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欧洲大陆仿佛陷入了“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泥潭无法自拔。“沦陷”地带从法国巴黎、德国柏林、英国伦敦、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古老都城，蔓延至诸如法国尼斯、鲁昂和德国罗伊特林根、安斯巴赫等二三线城市；作案地点从地铁、火车蔓延到杂志社、体育场、庆典场所、购物中心和教堂；作案手段涵盖冷兵器的疯狂砍杀和现代的枪击、爆炸、车辆冲撞；作案人员不仅有中东国家的难民，甚至还有越来越多的本国居民和移民后裔。一时间，欧洲民众谈“恐”色变，许多老人感慨道：“我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恐怖袭击，现在世道变了，随时随处都有可能发生恐怖袭击，伤亡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惨案已经达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这一切都说明，欧洲已经呈现出了全新的恐怖主义活动图景，成为新的恐怖主义袭击多发地，其反恐工作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欧洲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三次恐怖主义袭击浪潮。第一次浪潮以俄罗斯等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实施的暗杀、爆炸为代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第二次浪潮产生于殖民主义体系瓦解、民族解放与民族自决运动风起云涌的大环境中，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狂飙突进。第三阶段始于2001年的“9·11”事件，以宗教极端主义为核心思想体系的“全球圣战”运动为主要表现。“全球圣战”运动又可分为雏形阶段和初级阶段。雏形阶段对应着webl.0技术阶段，以“基地”组织制造“9·11”事件为起点，以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为终点。初级阶段对应着web2.0网络技术阶段，以“伊斯兰国”2014年宣布建国为起点。据英国情报机构2015年6月公布的“伊斯兰国”网上招募和宣传资料，“伊斯兰国”明确将自己定位成伊斯兰世界的解放者、中东民众苦难的复仇者和中东地区2015年终结者。“伊斯兰国”认为，这个世界的终极矛盾是真主主权的乌玛体系与当代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所有的世俗主义，其本质都是和古兰经的神圣教义以及伊斯兰世界作对。在这一逻辑下，“伊斯兰国”到处疯狂发动“圣战”，并把自己屠杀平民、恐怖袭击的恶行解释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附带伤亡。

当然，最为“伊斯兰国”恨之入骨的头号敌人是美国，其恨不得把每一枚炸弹都投向美国，但无奈美国自“9·11”事件后大力加强了本土防卫，使恐怖袭击很难得逞，因此“伊斯兰国”才退而求其次，把矛头转向跟随美国进行反恐但防守相对薄弱且离自己更近的欧洲。当前，大约5000名来自欧洲的“圣战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在经过极端思想“洗脑”和血腥战场“洗礼”后，他们的回流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欧洲各国不可能像美国严查外国人一样，将本国公民拒之于外。一旦这些人凭借正式身份回国，相关的执法与安全机构难以有效地甄别、控制具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员。而据报道，一些欧洲国家的出入境海关、移民局等相关部门人员被“伊斯兰国”暗中通过金钱等手段拉下水，进行“难民接收合作”，这极大提高了“圣战分子”潜入欧洲、躲避检查的成功几率。再加上申根各国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他们往往还可以频繁流动于各国之间，这给欧洲各国情报机构的监控造成极大困难。据目前初步统计，已经有大约500多名“圣战分子”回流欧洲，仅比利时境内就有约100名。从犯罪心理上来看，这些“圣战分子”在实施恐怖袭击前往往会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选择自己较为熟悉、便于逃逸并隐藏的国家或场所实施犯罪，因此他们的来源国一定程度上更易于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欧洲内部空虚的安保防线也为恐怖袭击大开方便之门。如2015年8月，一列从荷兰开往法国的高速列车上发生了枪击案，导致3人受伤。事发列车虽然跨越法比荷德4个国家，但列车员只会核对乘客的车票信息，对其随身行李不会进行任何检查。这意味着，恐怖分子可以携带枪支弹药轻松出入欧洲多国。比如，一名恐怖分子可以在布鲁塞尔组装人体炸弹用的自杀背心，然后畅通无阻地将其携带至巴黎并予以引爆。除列车外，欧洲航空业的安全状况也让人担忧。许多航空公司推出电子机票，规定在欧盟境内乘坐航班只需携带机票和身份证件即可，且不会认真核对登机乘客是否为本人。有反恐专家大胆指出，这一状况如不改变，则“9·11”式的飞机炸弹很可能在欧洲上空出现。

