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礼仪式现场。

冈村宁次。

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递降书。

冈村宁次步入投降仪式会场。

抗战结束后，200多万战败的侵华日军、殖民日侨，仅用几个月就顺利返回日本，没有中国人对他们展开报复——尽管中国人经历了14年血火蹂躏，有太多报复的理由。这在人类战争史上堪称奇迹，中国人的宽容胸怀铭刻于历史。

然而，作为日本投降时的侵华日军总司令、被列为侵华战争头号战犯的冈村宁次，不但没有像他的同僚、属下那样被送上绞刑架，甚至被判“无罪释放”。这无论如何不是因为“宽容”。

这是一桩肮脏的交易。

一方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日军头子。战争刚刚结束，原本对垒的双方迅速“亲善”，勾结在一起。国民党当局处心积虑，给头号战犯开脱罪行；鬼子头目奉迎配合，为蒋介石的“反共大业”献计献策，上演了一出荒诞的历史丑剧。

“三羽乌”恶之花

1945年8月15日12时，位于南京萨家湾的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一排排日军将佐向东而立。广播中正在播放的，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天皇直接向臣民发表的讲话。

“朕深忧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辈忠诚勇武之臣民如次。朕着帝国政府通告：兹已接受美英中苏四国之共同宣言……”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放送”。

广播结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作了“谨遵诏命”的训话。二十年后，冈村宁次撰写回忆录，用“悲极无泪”四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然而，仅仅用“悲”恐怕不能概括冈村复杂的心态，至少还有“不甘”。就在此前一天，他还向东京的日本军部发电报：“观大本营之气氛，应奏请继续作战。”

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原子弹，10日，日本正式向联合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早上，冈村宁次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那里得知了日本同意投降的消息，但他并不准备束手就擒，相反，在给侵华日军的训示中，他还在叫嚣：“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冈村宁次给外人的印象多为“安静而内向”，他自言最大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和钓鱼”，也很符合这样的形象。实际上，冈村宁次虽然没有外露的狂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战分子。

很不幸，这个好战分子四十多年的战争经历，基本都与中国有关，他不但是侵华日军职务最高的人，也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的人。

1904年，刚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冈村宁次，就参加了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山东青岛。冈村宁次又以参谋身份参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冈村宁次这一期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号称“花之16期”，集结了众多日本军国主义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在这一期。其中最突出的是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本奉乌鸦为吉祥之鸟，“三羽乌”即三只乌鸦，相当于汉语的“三杰”）。

1921年，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在德国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进行了一次秘密聚会。当时这三人都是少佐军衔，且都是驻外武官。据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所记，三人只是纵论时事，谋划铲除日本陆军中的腐败，改变被长州藩军阀把持的局面。

而在日本历史学界，这次三人聚会被看成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昭和军阀诞生的标志。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后来因为政见不同而决裂，永田铁山还被小畑敏四郎所属的“皇道派”刺杀，不过，他们都是构建日本军国主义政体和军事体系的关键人物。

“三羽乌”中，永田铁山被刺早亡，小畑敏四郎因为健康原因转为预备役，只有冈村宁次一直身在日本陆军，而且绝大部分时间都担任着与侵略中国相关的职务。

“九一八”、“八一三”、《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武汉会战……都有冈村宁次直接或间接参与，他的职务也从参谋、参谋长到师团长、华北方面军司令，直至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参与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用中国人的尸骨铺垫起向上攀爬的梯子。

昭和军阀成员远不止“三羽乌”，参加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第四个人。只是他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比“三羽乌”晚一期，在极重等级尊卑的日本，他只能给三个“学长”端茶点烟，没资格参与讨论。这个人后来的职务跃升却超过了“三羽乌”，当上了日本战时首相——他叫东条英机。

除了这四个人，“三羽乌”又联络了七个志气相投的少壮派军官，组成了昭和军阀最初的核心“巴登巴登集团”。这七个人中，又有不少中国人切齿痛恨的名字：山下奉文、梅津美治郎、中岛今朝吾、松井石根、矶谷廉介。

“巴登巴登集团”的11个人，除了早亡者或早早退出日军现役的，大多数在二战结束之后被列为战犯进行审判，三人被判处绞刑，两人被判无期徒刑，“无罪释放”的只有冈村宁次一个。当然，这不是因为冈村宁次真的无罪。

