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纳德·特朗普预想不到的胜利对“市场”产生某些令人吃惊的反应。这部分表现为投资者在购买资产（股票）而不是债券时承受更大的风险，他们购买美元，出售其他的货币甚至出售黄金。这种行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当选总统已经肯定他将实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实行减税以便加强生产。如果坚持这项计划，将导致更高的财政赤字和在美国提高利率。

从全球方面来说，重新测定“市场”集中在企图对美元投资，以欧元和日元作为代价，因为这两种货币仍然受到低利率或负利率的阻塞。资本的流动明显有利于美元，在市场上美元以欧元和日元为代价反弹，此事在欧盟可能意味着一场银行的大危机，可能进入一个削弱它的战略团结的进程，对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来说，此事将不会举再有胜利的味道，如果它的道路是欧盟解体的话，这取决于欧盟如何克服危机。我们记得这来源于最近民主党在美国选举中的失败（因为它的总统候选人是希拉里·克林顿）和在英国“脱欧”公投中的失败。很明显，金融的全球主义在美国更加被削弱了，现在它失去行政权力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国内市场上从来没有占统治地位，在五角大楼也是如此，尽管在国际市场上仍在继续。但是欧盟继续有更有力的选择，金砖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在多极主义中进行协调。尽管它们也可能被美国拉紧，美国企业靠它的大陆主义加强自己。

但是，全球的金融资本不会停留在美国不动，在特朗普选举获胜几天后美联储已经提高了利率。美联储认为现在是提高利率的时候，此外，它还宣布2017年将三次提高利率，计划2018年和2019年各再提高三次利率。我们记得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2013年6月曾宣布将把利率从0.25%提高到2.5%，造成全球第一次金融大流动，投资从新兴国家大量流向期待它的国家（美国）。这使得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5%下降到1%，中国的经济增长从7.8%下降到4%。

许多美国人期待特朗普的经济奇迹，但是真相是美联储没有在他的控制之下，直到2018年的上半年。在此之前仍然是支持希拉里的全球主义者继续控制美联储，他们在美联储有强大的势力，有确定利率的权力。因此，新总统或迟或早将做出政治上的努力将美联储放到博弈之外，将它的主要职能放到财政部的手里。否则的话，特朗普应当等到2018年的下半年，那可能已经太晚了。

美联储的董事会有七个位置，其中两个从2014年就空缺，当时奥巴马任命了两名新的董事，后被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拒绝。五名在位的董事都是银行家，学过经济学或法学。珍妮特·耶伦主席的任期2018年2月3日结束，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可能留任到2020年。习惯是两人可能在2018年退位，据说特朗普可能任命表达工业企业、贸易和农业部门利益的人任职。上述情况意味着从现在到2018年初，在对立的全球化的金融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派金融大陆主义、美国工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将是紧张的；如果全球主义者们想造成一种金融的停滞来削弱特朗普，那他们必须尽可能在2017年期间或2018年初这样做。

显然，按照美联储的做法，提高利率将增加用于支付美国已达到14万亿美元的债务利息的美元数量。利息将是联邦政府预算的款项，由于提高利率利息将迅速增加。很明显，全球主义者们有一项削弱唐纳德·特朗普的计划，以便使美国的经济停滞，自从特朗普在11月8日选举中获胜起他们就一直在这样做：美联储宣布提高利率，进行活动使12月19日在20个选举人团中支持特朗普的不到270票（没有成功），媒体动员青年在大城市中心抗议，揭露俄罗斯黑客插手美国选举。

在经济领域宣布大幅度提高利率的计划将会引起停滞，将使通过在它统治下的主要媒体公司将责任推给特朗普和对他的经济和政治支持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停滞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个事件。银行的停滞/爆裂无疑意味着“自救机制”的进程。银行的停滞/爆裂无疑意味着启动“自救机制”的进程，银行的圈子缩小，或实际上消灭现金的资金，这样才能够通过银行账户控制所有的居民，这事将直接影响到所有与银行有关的人。

全球主义者们的计划旨在结束将美元作为国际参考货币，这种停滞将有力地限制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分量。这样新的美元的价值已经不再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出这种作用，通过贬值和通货膨胀美元现在的购买力将严重丧失。

在特朗普支持新保守派的金融大陆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同时，也需要提高利率来吸引世界的信贷，将巨大泡沫的投机资本的流动引向美国，从投机引向生产，包括让跨国公司的投资回到美国，以便为美国工业化计划提供资金，重新确立美国作为世界工业强国的地位，目标是在战略上与全球主义者和金砖国家的工业主义者的多极主义相对抗。

