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物质主义具有多张“面孔”，存在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导致当代的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的危机以及“物质化生存”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批判和超越当代物质主义，不仅有利于发挥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牵引和社会整合功能，而且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进而助推民族伟大复兴梦圆梦中国。从价值哲学上看，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金钱观上的拜金主义、消费观上的消费主义、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是当代物质主义蕴含的四大价值误区。在当代中国，我们拒斥并超越物质主义的基本进路，应该在洞悉物质主义根源之基上，通过科学发展、制度约束和价值观教育等三大举措来加以解决。

今天的时代，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网络与自媒体发展狂飙猛进，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在令人惊艳的同时其中充满着脱节性、悖谬性——这是一个经济繁荣、财富激增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精神贫困、价值混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既相互分殊又关联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等多样化社会思潮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它们相互借重，兴风作浪，为患已久，影响日甚。在这些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当代物质主义甚为嚣张猖獗、肆无忌惮，在加剧当代社会精神荒漠、价值黑洞和文化真空的产生的同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批判与超越当代物质主义，势必成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当代物质主义的根源

物质主义在当代四处弥漫蔓延，从拜金男拜金女、“官二代”“富二代”价值混乱、荣耻不分的“雷人雷语”就可见一斑：“什么都能缺，就是不能缺钱”，“什么都能割舍，不能割舍对金钱的狂热”；“笑贫不笑娼”；“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凡此种种价值乱象，着实触目惊心。的确，当今社会无论什么似乎都沾染了太多的铜臭味：为官贪得无厌，为学急近功利，为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毫无疑义，物质主义毒害了整个的社会风气，使得重物质享受轻精神愉悦，重金钱实惠轻人格尊严、廉耻荣辱，成为某些群体集体无意识的价值“自然”和“自然”价值。这清楚地表明，以礼崩乐坏、理想幻灭、价值颠覆、道德虚无为表征的沉沦性时代症候已然出场。

需要拷问的是，何谓物质主义？根据牛津字典的解释，所谓“物质主义”是指，“全心沉迷于追求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导致忽视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兴趣完全表现在生活方式、意见及行为上”。可见，物质主义是以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以及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准或优先标准，把物质享受、纵欲享乐作为人生价值圭臬的价值观。事实上，从历史发生学来看，物质主义虽然古已有之，可它成为普遍性全球性的社会思潮乃至生活方式，则在现代之后特别是晚近之时。说到底，物质主义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即在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资本逻辑宰制的社会必然出现的经济基础的某种“副现象”。概言之，当代物质主义主要有三大根源：

一是资本逻辑的宰制性影响以及社会的“过度商业化”、经济的“过度市场化”。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道理，当代物质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资本逻辑。这种逻辑崇尚资本轴心、金钱至上、财富优先，其他皆是鬼话。“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2]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支配着经济世界，甚至形塑了颠倒了着了魔的疯狂世界，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关系的颠倒、以及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成为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诚如马克思指出：“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3]上帝之城被资本的魔力所摧毁，神灵隐遁无形，而物被抬上神的宝座变成了“神”。马克思以犀利的笔触写道：“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4]这样一来，“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5]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各种价值颠倒的乱象就不会退场，“心为物役”的窘境就不会根本改变，与此同时，人崇拜自己所创造的商品、金钱、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物质主义就绝不会自动退场。

进言之，当代世界，资本逻辑不仅是市场领域的主导逻辑，更是经济逻辑的主导逻辑，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宰制性逻辑，它如同一架具有巨大魔力的绞肉机一样，把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卷入其中，裹挟起来。由之决定的物质主义如同章鱼的触角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威力无穷，势不可挡，防不胜防。实际上，商业仅仅是经济系统或者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而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经济，但不要“市场化”、“商业化”整个社会、所有领域。实然不等于应然。遗憾的是，当今时代资本逻辑已经日益僭越应有的边界，不顾一切，开荒拓土，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殖民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包括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的人生梦想。由此，整个社会都优先地高度认同物质占有，以物质占有为地位高低或尊贵与否的象征，而所谓“全民皆商”正是这种物质主义的典型体现。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6]著名哲学家西美尔指出，在现代社会，“货币从一种单纯的手段和前提条件在内在上成长为一种最终的目的。”但是，“它恰恰只不过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们是不能居住在这座桥上的。”[7]可是，如同西美尔所揭示的其中的玄妙之处那样：当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的“绝对的手段”之时，在他们的心理上它就成了“绝对的目的”。金钱及其占有终究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当金钱在人们心中高到不恰当的位置，世界就倾斜了。