其实，冈村宁次本人也明明白白地知道他在中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日本投降，他这个败军之将的生死将由获胜方决定。中国会如何处置他？

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命不由己的仓皇之感尽显。

“不求生”，似乎是料定必死，也抱定了一死之心。在日本投降前后，这样的日本人为数不少。8月15日当天一早，冈村宁次就接到电报，最早把日本准备投降消息透露给他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了。同在这一天，他属下大佐以下军官自杀的，“仅长江下游驻军就有二十余人”。

冈村宁次又“不求死”，按他在回忆录中的说法，“首先涌上心头的是如何把105万大军和80万侨民安全地撤回祖国”，他身负重责，因而不能自裁。

这个“不求死”的解释，不能说完全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不过，联系到冈村宁次此后的种种言行，可以看出，他的求生意识很强烈。

就在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后不久，冈村宁次的参谋小笠原清给他送来了蒋介石演说的翻译稿。如同看到救命的稻草，冈村宁次找到了求生的办法。

“以德报怨”

蒋介石的演说发布于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的当天上午，在“玉音放送”之前，演说的主旨是如何对待战败的日本。

实际上，根据冈村宁次的日记，在上海的日军情报机构8月8日就向他汇报，上海市民中开始流传日本投降的消息，有人已经开始庆祝胜利。

在日本本土，虽然明知已是穷途末路，但仍抱定玉石俱焚之心做困兽之斗的战争狂人还有不少。甚至在日本天皇“玉音放送”之前，还有少壮派军官闯入皇宫，试图发动政变，阻拦日本投降。日本军政界，战与降的斗争异常激烈。远在中国南京的冈村宁次，这时收到的消息和命令多前后矛盾。一心向战的他无所适从，一时焦头烂额。

按照冈村宁次自己的回忆，这位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悠闲”：“我的生活大体是早7时起床，上午到总司令部，几乎每天都听取参谋汇报。午后如果天气好，就到兵器厂大水池垂钓。夜间读书、下围棋消磨时光。”

而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那几天，他一直处于焦虑状态中。“我原来睡眠状态极好，但是这两三天来，不知是90华氏度的酷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夜半总是醒来，醒来就考虑到国家的前途和如何处理这百战百胜的105万大军的善后，辗转不能成眠。”

“面对从未考虑过的、日本将退回日俄战争以前的状态等问题，使我受到很大打击。”

讽刺的是，连日来不断被沮丧、幻灭甚至绝望情绪围绕的冈村宁次，得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来自战场对面的蒋介石。

在那篇与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同日发表的演说中，蒋介石说道：“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便是著名的蒋介石“以德报怨”演说。事实上，这篇演说中并没有说出“以德报怨”四个字，这个词是时人将演说要点精简浓缩而成。

蒋介石“以德报怨”演说并不长，冈村宁次拿着翻译稿却看了好一阵。然后才喃喃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参谋小笠原清感慨：“这是对于日本的一大开导啊！”许多年以后，小笠原清撰写日本投降的回忆文章，仍着重写了这个情景，他说自己可以清楚感受到，冈村在说这句话时，对于蒋介石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感动。

冈村宁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这样评价：“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

“以德报怨”的思想，成为了战后初期蒋介石政权对日政策的基调与原则。“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不“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确实展示了大国的克制和宽容。

日本宣布投降时，在中国受降区内，有日本现役军人约1183800人，平民约999470人，合计约2183270人。这些日本军民，由中国派遣人力加以保护，并动员中国航运力量送其返回日本。他们离开中国时可携带不超过1000日元的个人财物以及不超过30公斤的行李。到1946年7月，两百多万日本军民即遣返完毕。这在二战之后的战俘、侨民遣返中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遣返日本军民的日方总负责人，冈村宁次也承认：“不到一年，200万军民即能返回日本，这应该说主要是由于蒋委员长的方针和中国官民善意才得以实现的。”

对待日本军民是一回事，处置冈村宁次则是另一回事。蒋介石“以德报怨”演说中也说“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冈村宁次当然是日本黩武的军阀之一。

不过，蒋介石却并没有把冈村宁次认作“敌”，冈村宁次也从蒋介石那里读出了这样的信息，双方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契合点，暗通款曲，背地结盟。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

