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又一个2月28日。70年前的今天，一场台湾民众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为宗旨的起义席卷岛内，一个多月后，运动遭国民党政府镇压最终失败。史称“二二八”事件。

这原本是一场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事件”，如今却像一把利刃，横亘岛内，撕裂台湾。

民进党当局、绿营和台独分子，早早地圈好日历，要在这一天，给倒在地上的国民党再来上几脚，使劲把“去中国化”往前再拱两步。

大陆高调纪念“二二八”的消息，捅了绿营的马蜂窝。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跳出来，教训大陆“不要错过了反省的大好机会”。台湾二二八基金会执行会长也唾沫横飞，指责大陆多管闲事，“干中共何事?”，这是中共“搞统战”。

绿营们越这么闹腾，倒越叫刀哥想起一个“安静”的人——台湾光复初期的“四大才子”之一，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郭琇琮。

菁英逆子

1947年前的2月27日，一个台湾小贩引发一场血案。28日，台湾群众到省政府游行抗议反遭卫队开枪而死亡多人，继而各地民众群起暴动，包围冲击政府机关。正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得知后方台湾出事，定性为“暴乱”，派一个军上岛迅速将起义镇压下去。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梗概。

长期以来，“台独”势力不遗余力地拿“二二八”事件做文章，歪曲历史事实，挑拨省籍矛盾，制造社会对立，为“台独”强拉“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

台湾《联合报》27日评论说：“大陆有个淘宝网，只要有钱，人人可以上网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台湾也有淘宝的好地方，专供民进党享用，这个宝地叫‘历史’。不同的是，这里不必花钱就可以捞取宝物，它用的货币叫‘仇恨’”。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现实遭遇。

有些学者，把“二二八”事件解读成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湾人对外省人和中国大一统的排斥。这里有个事实需要明确，由于缺乏统一领导，民众暴动的参加者鱼龙混杂，确有极少数亲日分子混入并煽动打“外省人”，但是，多数当地人与“外省人”还是和好相处并无冲突。

历史的宏大总不免有太多的枝枝节节，从具体人的故事出发，也许可以抽丝剥茧，让历史拨云见日。

1918年，郭琇琮出生在亲日的富裕地方士绅——士林郭家，从小进入主要是日本人子弟就读的学校，接受皇民化洗礼。1938年，他考入台北高等学校第十四届理科甲类(全班共28名学生，台湾人只有4名)，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东京工业大学，留校一年后，进入台北帝大医学部就学。

在台北帝大就读期间，郭在骑马、游泳、田径、音乐上都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然而他偏偏不愿做个“良民”。当时台湾总督府在各地成立“皇民奉公会”分会，全面推动皇民化运动。

郭与几个有抗日思想的学生手写孙中山遗嘱并在上头盖手印，结拜为兄弟，组织读书会，一起研读《孙文学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郭琇琮又与同学筹组秘密反日团体，准备在祖国军队登陆台湾时发动武装起义。

1944年1月，台湾总督府公布鼓励台湾人改用日本人姓名的办法，把“皇民化运动”推向极致。4月15日，日本宪兵队在学生密探配合下，以“研读汉文、习北京话、抗日”的名义，逮捕郭琇琮及其他高校具有抗日民族意识的台湾师生。

郭琇琮被捕后，日本宪兵边拷打边问他，像他那样在日治台湾社会下受惠的菁英份子，为什么要抗日。郭琇琮回答：“身为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人，尽管个人的生活比别的台湾人安定富裕；但这种个人与日本人的‘平等’，不过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耻辱罢了!”

最后，郭被打断肋骨，判刑五年。

青年领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义勇队特派副总队长张士德以国民党上校军官的身份返台，亲自到台北监狱，把郭琇琮等人从牢房里接出来。在这个时期，郭琇琮与同时坐牢的几个学生一起，建立台湾学生联盟，“迎接祖国”，办国语学习班，学国语，研读三民主义，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在弟弟郭琇琳眼里，郭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当年之所以顺从父亲的意思学医，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救世。他甚至立志要当台湾的‘史怀哲（人道主义者，献身非洲医疗事业）’呢！”

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现实?国民党当局和台湾省省长陈仪，把国民党的官僚腐败、施政不当、舔跪美军统统带到台湾，接收变劫收，台湾百姓的心境，由原来的兴奋和期待转变为失望和愤怒。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反对独裁，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口号，很自然地让郭琇琮这样的进步青年心向往之。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民主，不是被美国拿来给霸权主义当羊皮，被民进党跪舔成圣经的民主;这里的独立，更不是民进党割裂歪曲的台湾独立，台湾人自决。