二是在“第三次浪潮”（新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当代社会已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为物质主义的流布进一步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斯·韦伯的名作，西方宗教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统阐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心理内驱力——资本主义精神（合理主义）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有学者把这称之为“新教伦理的政治经济学”）。书中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纯粹的物质活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新教伦理发挥着价值引领、道德规范的职能，即丹尼尔·贝尔则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双核驱动”，即受到了“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的推动。[8]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新教伦理尚能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价值牵引，那么，随着经济技术和物质财富绝对量的增加、生产型社会让位于消费型社会之后，资本逻辑必然会推动消费、甚至是“烂费”（列斐伏尔语）以服务于自己的本质；资本主义必然会迈上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不归路，因而势必出现经济、科技与精神、人文的对立或对抗，“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的社会乱象。何以出现如此的窘境？“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性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9]进而，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部症结所在，是经济与文化、科技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人为分裂，即用高科技装备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理性与现代文明却向人们传播纵欲、推崇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悖谬分裂。其实，马克思早就深刻揭示了上述资本主义发展中宗教伦理（新教伦理）被资本逻辑抽空而没落沦丧的逻辑必然性。他写道：“基督教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10]当代社会已经告别匮乏社会，步入消费社会——一个“物品丰盛的、并由大众传媒……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着我们每一位的世界”[11]，这就为“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物质-消费主义肆虐奠定了物质基础。当代严酷的现实表明，人类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日益脱离文化滋养和价值牵引而在很大程度上走偏，在新媒体驱动下的物质消费主义，推动着极端消费、过度消费、疯狂享乐、娱乐至死，而生活的物化、价值的虚化和生活的意义则趋向“瞬间感觉、技术游戏”的“片面化生存”变为不争的冷酷现实。

三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遭“冷遇”语境中日益蔓延的非主流多元价值观，构成当代物质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源。实际上，精神空间中正能与负能价值观此消彼长，退场与出场互为前提，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在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精神文化危机，出现财富的大量积累和精神的惊人贫困成正比等悖谬性现象。反顾当代中国，尽管我们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册的骄人成绩，并不意味着“厚德载物”已不成问题。当代中国成为差异化、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分化及其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的自发盲目性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如治理缺位、GDP崇拜等）也会不断爆发出来，由于社会主导价值取向是利益驱动、功利至上，主流价值观遭“冷遇”，相应的理想垮掉、信仰的缺失就是逻辑之必然。与此同时，物质主义还有复杂的思想文化根源。比如，全球广为流布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所彰显的主导价值观——功利主义，对当代物质主义有着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就曾经指出：“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哲学体系是功利主义。”[12]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于小私有制条件下的“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13]的极端功利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等，对当代物质主义也有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复杂的哲学和价值观的杂拌共同催生和助长了当代物质主义，构成其深刻思想文化根源。可以说，今天是呼唤共识而又共识难以达成的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价值牵引力、吸引力、魅力显著下降，而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价值观猛涨陡增，加之各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兴风作浪，主流价值观受到挤压，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代物质主义出场与蔓延的文化境遇和精神氛围。

