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傅拉都这个名字却不太为人所知。实际上，他们两人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医生，都参加了1936～1939年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此后又都来华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不同的是，白求恩在中国战场上以身殉职，而傅拉都却一直战斗到了抗战胜利，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又来华工作。

2016年6月在访问波兰前夕，习近平主席在波兰媒体发表《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一文，其中特别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

从西班牙到中国

斯坦尼斯瓦夫·傅拉托（犹太名是塞缪尔·莫伊泽·傅拉托），1910年6月出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傅拉都是他的中文名字。1929年考入华沙大学法律系，不久赴法国巴黎大学学医，在那里加入了犹太人大学生左派组织一一“斗争”，后又参加了波兰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傅拉都毅然参加了由各国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援助共和民主力量。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于1939年3月率领一支纵队撤退到法国。

在挪威救援中国与西班牙委员会安排下，1939年8月，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他们是：波兰医生陶维德、戎格曼及夫人、甘理安及夫人甘曼妮，捷克医生柯理格，苏联医生何乐经，匈牙利医生沈恩，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值得一提的是，白求恩大夫也是在这前后从西班牙来到中国的。傅拉都医疗队于9月13日到达香港，受到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人宋庆龄的迎接。随后，在保盟的安排下，他们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于10月16日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一一贵阳图云关。傅拉都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顾问，担任卫生勤务指导员，后又受聘为691医疗队队长，率队奔赴湖南、湖北战场，积极救护伤病员。在湖南湘阴，傅拉都还举办了一个军医训练班，培养了诸多中国学员。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友情谊

傅拉都医疗队中多数人是共产党员，因此想方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根据地工作。为此，傅拉都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人面谈过数次。1940年夏，傅拉都在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要与八路军一起抗日。周恩来向他们解释道，只要在抗日战线工作，无论在哪个地区，都是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傅拉都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去重庆，还认识了董必武、邓颖超、王炳南等人，并为八路军办事处许多人治过病。董必武患病经傅拉都治疗迅速康复后，高兴地称傅拉都为“华佗一傅拉都”。傅拉都也笑称，我与中国神医同名。

傅拉都与王炳南有一段生死之交。据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回忆：“父亲在中国工作，很快能说流利的中国话。有一次，父亲听到国民党特务密谋逮捕王炳南，那些人不知道他能听懂。父亲以最快速度将此事告诉周恩来。周恩来请父亲帮忙，父亲随后用救护总队的车，帮助王炳南成功逃脱。”当时，傅拉都身穿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制服，又有外国医生的特殊身份，持有来往各地的护照，利用救护总队的汽车将王炳南安全地护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对傅拉都表示感谢，并决定将王炳南的身份公开，任命他为八路军办事处上校秘书。

战斗在印缅战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亚洲实行“远东战略计划”。按此计划，英美联军进入缅甸、印度作战，中国则派出远征军，与英美军夹击日军，打通滇缅公路。不久，救护总队抽调人员组成三个医疗队，于1942年3月20日从贵阳出发赴缅。1943年11月20日，中缅印战区司令美军史迪威将军致函中国军方：请派在华中国红十字会外援志愿医师八人至十人至印度兰姆伽医院服务。经救护总队确定，傅拉都与罗马尼亚医生杨固，波兰医生陶维德，德国医生贝尔、顾泰尔、孟乐克，奥地利医生富华德，捷克医生柯理格、纪瑞德，苏联医生何乐经共十人组成医疗队，首批派往印度，领队就是傅拉都，现存档案中的许多汇报材料都是傅拉都亲手写的。医疗队于当年12月31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此后在印度、缅甸前线工作一年零八个月，直到日本投降。他们先在兰姆伽医院工作，后到训练营里担任教官，负责培养中国军队医护人员。1944年，一批中国军人乘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印度，在印度东北边境及缅甸北部与日军殊死战斗，采取分散作战办法，以营、连为单位各自为战。傅拉都等外籍医生被直接派往作战单位服务，冒着敌人炮火，把伤员送到野战医院治疗，并且还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作为中国军队与美国医疗队之间的“联络医生”。

战后的曲折经历

抗战结束后不久，傅拉都从兰州乘飞机经苏联回到祖国波兰。

上世纪50年代初东欧一些国家出现肃反扩大化的现象，傅拉都也受到审查，被关进了监狱。这次，曾经奋不顾身援助中国的傅拉都却得到了中国的救助。克里斯蒂娜回忆道：“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波兰访问，向波兰领导人提出要看望老朋友傅拉都。于是，父亲立即被释放，搬进波兰总统府附近一所高级住宅。”195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他发现，年富力强的傅拉都竟然处于“被冻结”状态，闲散在家。波方称是因为傅拉都历史问题没有审查清楚。王炳南细问之下，才知道是指抗战时他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经历。波兰有人问，为什么他替国民党政府工作？王炳南立即向波兰共产党中央提供了傅拉都在中国的相关材料，冤案才得以澄清。傅拉都经历狱中磨难，身体每况愈下。他从事医学研究，在血清研究方面取得成果，但受邀去美国做学术交流时波兰政府不允许他去。傅拉都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的医学研究。

经中国政府与波方商议，1957年，傅拉都出任波兰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带着妻子儿女重返曾经战斗过的中国，其后在中国工作七年，走遍了中国各地，与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友谊进一步加深。1959年他参加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的一系列庆典活动，回想起20年前在中国度过的艰苦岁月，目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有一次出差路过株州、衡阳，他坐在火车上目不转睛地向窗外眺望，激动地对中国翻译说：“你知道吗？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几乎都有我的足迹。”

1964年，傅拉都回到波兰，在外交部担任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司长。在中苏争吵逐渐影响中波关系的情况下，傅拉都极尽所能维护中波关系。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生“六日战争”，苏联、东欧各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急剧恶化，波兰也出现了反以、反犹情绪，身为犹太人的傅拉都被视为有“亲以”嫌疑而遭到解职。1972年8月2日，傅拉都因患癌症辞世。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傅拉都。

1996年10月9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会”。傅拉都的战友甘扬道医生和克鲁格医生参加了会议。与会者高度赞扬了国际纵队中包括傅拉都在内的22位医生离开西班牙后来华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义举。

2001年，傅拉都的好友、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在为笔者主编的《犹太人在中国》画册所写的序言中专门提到：“一批曾参加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医生后来也来到了中国，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他们总共约20多人，都来自中欧和东欧，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包括领队斯坦尼斯瓦夫·傅拉托医生。”

2015年9月，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与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的其他后裔应邀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并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2016年11月22日，“纪念西班牙国际纵队成立80周年：缅怀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傅拉都医生”学术报告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国际知名制片人杰瑞·卡尔森正在筹拍两部关于傅拉都的电影：一部是纪录片，将分别赴波兰、法国、西班牙、中国、印度、美国采访当年与傅拉都并肩工作过的战友及其后代；另一部是故事片，拟在纪录片的基础上撰写剧本并邀请国际导演及演职人员共同参与。

在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中，矗立着刻有22位国际医疗队队员姓名的纪念碑，傅拉都的名字也在其中。他们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本文作者为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