问题是全球主义者们是否能做到将责任归罪于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或如果相反，广大公众可能清楚地看到正是全球主义的金融精英们控制着摇动危机摇篮的手。

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将发生什么？

为此重要的是分析信贷周期的下一个阶段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变化情况。在美国减税鼓励生产意味着利率的提高，因而价格将会上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非常谨慎”的政策，他不开始执行自己的税收政策或以逐步的方式去做。无论如何原料价格的上涨将会发生，由于中国继续储存原料和它正在实施的“新丝绸之路”，它对这些原料的需求与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的基础设施工程和重新工业化造成的预料需求竞争。

到特朗普上台时，银行处在标志失去债券的开始阶段，因为它们被迫出售自己拥有的债券以便创造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空间。大规模出售债券将使债券的价格下跌，给银行造成相应的损失。在金融部门的银行信贷流向生产部门的背后，如今的机制不同于过去时代（1970--1979）的形势。从2008年起，金融信贷的周期延长了，被人为搞乱了，这是由于大部分坏的投资的积累（1999--2006）在信贷周期减速的阶段（2009--2014）没有正常地被消除，从美联储和附属它的中央银行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为此大量增发没有支持的货币。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联储取消了进攻性的利率，创造了发行没有支持的资金泡沫，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这样造成了一种比2008年莱曼兄弟投资银行倒台在美国爆炸的金融泡沫多几倍的金融泡沫，但是现在是全球规模的金融泡沫。

结果那个时期银行信贷的积累从来没有从非生产性使用转为生产性使用，而是以金融工程（泡沫）的名义扩大了。进入2017年银行仍然不得不出售它们拥有的高价购买的债券，购买时利率特别低。现在它们受到压力，要出售这些债券以便在自己的钱柜里有足够的钱提供用于扩大基础设施的贷款，为上升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可望2017年会大量出售债券，结果美国国库债券的价格将真正下跌。这将发生在2017年，意味着唐纳德·特朗普将继续执行他的经济计划。

但是，那些为工业、商业和农业活动下赌注的人已经提前告之银行，它们手中的债券价格将下跌，以零利率和没有支持收购发行的债券的大银行现在应当出售这些债券。可是债券的价格对它们的利润不利。

在实施特朗普的扩张计划之前，债券的利润处于不常见的高水平（因为利率是零或是负利率），现在由于利率提高银行在债券市场上将遭到严重损失。不论是在国外（特别是在中国）或是在美国国内，都存在对银行的压力，让其投资于美国国内外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由于美联储因为美国国内金融资本之间争夺中的地缘政治原因执行提高利率的政策；这也是通货膨胀预期的结果和债券本身下跌的结果。

在国外对美国国库债券的结算

国库债券下跌的后果不仅由国内的原因确定。不仅中国，而且一般的亚洲国家除了日本，都在大规模抛售国库债券。这种大规模结算债券曾是华盛顿几年前就担心的事情，因为这将把美联储放在不得不提高利率的位置上。利率的提高将会加大力度，尤其是如果债券的结算继续或甚至集中在未来几个月内的话。

当美联储过于经常提高利率的时候，特朗普警告说，在对绿灯票子（美元）需求强劲的时美元将呈强势，至少是这样，直到它将来与黄金或原料交换，提高后两者的价格。美联储主席（耶伦）加速提高利率的日子（下一次提高利率可能在2017年2月实施），特朗普不能得到耶伦和她的董事会的支持，因为还没有轮到总统扩张货币，特朗普关注为自己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总统将对美联储施加必要的压力，以便能够“引导”利率的提高，如果必要的话，不会等到2018年2月就以某种方式取代耶伦。他喜欢取代她，但是她的任期到2018年2月才结束。

税收刺激的后果

债券：特朗普有计划为工业、商业和农业和私人部门推动一项税收刺激政策。在货币刺激与税收刺激之间的区别在于价格的通货膨胀。货币刺激将提高资产的价格，同时税收刺激会导致会因为价格上涨的后果而提高利率。债券利润的提高发生在它以低价出售的时候。债券价格的下跌将对那些大量投资债券（特别是短期债券）的银行造成令人痛苦的损失，当时它们以更贵的价格收购债券。

对此，还要加上从2008年危机以来所有的银行造成的结构性弱点，银行界和中央银行面对为了贬低跨国大型银行胜者和败者之间的舞台而产生的大型金融泡沫。2008年临近的大型失败者做到推迟危机的解决，这是跨国金融利益斗争的产物，直到能够建设和强加一个有利于争夺的舞台。