二、当代物质主义的价值迷误

总的说来，多面性的当代物质主义主要潜藏着四大价值迷误，下面对此逐一加以剖析：

其一，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是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把人生价值衡量统统物质化。现在，享乐主义大受追捧，势力很大，这些人主张“观念革命”、打破“传统思维”，提出了“卸下道德重负、轻松生活”，“给享乐松绑”，并称“社会进化的历史就是享乐的发展史”等论调。从人生哲学层面来看，享乐主义存在两大倒错和异化：一是人生目的的异化即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倒错。人是一种利益动物，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是灵与肉、物质与精神（道德）维度的统一体，决非纯粹的“经济动物”。对人生的目的而言，物质追求是基础，精神追求才是更高的需求，更能反映人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以“义”而“群分”。物质主义主张把人的精神需求化约为物质需求，“人生若朝露，行乐须及时”，其实质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把人的生理本能需要的满足看成是人生的唯一的、最高的追求，认为人活着就是要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这样势必造成对人生目的被极大地扭曲误读；其二是人生价值的异化即前提与归宿的倒错。人的正常生活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固然需要物质享受，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但自我价值和个人享受决不是生活的归宿和惟一目标。然而，物质主义者为了所谓的“人生价值”、“人生成败”，不惜挖空心思，搜肠刮肚，毫不顾及人格尊严、廉耻荣辱和品格节操。这样，“金钱”、“财富”变成了“神物”，而人却异化得不像人。一如杨朱所谓的“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列子·杨朱》）生活的目的就是最大化地去享受身体上的快乐，幸福就是快乐享受的总和，崇尚“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否则，就觉得“愧对自己”，“枉度一生”。实际上，一个人的幸福主要不在于个人的享受，而在于自身的完美和人类的幸福，在于他的“类本质”的实现或者他的“类活动”所达到的广度、深度、高度。因为“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15]。显然，只关心物质享受和扭曲欲望的满足，而不关心“该不该”的物质享乐主义，必然走向主体的自我封闭和价值迷失。

其二，金钱观上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以无止境地占有物质财富、金钱货币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强调以拥有物质财富来获取满足感，以及彰显社会地位晋升的价值观，而物质主义者会以消费购物显示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以此赢得他人的注目、尊敬及自身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它是享乐主义，同时也是拜金主义。所谓“钱能成神，无所不能”。早在中国晋代，文学家鲁褒在《钱神论》一文中以生动而深刻的笔触描绘道：“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百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晋]鲁褒：《钱神论》）无独有偶，著名货币哲学家西美尔写道：“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而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会无数次出现那种致命的无聊和失望，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的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16]马克思认为，货币拜物教直接宰制着经济主体的道德品质和德性，导致道德的两面性、暧昧性。马克思说：“随着金银被看作财富的物质代表和财富的一般形式，金银的积累怎样得到了真正的刺激。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17]货币拜物教中的所谓“节俭”与“奢华”，并非抽象的两个善与恶、好与坏的道德品质，而是皆以货币、金钱为取向的道德观，因而也是变了味的物化价值观。“河水不能倒流，人不能逆着利益的浪头走”[18]，已然成为没有信仰的拜金主义者的“共同信仰”，他们深度异化却“集体无意识”。

其三，消费观上的消费主义。为了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物质主义的信奉者以“炫富”、“露富”、“显摆”来“吸引眼球”，或者博取别人的肯定与尊重，中国历史上晋代著名的“王石斗富”就是如此，认为唯有如此才是个人身份之象征，人生价值之彰显。诚然，消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之必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构件。因此，正常的消费本来无可厚非，我们要反对的是变态地消费崇拜、唯“物”是从，甚至用物质替代精神、填充心灵的“庸俗的消费主义”。后者流风所布，致使消费与自身的本真价值渐行渐远，只是为了填充被海量版的广告不断鼓噪忽悠起来的欲望。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哲学家马尔库塞曾经认为，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人们过着一种表面上安乐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住宅、汽车、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日用消费品，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安乐”。因为这些“需要”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体系建构出的“虚假的需要”。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要还是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人们在把物质需要定格为自己的唯一需要之后，实际上已经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已经把“商品作为自己魂牵梦萦的中心”。拥有再多，也永远不够。追求“贵族化”的吃喝玩乐，超前、攀比、奢侈、炫耀的消费（如“黄金宴”、“人肉盛宴”、“满汉全席”等），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让生活被消费裹挟、身体被商品淹没、人性被物欲遮蔽，走上一条通往纵欲至死的“沉沦之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布朗指出：“唯物质主义已排挤掉了一些意义更为深远的社会伦理，即一些以生存、个性发展和生态和谐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导致人们把“生存的最终目标服从于消费的最终目标。个人的身份已与物质财富的积累相提并论；社会进步也已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提并论”。[19]

