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美国左派的出现：从马克思主义到抵抗特朗普

“许多人想到特朗普在选举中的胜利让人士气低落，但是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这是美国记者莎拉·杰夫接受南方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

在2011年当“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开展的时候，莎拉·杰夫是在发生事件的地点进行报道的第一批记者之一。此前她是一名“时髦”的记者。最近十年她的采访活动遍及全美国，报道社会运动，从密苏里州弗格森的一座教堂，到美国中西部快餐工人被刺伤，到桑迪飓风之后皇后区中心组织者的家庭。

她在自己的新书《必要的问题：反叛中的美国人》中论证，正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刺激了国内最近积极活动的增加，使许多公民政治化，树立了阶级的觉悟，以至将“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运动放到了角斗场。

在极右和有法西斯倾向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杰夫对南方电视台发表的评论说，在这个时候可以动员左派，考虑到斗争和抵抗的历史。

南方电视台：当您开始写自己的书的时候，您希望向读者表达什么呢？

莎拉·杰夫：从金融危机开始起我一直在跟踪这些社会运动，观察人们面对形势的回答，看这些回答中如何发生变化，从一开始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事实是这些事情是有联系的，与一场特殊的资本主义危机有联系，我想还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些事情。人们以孤立的方式谈论这些情况，我想从整体上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谈谈我认为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

南方电视台：这本书发表在唐纳德·特朗普胜选之前，自从他宣誓就职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整体的抗议，回答（特朗普）行政命令的“闪电战”。特朗普改变了抵抗的性质、它的组织和动员了吗？它可能发生在另外的民主党总统的统治下，如同发生在奥巴马时期吗？

莎拉·杰夫：在大选之前许多人说必须把票投给希拉里。事实是抗议活动曾再次以更大的规模发生在民主党统治的时期，这对左派来说是好事，许多人想特朗普的一次胜利将让人们士气低落，事情正好相反。您知道我在脸书上有朋友，但并不是我的左派朋友圈子的人，于是我看到我的脸书充满了政治内容，我认为在这是一个有趣的气压计。人们习惯于公布他们的狗或他的未婚妻，或是他的工作或是任何东西，现在则公布他们刚参加的抗议活动。人们过去不卷入任何事情，甚至是在奥巴马时代，在发生“占领”运动或“黑人的生活”运动时，他们出现在国家所有的对话中，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开会，以便书写“圣瓦伦丁”卡片给他们的参议员，为的是让他面对人群（这样能够当着他的面喊叫）。现在这是一个不同的空间，甚至不同于在2008年至2016年出现的空间，人们看到一个扩大的社会运动和它的能量。

南方电视台：存在着一场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遗产的辩论。您认为这种遗产是什么？它的成功和失败是什么？从这些成功与失败中运动和它的组织者能够学习什么和今天将其付诸实践……

莎拉·杰夫：当我在大学里读马克思的著作时，知道人们通过兄弟情谊的节日进行抗议，当一个人是大学的积极分子时做这种消遣的事情，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联系。不存在属于一个更大的运动的思想，没有谈论向我们生活的制度提出挑战。我不想简单地说成是“占领”运动做了这些事情，这是另外的运动做的，但是中心和问题是注意到这些事情是相互有联系的，以我们看待政治的方式与变革有联系。“99%”的人所做的事情是没有脱离下层，而是确定自己与下层在一起。

“占领”运动当然没有带来华尔街的停滞，因为史蒂文·姆努奇恩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这样华尔街将重新负责我们的钱，它从来就是如此。“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做的事情确实有用的是宣告“99%的人被欺骗了”。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再次谈论阶级，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达它的方式，但是这个国家的事情从来就是在民粹主义的框架内谈论我们国家的阶级，而不是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氛围内谈论阶级。