彼时，大陆国统区学生正在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同样，台湾民众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积累的矛盾已如干柴烈火，最终在1947年2月27日，因为警察上街缉查私烟时开枪伤了小贩并打死一名路人，火星爆燃，渐成燎原。

事件爆发后的3月4日，中共地下党通过李中志找到郭琇琮，将台大校本部、师范学院、台大法商学院和延平学院等各校学生编组为三个大队，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攻打行政长官署，郭琇琮任副总指挥。

当天入夜之后，天空下着微雨。郭琇琮蒙面佩刀，把学生分成几个小队，然后指令各队分几路去劫南机场的弹药仓库，解除国军的武装。但是，他们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预定由万华方向过来会合的乌来泰雅族同胞还是没有来。

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武装斗争行动没有落实。作为指挥部联络员的叶纪东前往马场町找郭琇琮，要他取消行动计划。可郭琇琮还是坚持到黎明前，确定起义的确没有可能性时才解散队伍。

3月9日，增援的宪兵与国军陆续登陆，台北戒严，到处都是枪声。郭琇琮在事变期间一直以化名“林逸俊”活动，再加上他始终蒙面指挥，身份没有暴露。事变后，他逃到三重埔而幸免于被捕杀。

美好的世纪

“二二八”事件后，郭琇琮的思想陷入同台湾环境一样的苦闷。但他的苦闷没有持续太久。中共地下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廖瑞发决定吸收他入党。

据说，廖瑞发特地提了一盒蛋糕找郭琇琮。盒子里头装的不是蛋糕，而是一大迭钞票，以此试探郭琇琮是不是一个贪图小利的人。结果到了傍晚，郭琇琮下班回家，看到家里摆着的那盒蛋糕，问明情况后立即提起盒子，按照字条上的地址，退还了蛋糕。

1947年6月间，郭琇琮经由廖瑞发吸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担任台北市工委委员。1950年5月2日，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郭琇琮被捕并判处死刑。

临刑前一天，他的妻子林雪娇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字：

如果我活下来，我一定会把你的一生写下来；你在这短短33年的一生，做了他人五十年、一百年都做不完的事。题目我已经想好了：《美好的世纪》。但这题目好俗气，怕你会不喜欢。

而他在写给妻子的小纸条上写道：

雪娇，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将骨灰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的生活下去……

土壤与尘埃

蔡英文当局正在岛内极力推动“转型正义”，民进党“立委”这几天也发出提案，要求各级学校拆除蒋介石铜像，再度发起“去蒋化”，激进“独派”则扬言冲击中正纪念堂……

显然，绿营中的“绿蝇”们摆出要将“二二八”事件深挖到底的阵势。但是，这一系列动作，不过是对“二二八”的又一次“消费”，“把二二八当成政治提款机”，掩饰自己的施政无能。民进党的最终目的，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倒蒋”，而是为了“去中国化”，要实现台湾独立。

如果把郭琇琮和“二二八”写进民进党的历史书里，这段历史就是一部台湾被荷兰、郑成功、满清、日本、中华民国，现在要被大陆“统治”的“殖民史”，一部外省人欺压台湾人的悲惨史。

如果把郭琇琮“二二八”写进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史书里，这段历史就是一部四万万同胞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砥砺抗争、苦难辉煌的悲壮史。

悲惨，与居高临下的怜悯相连；悲壮，同心悦诚服的敬意相通。

现在台湾的天然独、太阳花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郭琇琮在生命行将结束前，想到的是空心菜，而他出身大家闺秀的妻子，会把他苦难动荡的一生，取名叫“美好的世纪”。

郭琇琮是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进步青年。他目睹了台湾岛上发生的一切，被现实激起的打破黑暗、争取光明的夙愿，同远在大陆的仁人志士们一脉相连。郭琇琮的思想演进历程，成为一条清晰可见的逻辑线，把台湾和大陆民众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串联在一起。不论就思想脉络还是现实线索而言，“二二八”事件都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郭琇琮和那一代有理想的死难志士，不是可怜兮兮的受害者，不是挑拨统独，激化族群矛盾的工具，他们是寻求自我和民众解放的抗争者，他们的崇高还在于，他们希望“化作春泥更护花”，甘作一抔默默无闻的土壤。

而那些挑拨统独，激化族群矛盾，故意遗忘郭琇琮们的人，不过是一时得意的尘埃。

土壤毕竟是土壤，而尘埃只能是尘埃。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