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形势空前错综复杂和空前激烈，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当前香港政治两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拒中抗共」阵营（简称「反对派」）的势力较前有扩张，但是陷于空前严重的分化和分裂。

　　经历「占中」之后，反对派由原先仅由「泛民」增加了一股新力量，即冒起于「占中」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后者又分为两支，一支是公然「港独」派，一支是隐然「港独」派亦即「本土自决」派。

　　在去年9月4日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中，和去年12月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反对派整体都取得了较前一届立法会和前一任行政长官选委会多的席位。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反对派呈现前所未有的分化和分裂。

　　「泛民」整体在「占中」运动中处于被动位置，从而，「泛民」的两大政治团体民主党和公民党失去了对反对派的领导地位。尽管「本土分离势力」人数少于「泛民」，至今仍以若干极小规模的团体加之标榜独立的人士为其存在形态，但是，他们却在思想政治上迫使「泛民」向激进和极端的方向滑去。

　　「本土分离势力」尚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派别。在当前行政长官竞选中，他们中间若干团体和个人与「泛民主派」的个别极端团体结盟，表现为梁国雄决定参选。

　　反对派难达成共识

　　「泛民」主要政治团体尚未推举一名代表参与行政长官竞选，颇大程度同他们思想政治分歧相关。公民党在思想政治上趋向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中的「本土自决」派。民主党接受「本土主义」而反对「港独」。加之，「泛民」政治团体普遍刚完成领导层的新老更替，年轻一代偏向激进，与仍然拥有不可低估影响力的年长一辈处于内部磨合和整合阶段。

　　共同的基本政治立场「拒中抗共」，以及「泛民」的极端势力与「本土分离势力」结盟，使反对派尽管分化和分裂却仍能保持整体性。其「整体性」表现在共同对抗中央关于新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表态。其分化和分裂表现在他们至今未能就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和投票策略取得共识。

　　第二个现象是，建制派呈现前所未有的分歧甚至分化。

　　表现在：一、四位属于建制派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在若干重大政治议题上呈现分歧，若干人士故意将自己的政治色彩在「蓝」底之上增添「黄」色；二、建制派政治团体以及其他团体对于下任行政长官合适人选的意见不一。除新民党因为其领袖叶刘淑仪参选而对人选容易有成见外，其他一些团体和重要人士，或者基于政治取态有差异，或者出于个人恩怨或既得利益，对于下任行政长官合适人选的看法至今尚未形成最广泛的共识。3月26日投票可能「流选」的风险，既来自反对派控制了行政长官选委会的逾四分之一席位，也来自建制派尚未形成足以粉碎反对派阴谋的团结。

　　建制派本来就是一个「统一战线」，其内部各政治团体以及其他团体，在政治观点上不完全一致，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有异，加之多年来形成若干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当前行政长官竞选中暴露分歧甚至呈现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应当汲取的教益是，建制派的团结不能仅仅或主要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纽带，而是需要同时锻造共同政治思想基础。

　　在当前行政长官竞选中，若干建制派参选人呈现「局部非建制派化」，同时，一些反对派选委愿意提名「局部非建制派化」的建制派参选人，对于香港政治演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若干人士「蓝」中带「黄」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香港趋于社会和谐的健康因素。曾俊华和胡国兴持有这样的观点，一些愿意提名他们为正式候选人的反对派选委也持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亲反对派的社会舆论中不乏市场。

　　当一个人甚至一个政治团体仅仅停留在口头和文字谈论那样一种观点所鼓吹的政治现象时，因为没有付诸实践而不会对香港政治产生实质影响。问题是，行政长官竞选是选举产生未来五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特区政府的首长，假如「蓝」中带「黄」者当选，果真推行不以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为依归或者逾越该决定的政改，或者果真要在香港本地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立法，试问：建制派能同意吗？中央会允许吗？香港社会已有的政治严重撕裂和对立将是缓解抑或恶化还需赘言吗？

　　必须指出，若干建制派人士「局部非建制派化」与一些反对派选委相互拉扯，对建制派阵营的负面影响，大于对反对派阵营。主张提名「局部非建制派化」者的反对派选委绝大多数既不是「泛民」政治团体成员，也不属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他们的行为不会对「泛民」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在今后立法会、区议会竞选中造成损害。「局部非建制派化」如不加以制止和防止，则将侵蚀特区的管治。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