其四，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GDP拜物教”。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及其变种的“发展主义”），实质是突出强调“效率优先”、“增长至上”的物本主义，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从根本上说，发展尽管是有先有后、有层次有重点的，但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应该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但是，物质主义只重视物质财富不重视精神财富，只重视私人财富而不重视社会财富，与“真正的经济或商业”渐行渐远。[20]在物质主义的视镜中，可谓“睁开眼，满眼皆物”，自然万物，芸芸众生，世间几乎所有的东西均被物化货币化了，或者被当作“生产要素”，或者被当作“人力资本”，统统化约为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21]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中曾经为经济增长具有“道德意义”而激情辩护，但这种增长决不可失却基本的伦理底线，否则，就必定与物本主义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而且，物本主义信奉者却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总量的增长足以解决或者会自动地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所谓“私利即公益”，“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实则是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最大的理论幻象和谎言。放任物本主义的横行泛滥，只会使得社会跛足前行，失衡发展，只会把人仅仅当作物来看待，剥夺人格尊严，只会祸及科学发展和民生建设以及导致政治生态被恶化。物质主义崇尚物本主义的发展观，从而导致权力观、政绩观的扭曲异化。诸如此类的价值观，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必然渐行渐远。不难现象，在一个崇信物本主义和GDP崇拜的政治生态中，官位拜物教，溜须拍马、买官卖官等官场丑态陋习很容易大量滋生、到处蔓延。

三、当代物质主义的现实危害

当代物质主义存在诸多的价值倒错与思想迷误，危害多多，这里，我们主要谈三点：

其一，导致主体的灵肉冲突，精神迷失。以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认为，对物质财富要求的日益增长，也是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叔本华曾经说道，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得越厉害；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固然，我们无法拒斥功名利禄，要在“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由于物质主义者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误判，对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的误读，沉迷攫取、贪图享受，必然陷入自身的形神分裂、身心失衡、灵肉冲突的泥坑而难以自拔。在全球化的当下，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人类本身的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他的演讲时，曾经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所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较多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22]不难看出，黑格尔所谓描述的这种灵肉纠葛、内外冲突，不仅是当时，同时可谓也是当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一个人固然不能没有物质生活，但是，精神是人的物质生活的领航者，因而精神生活更加重要。“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23]物质主义者，以过分追求物质占有、物质享受，忽视或贬低精神享受为旨趣，必然导致身心绝缘，人格分裂。若事与愿合尚好，否则，极有可能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最终酿成险象环生、祸人害己的“无言结局”。事实上，鼓吹和兜售占有和享受物质就拥有了“精神”和“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论调，这是资本宰制下的现代媒体精心炮制并不断复制的意识形态神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古话，只是强调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人有德的基础，但这种物质基础并不会自动地转化为人类精神提升的翅膀，缺乏必要的教化和自持，它也很可能使人精神沉沦、价值倒错。灵魂的拯救离开了主体的价值理性和自持，是不可能达及的。毫无疑问，物质主义并不符合全部的人性，更不符合人性的本质。正如著名哲学家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因为物质主义使“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孤独、恐惧、抑郁、具有依附性和破坏性”。而现实生活启示我们：“只有那些能够将其不断节省下来的时间成功地‘消磨’掉的人才是快活的。”[24]