两天后，冈村宁次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解读日本的名作《菊与刀》中，准确描绘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冈村宁次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日本人。

一年前，他每天做梦都在琢磨着怎样把中国的抗日力量一举围歼，怎样把蒋介石的重庆陪都炸个稀巴烂。投降在即，他还在狂热地叫嚣战至“全军玉碎”，但刚刚接受投降的“玉音”，他就迅速驯服，成了蒋委员长“反共”的马前卒。

不称“俘虏”的受降

8月27日，国民政府“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抵达南京，冈村宁次派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

此前，国民党政府和冈村宁次的代表在芷江完成了洽降，冷欣是洽降代表之一，他带领前进指挥所先期进入南京，是安排正式受降事宜，并与冈村宁次开始直接接洽。

冷欣刚到南京，一切公事公办，倨傲的冈村宁次对他第一印象不太好。在回忆录中，冈村宁次写道：“冷欣中将是完全不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在初次见面时表现了胜者对败者的严厉态度。”

所谓的“严厉态度”，其实不过是反驳了冈村宁次的无理要求。

冷欣一行到达南京的第一天，与之接洽的日方代表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冈村宁次觉得自己军衔是大将，冷欣是中将，“大将不拜中将”，所以让冷欣第二天到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会晤。

日本是战败国，要向中国投降，哪有官阶高低可言，冷欣当然予以拒绝。今井武夫又提出到冈村宁次的住所会晤，同样被拒绝。冈村宁次没办法，只好第二天带着一行人到国民政府“陆总”前进指挥所驻地拜会冷欣。

然而，冷欣的态度很快发生了反转。据冈村宁次8月31日的日记，冷欣“来访时，与前次截然不同，态度殷勤，对粮食等问题表示了相当的同情。”

说到底，冷欣不过是国民政府先期处理受降事宜的代表，他对冈村宁次的态度，只是身后国民党高层意志的体现。而且，冷欣还给冈村宁次带来了更能“宽心”的事项。

在洽降备忘录中，冈村宁次的头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将在9月9日正式受降后废止，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

冈村宁次将这个细节理解为“体贴入微”的友好表达。据他的回忆，国民政府处理投降日军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遣返时不解除军队的组织，保持其指挥体制。

保持投降日军的指挥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便于遣返，但不称投降日军为“俘虏”，在冈村宁次看来，“在精神上使人产生好感”。

“徒手官兵”一词，在正式的投降文件中并没有出现，很可能是双方接洽时的口头表述。投降日军在文件中也确实没有被称为“俘虏”，而是“日本官兵”。

整个受降期间，国民政府替投降日军考虑的细节还有不少。

冷欣所带领的前进指挥所，以及后续到达的受降代表中，有大量国民党军队中的“知日派”，前进指挥所的中将钮先铭、上校陈昭凯、王武等还是冈村宁次的校友，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何应钦，干脆就是个人所共知的“亲日派”，被冈村宁次称为“最亲密的中国友人”。

在双方接洽期间，冈村宁次提出的要求大部分得到满足，唯一被否定的，是“允许指挥官带刀剑返回日本”。

在正式受降签字仪式前，冈村宁次还特意询问了一个细节：他是否要携带军刀入场。因为按照惯常的受降仪式，投降方的指挥官要拱手呈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军刀，表示解除武装，彻底投降。而冈村宁次得到的答复是：受降签字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给这个败军之将保留了颜面。

冈村宁次的军刀后来送给了何应钦，现存于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冈村宁次却不承认这一点，在回忆录中称这是“虚假宣传事例之一”。他说自己的军刀被何应钦转送给一个美国人做“房屋装饰”了。实际上，冈村宁次的军刀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于南京总统府被解放军缴获。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旧址举行。

会场上相对摆着两个长条方桌，较宽的一个桌后，坐着何应钦等中国受降代表。冈村宁次等七名日本投降代表坐在较窄方桌后。

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签名。

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礼中的日本降书。

在法庭上受审的冈村宁次。

据冈村宁次回忆，中方代表在仪式之后告诉他，原本中方准备采用感受上更“友好”的圆桌形式，但由于美军代表的干涉，才采用了直接相对、更有威胁性的方桌形式。

日本投降代表进入会场，先立正向中方受降代表鞠躬致礼，入座。

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走到对面，再次鞠躬致礼，从何应钦手中领取投降书。

投降书交到冈村宁次手中，他默默地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提起毛笔，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又取出自己的印章，蘸了一下印泥，由于抑制不住的颤抖，这枚确认侵华日军投降的印章被他盖歪了。

