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信息崇拜解构数字资本主义——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

不久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在北京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讲学。讲座的第二场,会议室挤满了听众,不少外校的学者也慕名而来。

这场讲座的主题是“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考察”。丹·席勒身材高大,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始终保持挺拔站立的姿势;他声音高昂,语速飞快,中间不留停顿。演讲结束后,他坐下听现场听众的提问,看上去有些疲惫,回答问题如喃喃自语,仿佛刚刚两个小时的演讲已经用掉了他的全部精力。不过当他提到他的“学术英雄”雷蒙·威廉斯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演讲时的热情开始慢慢回归。

之后,丹·席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保持着他一贯的批判锋芒,尤其对数字资本主义结构下的产物尤为警惕。他认为信息产业无法帮助资本主义走出危机。谈到大数据,他看到的是背后的权力落差。当人们都在谈论信息过剩时,他却看到还存在一个“信息赤字”。

在传播学领域,政治经济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曾一度不睦,但丹·席勒对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却推崇之至。如果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能够为他找到上课的场所,丹·席勒如今从事的可能就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成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谈到他的父亲、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席勒,他坦言自己的研究之路也许是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他那里。

信息产业无助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资本主义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您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论断。与上一阶段相比,当前互联网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

席勒: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改变,照常存在,比如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劳动控制等,这些跟之前的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并无两样。发生深刻变化的是其运行模式,它的主要盈利来源、投资场所、劳动力技能和大规模销售商品种类都与之前不同。要知道,当前美国单一种类投资最多的是信息通信产业,而不是传统制造业。盈利方面也是如此,苹果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它在2016年一至三季度盈利45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最为赚钱的公司,而且它手头还拥有约2350亿美元的现金及流动资产。这种情况在125年前会是铁路公司,之后是美国钢铁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通用汽车,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最为赚钱的是信息通信业。

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持久不变的。虽然苹果公司可支配资金达2350亿美元,按说可以投向任何地方,但它为何不去投资呢?因为它找不到其他可以如此大规模盈利的行业。一个盈利最大的公司却无法用手头的2350亿美元去获得更多的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始终无法避免的停滞趋势,它周而复始,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出现。这是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不变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数据显示,信息通信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席勒:其实美国的经济并不完全算国民经济,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认为它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不是仅限于美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因此,当我们谈到信息通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时,需要看到这一背景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运作。在信息通信业中,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公司,其服务的第一对象是跨国公司。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谷歌、苹果、脸书这些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知名企业,全部都在尝试为企业客户专门研发设备,为他们提供专门的服务,而不是专门为普通消费者服务。这是因为最大的市场需求恰是来自于跨国企业。像微软、思科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全球有几千家跨国企业在购买、使用它们的产品,包括信息处理设备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而正是这些美国公司的成功让信息通信在美国成为支柱产业。那些跨国企业不仅指美国企业,也包括来自欧洲、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的企业,它们或多或少都在使用美国的信息通信设备。我知道许多国家在试图降低对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依赖,比如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俄罗斯电信企业80%到85%的网络设备都能够从本国企业采购。当然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然而,根据201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美国在信息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在全球互联网盈利格局中,美国占到40%的份额,远超其他国家。这个比例很有趣,40%而不是70%或80%,它显示出美国虽然在这个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但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想从这个新兴的高附加值行业中分得一杯羹。因此,我认为未来围绕这一高利润行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经济摩擦和贸易战也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扩大,比如中国在推动“互联网+”,竞争的范围也会更广。

《中国社会科学报》:信息产业有助于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吗?

席勒:不会。信息产业只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已经目睹了它的发生。在2007—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中,处于旋涡中心的正是互联网金融。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互联网金融导致了那场危机,但正是通过这一行业,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发展趋势。除了金融业,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同样发生,比如制造业。今天,互联网已经在多个层面深度嵌入制造业,像生产信息系统、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尽管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无处不在,或者说正是由于其无孔不入,制造业才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并酿成了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落。

信息过剩与“信息赤字”并存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信息作为商品存在,信息产业是否也会出现产能过剩?我们现在面对的信息是不是太多了?

席勒:现在的问题是“错误信息”太多,“正确信息”不够。例如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环境、劳动者安全、职业病、流行病学及公共健康等方面的信息,还需要了解劳动者当下的社会状况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即便已经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也得不到广泛传播。所以,现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信息赤字”。

而在其他情况下,信息的确是过多了。当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平板装置和电脑,甚至是接入物联网时,每天就会有大量的信息从他们的日常活动中被提取。很快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每一次打开暖气、电视,你每一次开车、洗碗或洗澡,都会生成信息。但这些信息是不应该被提取的,更不应该被企业或政府所利用。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就此来重新定义:我们需要哪些信息,我们又得到了哪些信息?