雪上加霜的是，欧洲国家的情报工作并不完全适应反恐的需要。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等大国的情报机构皆具有浓厚“高、大、上”冷战印记的工作机制、组织制度和文化，无法对恐怖袭击进行灵活、高效的预警。如2016年12月19日的德国柏林恐怖袭击案前，被“伊斯兰国”招募的突尼斯人阿姆里曾在互联网上搜索如何制造爆炸装置，而且用社交软件与其上线至少联络过一次。另外，他还被美国列入禁飞人员名单。但德国情报机构愣是没有发现阿姆里即将犯罪的企图。再比如2012年图卢兹袭击案中，嫌疑人穆罕默德——梅拉赫轻易逃脱了法国情报机构的人力侦控，然而根据美国的方式——借助计算机监控电信网络则很容易实现对嫌疑人的严格监控。法国反恐顾问让·查理·布里扎表示，不间断监控一个嫌疑人需要10到20人，没有哪个情报机构有这样的人力对从叙利亚返回的所有可疑人员进行全面监控。因此法国急需依赖信息技术建立完善的情报信息网络，以有效监控恐怖主义嫌疑人。由此可见，就连德、法这样欧洲大国的情报机构都难以单独对恐怖分子展开监控，欧洲各国情报机构理应进行情报共享，合力应对恐怖袭击。在欧盟反恐协调员德克尔绍韦的一再呼吁下，欧盟成员国增加了向某些共用数据库（包括“申根信息系统…’欧洲刑警组织焦点旅行者数据库”等）提供的情报量，但这根本无法满足反恐的情报需求。尽管如此，欧洲各国至今无法就更进一步的情报共享达成共识，原因在于各国普遍担心，更大程度的情报分享会暴露情报来源和搜集方式。

不一般的恐怖分子

除了欧洲自身的安保漏洞，恐怖分子越发狡猾、难防和暴虐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给欧洲的反恐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目前来看，由中东乱局引发的难民潮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最大“掩体”。据媒体报道，一名打入“伊斯兰国”的叙利亚特工透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利用难民潮潜入欧洲的秘密计划已经成功，他们利用“人蛇集团”混进了逃往欧洲的难民人潮中，并以难民的言行举止展开活动。两名从事难民走私的土耳其“蛇头”印证了这名特工的说辞，其中一人更是承认曾协助超过10名受过训练、伪装成难民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潜入欧洲。此外，恐怖分子还能轻易地搞到叙利亚护照。如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案后，警方在袭击者的一尸体旁发现了一本叙利亚护照。四天之后，塞尔维亚警方发现他们逮捕的一名男子所持有的叙利亚护照与恐怖袭击现场发现的几乎一模一样——它们有相同的姓名、出生地和出生时间，唯一的区别是照片不同。塞尔维亚官员称，这已经是当年发现的第八个持有相似护照进入欧洲的难民了。随后，一名《卫报》记者在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先后遇到两个不同走私集团在兜售叙利亚护照。其中一名走私贩称，可以从叙利亚大使馆获得真的叙利亚护照，耗时4天，需要“好处费”2500美元。另一名走私贩承诺在10天之内搞定一整套足以证明“叙利亚难民”身份的伪造文件，包括叙利亚护照、身份证和出生证明，报价250美元。有了以上这些便利条件，大批恐怖分子浑水摸鱼潜入欧洲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为了提高恐怖袭击的震慑效果，“伊斯兰国”的袭击方式还逐渐由“独狼式”为主向类似战斗小组的“群狼式”转变。2013年至2014年间，“伊斯兰国”共发动了1600余起恐怖袭击，其中750余起为“群狼式”作案。恐怖分子往往选择在同一时期或密集地段内，集中在单一国家或单一城市，采取“遍地开花”的方式在多个地点多次实施恐怖袭击。据统计，在所有国家中，法国经历的“群狼式”恐怖袭击比例最高，达40％。2015年11月13日晚，法国巴黎相继有7处地点发生枪击和爆炸，其中负责策划的是隐藏在比利时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而参与袭击的既有法国裔的中东北非移民，也有假扮难民身份从希腊潜入法国的极端分子。与“独狼式”相比，“群狼式”袭击的杀伤力更大，造成袭击目标的他体平均致死率高达2.84人／起，相比之下“独狼式”的他体平均致死率为2.35人／起。不难看出，当前“伊斯兰国”进行恐怖袭击的目的性更为明确，即通过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当然，杀人并不是“伊斯兰国”的唯一目的，通过杀人造成更大的恐慌性影响和获得各国恐怖势力的投靠与效忠，才是其终极目的。这正如美国兰德公司的著名反恐专家詹金斯曾经讲的一句名言：“恐怖主义是一个剧场，恐怖分子想要很多的人看，而不是很多的人死。”如果说恐怖主义在20世纪是一个本地化的小剧场，那么，到21世纪，这个小剧场就变成了全球范围的大剧场。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残暴还不断打破人类良知的底线，将儿童纳入未来的主要兵源之一。“伊斯兰国”绑架儿童，训练他们察探情况或充当“人肉炸弹”发动自杀式袭击早已不是秘密。总部设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曾发表报告称，“伊斯兰国”培养童子军的手段极其残酷。每个孩子每天都要接受8个小时的训练，内容有格斗、武器使用、近距离射击等，“出山”后便会执行作战和间谍等任务。据一位逃出“伊斯兰国”训练营的孩子称，为培养儿童的戾气，训练营里的孩子会被分到一个玩具娃娃和一把刀，超过120个孩子列队排好，教官一声令下，他们便挥动手中的刀切下玩具娃娃的头。目前，“伊斯兰国”已经将培养出来的童子军投入实战。从2015年8月到2016年2月，“伊斯兰国”共发动254场由童子军冲锋陷阵的武装军事行动，其中12次行动中还让他们处决囚犯。将来，一旦这些童子军潜入欧洲，必将给欧洲的反恐斗争带来新的更大挑战。