小林浅三郎把签字降书呈交何应钦，第三次鞠躬致礼。按照受降仪式的程序，日本的三次敬礼，中方均不回礼。但这时何应钦却站起来，欠身予以回礼。

坐在对面的冈村宁次很是感慨：“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东方道德！”

大约15分钟，签字仪式结束，日本投降代表神色木然地走出会场。

中国14年浴血抗战，终于换来了日本的一纸降书。

在降书上签字的冈村宁次，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面临投降这一未曾有过而且意料不到的事实，心中非常不快，但尽量保持不失沉着冷静。……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隐居的高参

何应钦真不枉被冈村宁次当成“最亲密的中国友人”。

1945年9月9日刚举行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高级将领和冈村宁次见面。何的第一句话是，“我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做大……日本现在已无武装，我想今后将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为之努力”。冈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称当时“感受颇深”，“会谈始终在和缓的气氛中进行”。

中秋节，何应钦派人送上两卡车月饼和水果，还派上校王武单独给冈村宁次送了香烟和一箱茅台酒。10月21日，冈村宁次再次和何应钦等人会谈，按照他的记录，在座诸位都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天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

何应钦所说的“中日合作”，与冈村宁次算是想到一起了。

根据冈村的日记所述，在8月16日，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他就曾经思考：关于日中之间的关系，究竟该怎样发展下去才是最好？虽然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若是要振兴东亚，此时此刻除了寄望中国的强大与繁荣之外，别无他法。对没落的日本而言，这时候能给予中国协助的，大概就只有技术与经验了吧！

冈村宁次一生从军，他能提供的“技术与经验”除了军事再无其他。而其中最被蒋介石政权看中的，则是他与共产党军队最丰富的、最长久的作战经验。

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尚未还都南京，蒋介石却秘密前往南京，召见了冈村宁次。

一见面，蒋介石就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和何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

冈村宁次12月23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和谈话，包括传译的时间前后大约15分钟。从字面上看，双方谈话内容只是寒暄，蒋介石询问、关怀了一下冈村宁次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在日记最后，冈村宁次留下了“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这样近乎谄媚的话。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中原根据地，国共战争爆发，冈村宁次也终于有了新职位，他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专门用他的“军事天才”来对付共产党的军队，他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编的《剿共指南》被翻译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各级军官。

冈村宁次这个军事顾问做得很是勤勉，但这不可能抵消他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大量要求惩办冈村宁次的声音。

1946年6月到7月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内部一直在就“是否应当逮捕冈村，将其作为国际法庭战犯送回日本”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在会议上，何应钦等亲日派强烈反对逮捕冈村宁次；而在询问是否逮捕冈村的行政文件上，蒋介石最终批示了“否”，同时加注了这样的意见：等冈村的任务（遣返日本军民等任务）结束之后，将之逮捕也无妨。

在国民政府全面动员军舰、民间船只以及铁路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日本军民的遣返任务，远比想象中更加顺利；原本预计整个任务大概需要三至四年，但实际上从战争结束开始仅仅用了10个月，到1946年夏天便几近完成。

到1946年12月，日本军队和日侨已基本上遣送完毕，甚至连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核心成员，都已经被遣返日本。所谓的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处，只剩冈村宁次和他的几个参谋副官，以及几个翻译和军医，总共只有14个人了。

按道理，该是冈村宁次站到审判台的时间了。但是此时正是他忙碌的时刻，据他自己说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任总司令官时期，每隔几天，就有国民党军政大员来讨教、询问作战问题。冈村宁次不仅现场教授，还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据他自己回忆，这些著作也算呕心沥血。

其中，《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文，“几易其稿，历时颇长”。“自少佐时代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充分了解，既受嘱托，有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陈己见，故直言不讳。”这些文件用机密来称并不为过，很多只有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后来留底的那份也被烧毁，两份文件只给蒋、何审阅。

就在冈村宁次加紧撰写他的战争理论著作时，外界对其去向也一直紧盯不放，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国内许多报纸也强烈要求公开审判冈村宁次。国民政府一直以“目前在华仍然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份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