这就是大型金融泡沫的基础，让所有的中央银行，所有的国际货币，所有的大银行处于金融泡沫的危机，同时允许它们自己推迟解决2008年以来的危机，直到现在。但是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更加复杂，因为不仅存在对金融格局的选择，而且出现了反对金融和世界多极的选择。

股票：可以等待的是在2008--2016年后危机时期货币的刺激在2017年变成税收的刺激，这也从负面影响到资产的价格，理由是清楚的。在生产的扩张时期，资金应当放弃纯金融的活动。但是不可能在实行税收刺激的同时，将经济资源安排给非金融的私人部门，不会对相对稀缺的金融资产创造一种强有力的价格效果。结果只能等待债券价格下跌，由于通过债券利息的渠道利润增加，而且在股票市场上将会出现明显的上扬趋势，因此看来股票的基础将处在它最好的时期。由于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选举后在股票交易所的狂热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反映，走在现实的前面。

货币的扩张和利率

凯恩斯主义者的根据是金融部门面对的紧张可以因信贷的扩张而得到补偿。一般来说，可能是这样，只要银行在它的结算账目上有钱来增加信贷，但这不是日前的现实。现实主要是美元的债券（金融泡沫）超饱和的金融银行系统，其总额是实体经济的22倍，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需要债券的持有者承担损失，以便能够将资金重新引向加强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生产）。

但是，财政扩张对消费者价格的通货膨胀后果会变成一股巨大和相对近期的力量，迅速地控制着货币政策的决定。这是因为通过增加在基础设施和生产的公共支出，财政赤字会直接变成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价格上涨，随着超额支出的钱是没有根基创造的（泡沫）。另一方面，结果将是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提高利率，以便保护货币的购买力。

为了解释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后果，最鲜活而清楚的例子是英国在70年代上半叶的经济。从1970年起，英国政府有攻击性地刺激经济，由于降低利率增加了财政赤字。结果是股票市场的上涨到1972年5月结束。在当年英国政府支付的债券利息已经更早地触底。随着经济的好转，英国的银行提高了利率，结果造成价格的通货膨胀。债券一般以低价卖出，同时它的利润增加。投机将股票市场的投资用于商业的所有制，当时不动产的租金和价值上涨，因为由于人为的经济繁荣推动对办公室的需求扩大了。

价格的通货膨胀加速，以至利率不得不再次提高，这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停滞，迫使政府拯救相关的银行。在这整个周期，英国银行的基础利率提高到1971年9月的5%，到1973年11月提高到13%，将房地产市场的停滞提前。长期债券的收益成倍增加到15%以上，到1975年底股票市场的价值损失了75%。英国政府的金融形势非常糟糕，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1970--1979年的英国，当时的世界还没有决定由中央银行发行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货币。如果处在美元的金本位作为信用货币支持的危机中，危机是由1967年德国和法国决定要求美国提供黄金的债权，此事由美国决定提出不承认债务和不支持美元金本位而得到解决，在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贸易中支持使用美元（从那时起称为石油美元）。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美国的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动机。从2008年的危机起，不再发生这种事情，成为这场世界危机的基础。

由此，在世界形势完全不同于1970--1979年的时候，现在关于在美国的经济中特朗普的政策将走什么道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

黄金、制度的停滞和以后的前景

黄金的价格处在暂时下跌之际，在美国正在迅速出售黄金以便将得到的资金用于价格和利润都在上升的美元。虽然这种压力可能持续下去，特别是如果欧元更加疲软的话，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时期暂时的后果。2017年黄金将有一个上涨的趋势。

从1970年到1974年，黄金从35美元/盎司上涨到197.5美元/盎司，上涨了五倍多。在那个时期，英国银行的基础利率从5%提高到13%。美联储的折扣率从1973年的4.5%提高到1974年8月的8%。这样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随着利率提高而上涨，这与今天常规的经济学的常识是矛盾的。

1980年1月21日，黄金价格上涨到最高的850美元/盎司，当时美联储的折扣率为12%。现在的观念是利率的提高对于黄金是坏事，受到这些事件的驳斥。黄金上涨的原因不是必然与利率有关系，而是与价格的通货膨胀加速有关系。阻止黄金价格上涨唯一的办法是将利率提到有足够力度的高水平，这对于经济活动可能停滞是一种打击，如同保罗·沃尔克1980--1981年所做的那样。在2017年美联储可能做的事情是跟着全球主义者们行事。

