琢磨。

第一句话涉及改革的框架。

王岐山的原话是这样的：

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规治党，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以党章党规为尺子，靠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二是依法治国，依据宪法法律法规治国理政。党既要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又要实现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党内监督全覆盖必然要求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强化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

这段话的逻辑非常清晰。拿一个人打比方，自我的修养、锻炼、内省是一个方面，对外的做人、做事、做官，又是一个方面。两个方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中共在中国长期执政，内向来说，就是政党本身的建设，如何强党的问题；外向来说，就是政党通过国家机器，如何治国理政的问题。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根本原则。但问题在于怎么领导？随意任性肯定不行。十八大以来，中央最强调的就是规矩，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论你是多大的领导，多有权力的部门，这都是基本的规矩。

比如十八大以来，纪委“打虎拍蝇”，权力得到加强，但纪委的权力也要关进笼子。没有规矩之外的个人，也没有规矩之外的权力。

中纪委作为党的机构，通过党的纪律、规矩反腐败，规范全党党员的行为，这是可以的，也是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全覆盖”的意义。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有很多公职人员、公权力的腐败问题，包括像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塌方式的腐败，党内外利益勾连，光靠纪委、靠党内监督明显覆盖不了。但这些问题，作为“党鞭”的中纪委要不要管呢？既然党领导一切，当然要管，但这中间必须要有个“转换接头”，也就是设立国家层面的监察制度来管。这就是这项重大政治改革要进行立法和国家机构设立的原因所在。

第二句话涉及改革的方法。

王岐山这样说：

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调查权限，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留置是调查权的手段，要将其在国家监察法中确立，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

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问题，海内外颇多猜测。王书记的这段话，涉及非常具体的问题了。

按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度看，京晋浙三地试点已经开始了，3月底要完成省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6月底完成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此外，今年重点工作还有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和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对王岐山来说，全国两会的确是一个非常好“吹风”平台。

值得留意的是调查权的问题。

早在去年11月底，王岐山调研试点省市的时候就讲过，“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现在看来，在监察委的监督、调查、处置这三大职责中，调查处在一个核心环节，而且必须取得立法机关的赋权。

王岐山特别点到了“留置”这个手段。“留置”的意思可以参考公安机关常用的留置执法。这个提法考虑解决的，应该是以往常见的“双规”“两指”中出现的问题，从法律上对其权限、程序、时间、地点等问题作出相应的规范，使得这一手段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句话最要害，涉及改革的基本立场。

王岐山这样说：

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讲“广义政府”，不是第一次。至少去年年底，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就讲了一次，“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监督全覆盖，比如，巡视和纪检组派驻“不留死角”，也是在呼应“广义政府”。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这句话。怎么理解？岛叔想提醒大家注意接下来的一句话，提到了“四个自信”。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凡是讲到“四个自信”，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强调不要从某种流行的西方理论出发来论中国，而是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政治实践出发，来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既然“广义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认知，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治理实践，那么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照顾到这个中国最大的现实。王岐山说“广义政府”，承担无限责任，这和西方政治理论中所谓的“有限政府”不在一个频道上。

说到“党政分开”这个词，被很多人用来指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但当时的语境是，中国要摆脱深受苏联政体影响而导致的“党政不分”这个问题，因为严重束缚了改革。

《邓选》第三卷有这么一段话：“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讲得很清楚，党政关系，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其次才是各有分工，但无论怎么分工，所有考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改善并巩固党的领导。

这是邓小平的“原问题”。我们也必须在这个问题基础上思考党政之间的关系。如果改革的结果丢了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绝不会答应。

不过，一段时期以来，“党政分开”这个词逐步淡出官方表述。而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道路的时候，依然喜欢沿用这个表述，因为在他们的设想中，党政之间是对立的关系，此消彼长。而一些人骨子里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认同，也借此鼓吹执政党“放权”。因此，“党政分开”在舆论场的话语体系中，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异化成了意识形态之争，争论的核心就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

但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也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王岐山这次提出“党政分工”，并反复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应该说是正本清源，有的放矢，回归了邓公的本意。

这一届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要为今后的改革搭“四梁八柱”。监察体制改革也是要在体制上确立“不能腐”的现实制度基础，王岐山的改革思考已经非常深入细致了。

循着王岐山的思考，我们也能看到中国改革的逻辑，既要扣住眼前的问题，大刀阔斧，也要照顾历史的话语体系，小心梳理，可谓异常精密复杂。其实，中国的改革一直处在历史和现实的张力中，高明的改革者一定会在两者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在这点上，学历史出身的王书记深有体悟。

文/东郭栽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