我们已经用中等生产者和美国劳动者的领导人的话谈论阶级。唐纳德·特朗普使用一种在美国有200年历史的语言，我们已经看到他用这些连篇废话说，“我们将使美国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将归还劳动的岗位，我们将赶走寄生的、犯罪的移民，这些人不是勤奋的劳动者”。这个演说的基本内容总是允许将过错归咎于其他的下层人，而不是归咎于其他的上层人。这帮助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地使用这种语言。

“99%”的人所做的事情是没有脱离下层的人，确定他们与下层的人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有的人还在继续受上层的人欺骗，这留下空间将过错归咎于墨西哥移民，称他们“偷走了我的工作”，或是归咎于“靠公共救援生活的母亲”，这是美国两党偏爱的一种战术，至少这是我所了解的事情。

南方电视台：您能向我们谈谈左派的社会运动和美国的选举政治之间的关系吗？特别是关于这个国家的选举，两党政治和两党之间的差别正在减少。您认为左派应当占领民主党，试图建设一个新的左派政党或是存在夺取政权的其他道路？

莎拉·杰夫：我只是一个记者，只是写有关人们所做的事情，我不试图说他们应当做或不做什么事情。有时我写选举政治，但是我试图不这样做，因为这是烦人和可怕的事情，有许多记者写选举政治，但是写社会运动或劳工事务的记者很少，这样我的贡献是更多地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回到2015年，我没有预测到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的初选中）会成为希拉里·克林顿一个可行的对手。我当时想他可能得到10—15%的票，对于左派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乔·阿帕约是个乡村的政治家，他曾经掌权很长时间，他在亚利桑那州开展竞选运动，但是失败了。与此同时特朗普当选了，摆脱了乔·阿帕约，他是竞选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对我说，“我们都清楚新的委员（指特朗普）应当知道我不在他的一边，没有投票给他，我们投票是为了阿帕约获胜”。这场竞选运动在芝加哥被利用来反对州检察长，在克里夫兰用来反对区检察官。他们都是知名人物，因为他们没有起诉在芝加哥进行暗杀的警察，在克里夫兰没有起诉许多人，正是警察杀害了12岁的孩子塔米尔·莱斯，警察向他开枪，因为他有一支玩具枪。

这些竞选运动的设计是为了摆脱一个真正中了毒的人，不支持由他取代别人，特别是因为在竞选运动委员会里许多人是反对监禁的。但是在更大的范围事情是复杂的。为了再选举某个人，这些运动能够起作用吗？请别提希拉里。如果特朗普当了总统，那是制造一场“辉煌的灾难”，如同到现在他所做的那样，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可能。但是为了摆脱乔治·W.布什这也不起作用。这是复杂的事情，这是为了让人们在卷入选举政治的时候思考这些事情。

南方电视台：缠绕媒体的思想之一是，未来四年抵抗特朗普的议程应当模仿茶党的做法吗？这个提法有什么不好吗？

莎拉·杰夫：茶党所建议的许多事情确实是成功的，但是让我失望的是茶党的战略被左派完全采纳了。茶党读弗朗西斯·福克斯佩文和索尔·阿林斯基的作品，他们使用了这种战术。这样当我们说“模仿茶党的战术”的时候，表明我们与自己的历史是多么缺乏联系。茶党最大的革新是社区的组织。他们在社区里组织团体，学习法律，弄出声响……于是领导了初选。

盲目崇拜茶党是很容易的，如同对民权运动这样做也是容易的。我们不是右翼，不想关闭选择，我们需要的是让事情起作用，我们想消灭某些事情，比如遣返移民，这可能是好事。与作为机构的民主党的问题是没有发生战斗，更糟糕的是在采纳右派的战略的时候，吸纳了一项失败的战略，使其变得更加温和或更加异样。

这如同是特许的学校，不是把公共的资金给它们，而是直接给了私立的学校，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都吸收在大多数民主政治家们的遗传基因之中。如果想让他们向左移动，他们的理由是可能会完全失败的。民主党人给我们的唯一的理由是，“啊，为了上帝，这个人是可怕的”。

当这个是你的理由的时候，那么最好是不要去投票。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2月23日拉丁美洲南方电视台网页文章）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