在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大量源源不断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被收集、被更新,其实它们都是为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所用。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信息一无用处,而是因为它严重削弱了人类的真正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关于如何让我们共存于世,为后代保护好我们的环境的信息;是我们能够借此对抗污染,又可以防止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强势企业和机构侵害我们利益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太少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究竟是谁在制造“错误信息”?

席勒:这个问题很难找到简单的答案。究竟是谁在制造“错误信息”呢?其实你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大的企业和机构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既然他们遵循的逻辑思路就是利润最大化,其结果当然就是出现大量的错误信息,而不是正确信息。问题不是出在个人身上,问题在于社会的核心,尤其是大企业,它们只是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人需要的信息,结果自然也不会是社会所期待的。这样一来,假如你在美国是一名铀矿工人——许多美国土著人就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你不会了解铀究竟有哪些危害,你的雇主和政府机构也不会告诉你,他们根本就不去调查事实真相。结果许多铀矿工人因此患上癌症。所以,你提出的问题,不应该从个人层面而是应从体制上来找答案。

至于有哪些解决办法,我认为首先要借助的是大众教育,要通过教育让公众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其实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并让他们了解这种结构会产生哪些恶果。实际上公众对此并不怎么了解,人们可能发现了问题,但他们会认为是自身的问题,而不会归咎于体制。我们必须在教育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让他们看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过我想明确一点,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不希望让人感觉我们的社会是漆黑一片的,到处都是罪恶和冷漠,其实有许多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在努力改变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一无所知的局面。

当然,也不能过于夸大教育的作用。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工作,其政策导向应该是重视公众需求,而不是一味去满足某个特定行业甚至整个商业部门的需求。对于信息资本主义来说,最为讽刺的是,其实那些信息技术原本可以用来造福人类,在保护环境、创建公平社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成为盈利的工具。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原本可以用来改变造成当前糟糕局面的社会体制。我并不是技术反对者,但我也不是技术拥护者。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应该把技术放置于它所在社会关系中去看待。技术应该受到约束,以便它不是服务于某人的私利,而是真正为了提高人类福祉。在使用这些技术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清楚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够推动人类发展,实现公平以及社会和环境正义。在这之后,再去考虑如何利用技术去实现它。

大数据将造成更大的权力落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大数据?

席勒:大数据是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前沿领域,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和称为5G的无线宽带技术,都属于和大数据相关的前沿领域。20世纪60年代,由于分时技术的出现,大型计算机设备的计算处理能力开始能够分配给远程用户,小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也都开始互相连接成网。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网络活动有关的信息的数量开始大增,质量也有了提高。而物联网的出现则为数据的批量生产提供了无限扩张的基础,数据流无处无时不在,规模比之前大出几个数量级。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怎么使用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应该怎样去组织、分析和利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大数据”一词,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学术文章,都在使用这个时髦的词。人们使用这个词或许是因为说起来比较方便,以便大家都能够知道在谈论什么。但实际上大数据并非这么简单。

大数据并不仅仅是指生成信息的规模和体量巨大、种类繁多,我们还需要借助数据科学、网络分析和其他专业的手段,让这些数据变得有意义。但是这种做法通常会过于突出经验主义。不管是否有任何的意义,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数据,人们只管从中去寻找某种模式,只盯着哪些事情可能会跟哪些事情相关。可是这样做问题很大。通常,收集和分析信息成了大数据工具目的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明确它是谁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谁服务。比如说,如果大数据是为了保护海上渔民的渔场,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因为鱼和渔民都会从中获益。但是如果大数据的目的是为了从人们的交往中攫取利润,无论直接还是以机器为媒介的交往,我都不大确定——实际上我可以确定,那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此一来,大数据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危害不仅在于其剥削性,而且会带来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在盈利之外,它会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却是我们为它买单。

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大数据,就要考虑清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组织系统。实际上我不是很确定是否真的需要大数据,因为有太多的数据本不应该被收集起来。欧洲和加拿大在实行的数据保护,我们同样需要。围绕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确定决策结构。但是,谁来制定政策呢?政策的原则是什么?大数据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提出更为深远的问题。一方面,它会赋予那些靠信息获利的垄断资本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其他人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掉一部分权力。这会造成更大的权力落差,预计将来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大数据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和教育有关。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如果上网的话,信息可能会被收集走,但是他们不知道,当自己启动洗衣机、打开电冰箱,冲澡或上床休息,都会留下信息。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公开讨论,共同探讨决定我们的哪些信息可以被收集、被谁收集、作为何用,只有当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才能解决大数据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演讲中提到,早在几十年前,美国提出的“信息自由流动”就已遭到《经济学人》杂志的批驳。但为何现在仍有国家在鼓吹“信息自由流动”?