1946年底，冈村宁次被安排隐居到南京金银街4号。这是幢独门独户的三层楼别墅，长期无人居住。按照冈村宁次的记忆，金银街以北是坟场，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无人迹，据说是何应钦亲自为他选中此地。

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派人来到了南京政府国防部，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受审。

此时的冈村宁次正患肺病，国民党政府又以其患病为理由，说他正被监视居住，病好后送回日本审理。但是直到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国民党政府也没有送交冈村宁次。最后的理由是“冈村宁次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审理”。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要在中国的军事法庭审判冈村宁次。

与其说是审判，倒不如说是预谋好的庇护。国民党政府看得很清楚，冈村宁次到了远东军事法庭，很可能难逃极刑。

在中国的监狱里候审时，冈村宁次获知了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结果。时间已经是1948年11月25日，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在我青年时代的同期毕业生中，和我一样憧憬大陆、携手一路走来的同志盟友共有四人，其中土肥原、板垣被处死刑……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无罪审判

1948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11周年的日子，日本投降近3年后，冈村宁次终于接到了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以治病为由到上海三个月了，住在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安排的一处秘密住所里。冈村宁次从南京搬到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人耳目，躲过远东军事法庭的提审。

汤恩伯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比冈村宁次晚两期。与何应钦一样，汤恩伯也是亲日派，冈村宁次的庇护人。

冈村宁次是这样记载汤恩伯的：“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治病时亡故，70岁的冈村还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8月12日，冈村宁次来到了设在上海商会礼堂的军事法庭。负责主审的法官是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

石美瑜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法官，审判了众多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大快人心。日军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百人斩”杀人竞赛者向井敏明、野田毅等都是经他审判伏法的。

社会舆论都猜想同样的审判会在冈村宁次身上重演，不知底细的石美瑜也有此心。第一次审理，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冈村宁次终于被送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拘押。

不过，在高层人物的关照下，冈村宁次在战犯监狱仍极受优待，住的是单间，有充足的营养品供应，医生和翻译可以自由接触……在他入狱的当天，典狱长就亲自来给他捎来了“大人物”的口信：“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然绝不会处以极刑……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8月23日是正式公审冈村宁次的日子。能容纳上千人的上海市参议会礼堂座无虚席，外面的广场上也挤满了人。礼堂外面悬挂了两个高音喇叭，实况传送庭审现场。所有人都想亲耳听到这个日本鬼子的大头目被审判的声音。

为冈村宁次辩护的是上海当时几个著名的律师：江一平、杨鹏、钱龙生。杨和江是由国民政府国防部出面聘请。江一平的父亲也是上海著名的律师，他极力反对儿子为冈村辩护，不想让他被世人唾骂。冈村也担心他不能按时出庭。但是，“在此情况下，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冈村在多年后仍然不忘江一平为其开脱之情，1961年到台北访问时，还专程登门拜望。

这一天的庭审并没有宣判，据说是因为石美瑜接到了一个南京来的电话，然后宣布休庭。

24日的战犯监狱中，典狱长又给冈村宁次通报：“对先生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处决后，斟酌情况再做宣判；而国防部方面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能等待蒋总统做决定。”

法庭背后的争论远比法庭上的交锋更加激烈，也比典狱长给冈村宁次的通报要复杂。社会舆论要求严惩冈村宁次自不必说，国民党内部，认为冈村宁次应该被处以极刑或无期徒刑的人也占了多数。

白崇禧就认为“冈村是侵略中国的魁首”，应当“依法对他进行处置”，不过，他揣摩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出了一个既能保住冈村宁次性命又能对外交待的法子：“可以用对他判处有罪，再以特赦加以减刑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守法的态度，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式的宽大政策。”然而，不知为何，蒋介石并没有接受这个提案。

汤恩伯在自己的一篇札记中，道出了判决结果的由来：“对冈村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我从反共立场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部长何应钦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的确，对冈村宁次的审理拖沓了半年时间，国共之间的战争胜负已经明朗。这位被称为“军事天才”的顾问，所谓“最丰富的反共经验”，并没能挽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不过，汤恩伯仍将其奉若神明，即便是战犯监狱也形同虚设。汤恩伯把冈村宁次请到家中，“听取有关长江下游地区防备意见”。冈村宁次也是倾囊以授：“我以壮年时期研究过的关于长江下游地区军事地理的知识为基础，陈述了我自己关于长江该如何防备北敌入侵的看法。”