其二，干扰科学发展，带来生态危机。科学发展观主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追求以人为本、科学与价值平衡的发展。物质主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物质至上的发展主义，“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造成发展的伦理价值迷失，势必走向一种“掠夺式的发展”，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非持续性的发展”。而且，“我买故我在”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口号，唯有如此，才能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以“露富”、“炫富”、“显摆”等等来吸引眼球或者博取他者的肯定与尊重。这样，不要说坚持勤俭节约、艰苦风斗的生活作风，就连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都显得奢侈。诚然，消费是社会生产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任何消费都天然合理。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正常的需要和非正常的需要，非正常的需要并非人的本真需要，而是超出人的正常需要的畸形扭曲的需要。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家认为，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并非是主体在消费“东西”，而是东西在“消费”作为“客体”的主体。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的内在破坏其不可修复的程度也许丝毫不亚于环境破坏”，也正因为人遭受了“内在破坏”，陷入了精神堕落，即以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了，才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破坏。[25]“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资源有限且财富并未充分涌流的情况下，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物质主义连同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极大恶化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雾霾频现、环境恶化等生态危机。

其三，动摇理想信念，败坏社会风气，加重价值危机。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26]西方现代化尽管成就不菲，迄今却尚未走出科技与人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悖论，究其原因，恐怕与物质主义的泛滥大有关系。物质主义崇尚物质至上及其随之而来物欲横流、纵欲无度，必然败坏社会风气，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社会和谐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物质主义是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重灾区”，它嘲笑理想和崇高、拒斥形而上、回归形而下，一股脑地回归“日常生活”，迷醉于“卿卿我我”、“饮食男女”，甚至发展到利令智昏、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这样一来，理想信念以及主流价值观，势必被淹没物质主义的冰水之中。实际上，物质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拜物教。拜物教是丧失自我的开端，是迷失自我的森林。拜物教是灵魂堕落的开始，是精神死亡的降临。丹尼尔·贝尔说道：“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从禁欲到享乐。……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27]试想，如果政治领域里物质主义泛滥蔓延，出现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行贿受贿、跑官卖官、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不仅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的形象，而且会动摇整个社会的理想信念，败坏社会风气，加重价值危机。

四、拒斥当代物质主义的中国路径

社会的发展需要双轮驱动，物质文明固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车轮，在物质贫乏的荒漠上难以催生出没有精神文明的绿洲，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实质进步失去了物质依托。可是，“假如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完全走到物质主义的路线，完全丧失了精神生活的目标，完全迷失了实现精神思想和价值的途径，那么物质主义的文化迟早也会面临崩解式微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警惕。”[28]而且，物质、财富、享受毕竟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人无法栖居在“纯粹手段”的桥上。有学者认为，“哲学从早期现代社会以各种观念主义哲学（追求精神的理想化或观念化），到后期现代社会精神主义哲学（追求精神的处境化或肉身化），再到后现代社会以物质主义哲学（意味着精神的物质化或碎片化）。”[29]由此可见，尽管物质主义的出现是哲学发展史证明了的，可这并不能说明当下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主义阶段”就是“历史的终结”、“物化的个人”是“最后之人”。其实，现实具有内在的自反性，物质主义的肆虐及其危害本身预留了走出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空间。当代中国，需要拷问的是，在社会发展、财富的增长的同时如何拒斥物质主义、走向“后物质主义”[30]的健康道路？总的来说，拒斥当代物质主义的中国路径主要有三：

其一，从硬性的发展生产力切入，推动科学、创新、绿色发展是基础。物质主义价值观能够促进发展，只是它是短视的自杀式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关键看“何种发展、如何发展”。当代物质主义社会极力攫取非人类能源；在利用这些能源时，他们却极少考虑到潜在的能源自身所具有的非工具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人文危机、道德危机、价值观念危机，充分体现了货币作为财富形态的迷人魔力。所以，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异化的拜金主义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价值颠倒、道德沦丧的社会。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诸如财富增加和分配不平等的矛盾、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失衡等问题，要理性地认识这些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必然表现。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发展。事实上，如果停留于“小国寡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甚至连提出反思当代发展问题的前提都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未来社会精神文明“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1]基于此，我们需要的是生态环境、生活更美好，而不是“回归山林”、退回到幻想中令人向往和沉醉的“田园牧歌”、“天人合一”。一言以蔽之，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的就是辩证法：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天经地义，只要以遵循现代生态学认为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必须保持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之内为前提。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具体来说，“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32]特别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要讲求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生态文明意识，吸收资本主义合理的组织生产和管理方式、经营才能，为超越物质主义以及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物质生活基础。否则，离开了科学发展这个物质前提，走出物质主义绝无可能。