席勒:“信息自由”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它好像只是一个单纯的理念,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但实际上,这个提法缺乏透明度。至少在目前的环境下,“信息自由流动”并不是一个规范的理念,而更多是一个政治平台。正如我的父亲赫伯特·席勒40多年前在文章中所描述的一样,自二战前以来,“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就是服务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主体的利益。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正是靠“信息自由”的策略在海外进行扩张。他们把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信息自由相提并论,为自己的扩张行为找到了有力的理由。在美国跨国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中,信息自由绝不是意在真正去维护人的权利,他们可以打着“信息自由”的旗号,使得自己的自私逐利行为显得冠冕堂皇。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实现整个社会或者每个人的信息自由,首先需要重建当下的政治经济体系。

信息自由的确是人类的真实需求,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呢?我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我相信,如果普通大众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就很难实现。

传播学研究绕不开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您的父亲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您后来也在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是受您父亲的影响?

席勒: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从小就接触到政治经济学,对它有着天然的好感,但我的兴趣更多在历史方面。至于我后来的研究明显转向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发现当前的传播与信息史研究需要它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我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我父亲那里。

我父亲在传播学界是一个重要人物,当然,他在我的家庭里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我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在饭桌上讨论问题,而且是很严肃的讨论,不是那种“请把酱汁递给我”之类的随意聊天,有时也会发生争论。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能够把讽刺式的幽默与深刻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我做不到这一点,某种程度上我更像我的祖父。我的特点是从历史的角度去阐释支配、自由与公平,不带讽刺。他在写每一本书时所涉及的主题,我们几乎都有过严肃和激烈的讨论。当然,第一本书除外,因为那时候我还太小,无法参与讨论。但等1969年《大众传播与美帝国》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在探索自己的学术道路了。我和我的父亲,其实是我们全家,多年来一直都在保持这种深入的讨论,直到他在2000年去世。我受他影响了吗?是的,这毫无疑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于传播学研究至关重要?

席勒: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的生产关系、劳动以及分配,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是无法绕开的,对于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可是传播学研究却存在一种忽视或者将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的趋势,仿佛只有经验和意识研究才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则可有可无。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在研究中将它放在突出的位置。当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如果不同时关注社会、文化等因素,你就无法看到不断变化的人类基本生活状况的本质与全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似乎对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评价非常之高,为什么?

席勒:2015年我到剑桥大学,专门去拜访了雷蒙·威廉斯所在的学院,看到了他曾经教书的地方,对他当时在那里所遭受的排挤有了更多的了解。雷蒙·威廉斯作为那个时代最为成功的知识分子之一,有着与众不同的成长背景。他是一名外来者,出身于威尔士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他经过英国精英教育系统的筛选进入剑桥大学,成了一名“学术青年”,并最终成为当时英国最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始终坚定地忠于工人阶级,绝不妥协。我的父亲也是这样。但雷蒙·威廉斯走的是另一条路:文学研究。他对英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由内而外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他看到固有的英国文学标准,在忽视、排斥、压制工人与农民的历史经验上是多么根深蒂固。他不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试图纠正这一错误,并且给我们提供了成熟有效的理论和历史工具,借此可以更加充分地研究各种文化表现形态。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经说过,我们只有甘愿重塑自己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问题的所在,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雷蒙·威廉斯。威廉斯已经去世30多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也无法再指望他,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冒多么大的风险。如果你是真心追求公平与自由的精神,你就必须重塑自己的思想。这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他在美国太容易被忘记,但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标杆。威廉斯比那些所谓主流学者更懂得何为学术,可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他只关心人类的生存状况,而批评研究是一条试图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路。

我曾在1974年给雷蒙·威廉斯写信,问能否去跟他学习。他回信说不行,因为他找不到场所来教我。假如能够去成的话,也许我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当然,对于现在这条道路,我也很满意,没有什么遗憾,只是我还是希望遇到他。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