结果呢？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1月26日，最后一次公审冈村宁次。中午休庭时，石美瑜将4位法官叫到审判长室，取出了已经盖上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两字的判决书：“我必须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石美瑜接着又继续说：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待命。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会被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讲到这里，所有的法官都默默地拿出笔，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下午4时，石美瑜宣判：“冈村宁次无罪。”

一片哗然，巨大的嘈杂和混乱淹没了整个法庭。

这时候，“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趁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随行的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冈村自己回忆。

“白团”阴魂

冈村宁次虽然被法庭宣判无罪，但这并不能确保他逃过惩罚。因为就在终审判决五天前，冈村宁次最大的庇护人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这让冈村宁次忧心忡忡，他1月22日的日记写道：“李对我不似蒋总统抱有好感，我的命运如何难以预料。”

然而，蒋介石的“下野”只是形式上的，实权仍旧在他的手中。也正是因此，在他辞去总统五天后，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仍旧依照他的意志被执行。

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谴责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押送给人民解放军。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

可惜，李宗仁的代总统之职有名无实，汤恩伯收到他的命令却置若罔闻，转头派副官通知冈村宁次，次日晨到战犯监狱集合，与其他一些犯人乘美国轮船回日本。

1月29日，冈村宁次登船，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0时，在上海各处贴出的“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中，这艘美国船起航，把冈村宁次送回了日本。

冈村宁次当然不会忘记蒋介石的“大恩大德”。1949年12月31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国的反共同志，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着阁下的成功。”

这时的冈村宁次，其实正在用他的方式向蒋介石“报恩”。

1949年4月，新上任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武官处中将处长曹士澄登门拜会了冈村宁次。

曹士澄是冈村宁次的“老朋友”，他193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晚冈村宁次很多届的小字辈。日本投降时，曹士澄在国民党陆军司令部任高级参谋，在受降、遣返日本军民工作中，他主要负责联络日方，与冈村宁次非常熟悉。更为关键的是，他对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起到了特殊作用。

在1948年11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如何处置冈村宁次的会议上，曹士澄作了一番很有说服力和预见性的分析。他的发言写在一张国民政府陆军便笺上，盖着“极机密”印鉴保存了下来。

除了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行外，曹士澄说：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将他释放回日本，冈村必定会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持中国的一股力量。

曹士澄到日本找到冈村宁次，就是为了一支“反共力量”而来。

两人很快商定出计划，并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和支持。从1949年7月开始，一批由旧日本军人变身而来的军事顾问，陆续从日本秘密前往台湾。这个军事顾问团，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公开披露的“白团”。

冈村宁次已经年老体衰，他本人又太过惹眼，于是推荐了原日本陆军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为顾问团团长。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由此该团又称白鸿亮军事顾问团，简称“白团”。其成员，皆是原日军中的少佐以上军官。

“白团”在台湾的用处，第一是负责设计台湾防卫计划，二是训练国民政府部队。对撤退到台湾时濒临崩溃状态的国民党军队来说，“白团”确实是非常倚重的一股力量。

当然，蒋介石为这批雇佣军也花了大价钱。台湾方面支付“白团”成员的动身费为团长20万日元，团员8万日元；每个月支付其家人3万日元；合约期满，还要再给5万日元离任费。须知那时的日元价值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1950年时，日本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才3000日元。

“白团”成员最多时是1951年，有76名日籍教官，这也是“白团”活动的鼎盛时期。特别是1949年至1950年代前期，富田直亮和蒋介石几乎每周都会固定进行一次单独谈话，可以说是蒋介石身边极受信赖的军事顾问之一。

冈村宁次逃脱了历史的惩罚，这让他至死都没有反思自己的战争罪行，没有认罪，更没有忏悔。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宁次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也许是这本书中对真实的战争罪行需要太多的掩盖、编造、矫饰，太耗心血，回忆录写完了，冈村宁次也油尽灯枯，走到了人生终点。

1966年9月，冈村宁次心脏病发作，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两年后，“白团”解散，灰飞烟灭。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