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日，一份名为《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报告发布。这份调查报告由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办公室发起，并由兰德阿罗约中心战略、原则和资源计划组执行。兰德阿罗约中心是兰德公司的一部分，是由美国陆军发起的一个有联邦政府基金扶持的研发中心。该报告研究了如何在非军事手段的范围内利用美国的相对优势来应对潜在对手，认为这是超越于传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上的新的高效可行的国际竞争手段，并将其命名为“强制的力量”。按照该报告的构想，颜色革命、网络攻击、金融制裁等，将成为美国今后一个时期更加强化与倚重的对外攻击手段，以达到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巩固强化其世界霸权的目的。

由于兰德公司在美国智库领域的影响力，以及这个报告作为美国军方决策参考所可能发挥到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本文由察网全文翻译，报告原载www.rand.org/t/rr1000，编译者伍骊驰。本文原为报告第四部分。

5.支持敌对国家的反对派

美国会想尽办法支持敌对国家的反对派。提供军事或非军事援助，虽然前者会被认为是代理性硬实力。最有效的强制性杠杆效用便是对侵犯美国利益的政权实施政治威胁，甚至威胁其政权存亡。鉴于民主反对行动多发且打击力度大，加之社交网络及新型政治组织的兴起，支持民主反对行动卓有成效。过去五年里，伊朗，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乌克兰，以及很多政权稳固的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势，民主反对派发展迅猛。而其行动结果也大不相同，有严重打击(伊朗)，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进程(突尼斯，乌克兰)，有政权的完全替代(埃及)，有内部混战(叙利亚)，还有分裂(乌克兰)。

通过对上个世纪案例的研究，基础深厚，策划周全的非暴力运动数量是暴力运动的两倍，而非暴力运动也更容易取得稳定的民主成果。虽然国内组织，抗议，罢工，政权倒戈，联合抵制，以及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比外部支持更加重要，但非暴力反对派获得外部支持后比暴力反对派更容易获得预期结果。支持武装反对派收效甚微且明显风险更高——甚至会导致美国使用武装力量(这就失去了使用强制力量的目的)。在任何案例中，无论介入国或群体的内部形势多么复杂，无论行动是否正义，美国都需要明确自己的能力范围，有效控制收益。

虽然非暴力反抗不像武装反抗那样依赖外部支持，但美国和其他有能力又有责任心的民主国家依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定帮助。资金援助，支持免费媒体，吸引国际媒体注意，谴责残暴政权，影响有叛意中坚力量，支持社交网络活动，最有趣的是，劝阻武装反抗行动，虽然明知他们效果最明显。随着信息透明度渐提升，媒体也日益全球化，所有社会团体包括封闭国家都已暴露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影响海外政权的机会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

民主反对势力的崛起给美国提供了行使强制力量的机会。但三个不同目的需要明确区分区分：鼓励改革，替代政权，强制改变其外交策略。第一个目的是软实力——值得做但收效甚微，可作为硬实力的替代方式。美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众多国家支持民主组织(简单说三个，埃及，中国，伊拉克)但并无强制目的，更不用说推翻政府。第二个目的，代替政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强制力量，反对派和美国联合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政权：如果不给予新政权激励措施改变其行为，美国就失去了强制性优势。除了放弃政权，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根本无法摆平美国及其盟国。

支持政治反对派的第三个目的——强制改变其外交政策——可能会造成两难困境：如果美国为了遏制损伤美国利益的敌对政权而支持民主反对行动，那即使敌对势力采取了更负责的过激行为，美国也很难放弃对反对派的支持。如果把国内政治压力作为强制力工具，那必须谨记美国及其他组织的目的各有不同：美国要的是其接受国际规则;而反对派想要的是一个新国家。

支持敌对国家反对派是情报组织的传统工具，但他们并不承认，不仅是因为情报行动并不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反对行动如果与中情局或军情六处合作将名誉扫地。实际上，这些行动通常被指控与国外情报机关勾结，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可能误判了美国支持国内反对势力的能力，但这些看法使政权当局拥有足够动机和政治理由推翻国内反对势力。美国染指国外民主运动可能同时伤害美国政府和反对行动。支持反对派的黄金法则是受他们引导。

虽然，美国政府有能力对反对派实施鼓励和援助，但这并非唯一办法。在很多案例中，非政府组织也有强烈愿望帮助反对派。当然，对美国决策人来说，如果不是官方合法授权，进行政策调整将面临巨大压力。更何况非政府机构并无意实施强制力，而仅仅是为了让目标国实现变革。例如，西方民主非政府机构在俄罗斯的运作并非要结束备受争议的普京政权，尽管普京当局曾试图干涉乌克兰。当然，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不愿被政府利用成为美国政策的代理人(虽然国外机构持怀疑态度)。

因为政治挑战对政权有极大的威慑力，如果可以实现对目标国行为的校正，这将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高回报强制工具。当然，这也可能导致导致国内形势的恶化，如伊朗。在俄罗斯的案例中，甚至还导致了非政府组织的解散以及外交政策的恶化。因为普京为了赢得国内不断下降的支持率，在准外国挑起事端，宣扬所谓的民族主义。矛盾的是，政治反对派势头越强，就越不受控，政府反应也可能更强硬。

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警示故事。2010年突尼斯的政治剧变发展猛烈，因此是唯一产生民主政权的地方。在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有足够的组织赢得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后的选举;然而他更希望实施伊斯兰教义而非成立有效政府，因此他们继续了独裁管理。在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遗留的地理，种族及宗教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如今被所谓的伊斯兰国利用。在叙利亚，起初的民主起义转变为了宗派间内战，暴行，暴力极端主义，外国干预甚至蔓延到了周边领过。虽然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行动并没有在中东地区成功推进，但其释放的暴力行动表明美国对政治动乱的控制力远不如其在开始时的促进力。

支持不同国家的反对派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伊朗对内部分歧的抵抗力最差，很容易使用暴力进行反抗。俄罗斯相对较难，普京对西方不信任，又推崇民族主义，因此俄罗斯民众更希望有稳定长期的领导人。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政府目前没有面临大规模的反抗行动，但若中国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或衰退，这一情况可能会改变。美国政府对于煽动中国国内政治反对派应非常小心(be very careful)，避免触及分裂主义反对派。

即使美国的敌对势力能够镇压国内的反对派，他们还需要解决国外反对派。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政策行为滋生了周边邻国的反对派，位于东欧，中东以及东亚。为了帮助提升“前线”国家的防御能力，逐渐降低他们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依赖，美国为其提供军事装备及军事训练，但此举又易被敌对势力理解为威胁事态发展。中国对于区域性反对派及逐渐增长的美国影响力极其敏感，俄罗斯和伊朗相对就平和些。盟军的军事实力可以被视为美国硬实力的延伸，他们可对敌国产生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鉴于美国在关键地区使用武力的难度越来越大，美国(或其盟国)对弱势国家的军事援助已越来越重要。然而，为了整体提升地区能力，这种援助必须持续，因此失去了强制操控敌对国家的能力。而在危机中，给予国内反对派军事援助就有一定的强制价值，可有效影响敌国的行动。人们不禁要问，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时，如果给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训练，普京是否会停止他的入侵性不稳定政策，抑或是使事态恶化。(兰德阿罗约中心发布，原作者是David C. Gompert，Hans Binnendijk，伍骊驰译。)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