其二，加强刚性的法治和制度建设，借力媒体和社会监督是关键。马克思曾经指出：“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是因为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33]面对充满危险的世界和差异化的利益，如何协调整合不同的利益，如何做到“沉沦于物”到“物物而不为物所役”的完美转身，重构属于“大写的人”的精神家园和价值生态，是当代物质主义“倒逼”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刻不容缓的课题。扼制和治理当代物质主义，没有法治和制度建设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以法治和制度的利器扼制和打击物质主义在政治领域猖獗蔓延。在历史上，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猛烈抨击权力欲，认为，权力欲是一种最臭名照著的欲望。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利绝对地产生腐败。特别是对良性政治生态的建构而言，对官场的物质主义的约束，说到底是对权力的约束，约束过分膨胀的权欲、官欲。唯此，才能彰显政府的公信力，避免“塔西佗陷阱”的出场。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唯有强化法制和党纪，充分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和震慑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锁好笼门”，才能根本铲除享乐主义的温床。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结合。凡以各种名目挥霍公款、花天酒地，损公肥私、假公济私者，必须依法严办。同时，研究界划不同消费之间的必要界限，保护个人消费、常态消费，严厉打击公款消费、奢侈消费和腐败消费。此外，强化网上通报和接受网民监督的机制，以杀伤力极强的网络监督扼制物质享乐主义。曾几何时，网络文化以及自媒体对于物质主义的散布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必须恪守道德底线，真正担负起自己的社会担当意识，勇于、善于批判那些腐朽堕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净化媒体生态。

其三，从柔性的主观认识上突破，补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之“钙”，加强价值观教育是保证。拒斥物质主义，他律因素不可或缺，但自律则管得更为久远。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教育说服的“攻心战”，让人们（以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为主体）从“心为物役”的认识迷宫中走出来，使外在的压力、束缚内化为内在的信仰和追求。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34]但是，理论学习一旦放松，理想信念就会发生动摇。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35]因此，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认清弄懂“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36]，树立正确的“三观”，常补理想信念之“钙”。否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37]显然，如果埋头事务，放松学习，就可能变为缺乏政治头脑、思想迷失，难以树立正确的“三观”，很可能从生活上的腐化、道德上的堕落，演化为政治上的变质、经济上的贪婪。值得强调的是，领导干部在实干和学习的同时，必须养成良理论学习的良好习惯，不断自我提摄，警钟长鸣。毛泽东曾经写道：“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38]总之可以说，与物质主义作斗争的过程，本质上是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提升人生境界的过程，是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更是提升党的战斗力、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5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6]【美】保罗·海恩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史晨主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7页。

[7]【德】西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8]【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3页。

[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5页。

[11]【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

[12]【美】G·J·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贝多广、刘沪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 26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05页。

[16]【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3页。

[18]原文译为：“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537页）。

[19]【美】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祝三友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279-280页。

[20]【美】乔治·恩德勒：《商业的目的和更大的善：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张志丹译，《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2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24]【美】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页。

[25]【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第40页。

[2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74页。

[2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0-131页。

[28]【美】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41-42页。

[29]杨大春：《观念主义、精神主义、物质主义与精神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期。

[30]美国政治学家RonaldInglehart将表现为注重追求富裕、繁荣经济、秩序与安全、个体自由、政治参与的传统保守的价值称之为物质主义价值；同时将表现为重视非物质性的生活目标，如工作中的满足感、个体发展、自尊感、环保意识、志愿服务等的现代价值称之为后物质主义价值。（Vgl. Hermann T. Krobath: Werte, Wuerzburg 2009, S.534）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3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1-21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9页。

[3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9页。

[37]《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6页。

[3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10-611页。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