难解的困境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学者和媒体从立法、司法的角度对欧洲的反恐困境进行了解读，但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找到欧洲很难在短期内摆脱恐怖袭击的根源，还应从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因和滋生恐怖主义土壤的角度着手。

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反恐战争亦不例外。“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把所有责任抛给恐怖主义，尤其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承担责任。于是乎，反恐战争就成了维护“民主自由”这一政治的继续。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先是出兵阿富汗，把塔利班赶下台；然后开进伊拉克，生擒萨达姆；接着又攻打利比亚，击毙卡扎菲；现在又插手叙利亚，试图推翻其现政府。可以不夸张地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各种反恐行动几乎都是假借“民主自由”之名，行地缘政治利益之实。然而，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中东的反恐规划非常短视，这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2015年5月所告诫的，美国在中东根本就没有战略，只知道打打杀杀，而懒得去做长远规划，包括如何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结束人道主义危机、实现地区稳定。因此可以说，欧洲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把反恐战争“打偏了”，结果在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制造了大规模的持续战乱和大批难民，还连带给自己带来了大麻烦。当然，我们不能说恐怖主义就是“推广民主”的恶果，但至少以现在所谓的民主观念和方式进行反恐几乎是没有成功可能的，反而会继续制造新的恐怖主义。也就是说，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许多冲突方对美国的威胁程度并不亚于“伊斯兰国”。就算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占领“伊斯兰国”全境，也不会出现天下太平的景象，它只会把战争带入下一阶段，即由另一冲突方接替“伊斯兰国”继续跟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作对。

此外，欧洲内部也存在着滋生恐怖主义的深厚土壤。作为一种高度现代化的人类社会行为，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兽性行为，它的本质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政治反抗。中东地区虽然不乏战乱甚至屠杀，但是它并不孕育这种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混合物。欧洲的穆斯林群体之所以表现出了更为激进、极端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相比于主体族裔，穆斯林群体承受了更大的压迫，也处在了更绝望、更困窘的地步。斯坦福和索邦大学的学者曾通过炮制“能力相当的”虚构简历去申请工作，发现拥有穆斯林名字的“虚拟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远低于其他人，雇主普遍对穆斯林有歧视。根据欧盟的移民融合报告显示，在近几年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欧洲，欧洲国家穆斯林移民的贫困率和失业率显著高于主体族裔。事实上，在更可能爆发与西方文明冲突的老一代穆斯林群体中，安分守己、沉默寡言才是常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相比于在母国的生活，仍然是满意的。这些移民的子女却很难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接受这种压迫，因为他们的观念已经高度欧洲化了。作为欧洲人，他们恰恰不能忍受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压迫。他们不是因为穆斯林而反抗，而是因为受压迫而反抗。穆斯林群体的身份，是被他们作为一种动员资源而运用的。这正如美国保守派学者马克·施泰恩所说：“对美国来说，反恐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的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因此，消除少数族裔在欧洲的结构性不平等、不公正，实现社会的团结和共同发展，这才是欧洲反恐战略真正成功的保障。当然，对于欧洲来说，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