其他观察黄金价格前景的方式是考虑原料的价格，如果以黄金来测定将更加稳定，即用信用货币测定的时候将更加稳定。鉴于原料价格的前景是上扬，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在为原料竞争，增加资金数量支付原料，更加合乎逻辑的是面对商品价格的上涨，黄金价格将保持它的购买力水平，这与美元的下跌无关。

现在中国和金砖国家已经为这个历史时刻做好准备，从1983年以来已经实施一项储存黄金的长期政策。国家积累的黄金数量，除了官方宣布的储备之外是国家的一个秘密，但是估计至少是2万吨。2002年中国可能已经拥有可靠的足够的实物黄金，以便帮助它自己的公民与这项措施结合，因为那一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上海黄金交易所，取消了在中国私人拥有黄金的限制。

最近14年中国的个人和企业至少已经积累了1万吨黄金，中国远远没有变成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提炼国。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为它自己和它的公民以足够的提前量为信用货币的购买力停滞做好准备，他们对商品的需求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唯一应当做的是抛售它过去积累的的美国国库债券，在这些债券变得没有价值之前抛售，中国正在加速这样做。

此外，中国一直在发展一种多极的、世界范围的生产能力的格局。这种格局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和印度以及它有影响的地区共享，与巴西--阿根廷、南美洲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非和非洲联盟共享，对此还要加上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国家。这个格局中有集中在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和金砖国家的货币篮子，有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个发展的基金会，一个自己的交换补偿制度，一项基础设施和开发的计划，一列高速货运火车很快将到达英国（已经实现）。

一项有自己的丝绸路线图的基础设施计划将通过连接西北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大陆桥到达美国，美国的权力部门、共和党的罗斯福主义者们为美国人民推动这项生产性的出路。共和党还推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重新机制化，作为在结构上削弱全球金融资本唯一的方式，即阻止金融投资银行能够存在，支持全球的金融网络。因此，特朗普也有一条通过与金砖国家协调，走向国家工业主义的道路。

相反，美国为应对原料价格的上涨准备很差。人们指出，甚至美国的黄金储备至少令人怀疑，对于确保下滑中的美元是不够的，在任何情况下将美元的地位转换为黄金的地位不再是容易的事情。在未来的年代里，从商品的需求来说，无论如何轮到美国发挥“第二小提琴手：”的作用，同时对中国（不像在1970年英国还占领香港的时候）美元价格的形势可能正变得糟糕。

由于中国对原料非周期的持续需求，存在一种巨大的风险甚至一种沮丧，因为利率大幅度提高引起的债务结算将做到控制表现为西方货币价格的通货膨胀，这与70年代不同，当时美元“奏乐”，其他所有的货币“跳舞”。在这个时候中国、俄罗斯和所有其他与它们有贸易联系的国家已经不再按照美元的音乐节拍“跳舞”。结果，美国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对世界价格的通货膨胀进行绝对的控制，不论是用美元测定或是用其他的信用货币测定都是如此。

因此，通货膨胀的压力（原料价格上涨）可能持续下去，尽管美国国库债券的价格下跌。在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中，美元价格的氛围可能继续膨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甚至在2018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由特朗普政府操纵的时候。

政变，危机和停滞2017年美国的金融可能停滞

现在唐纳德·特朗普试图实施70年代英国扩张主义的财政政策，一个类似的周期所有的信号今天在美国正在孕育，但是在一个很高层的范围内。可是存在明显的区别，特别是私人部门的债务负担很重。在70年代，私人部门的债务水平低，这样在英国居民房地产的价格开始时没有受到利率提高的影响。如今在美国居民的房产价值中抵押贷款占80%。事实上在美国一般私人部门的债务水平现在很高，联邦基金的利率从2%提高到3%能够足以让居民住房的价格停滞，让美国的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牌停滞。

另外的重要区别是市场之间的联系。美国国库债券利润的增加无疑将导致欧元流向美元，寻求投资美元以增加利润。这特别影响到欧元区。欧元区的银行将面临在债券市场上可能很大的损失（因为它的投资者寻求出售债券以便投资美元），整个欧洲银行系统可能停滞，直到它自己的生存可能因这些发展而受到威胁。欧洲中央银行可能继续在金融部门注入资金，其绝望的意图是拯救银行，但是只能在下跌的欧元的价格膨胀产生后果时这样做，不会强迫也提高利率。

面对严重的银行危机的威胁，欧洲委员会正在增加对现金货币和贵重金属如黄金和白银的控制。在“恐怖主义袭击”的框架内（如同圣诞节发生在柏林的袭击）试图限制用现金操作的可能性，首先是从国外来或流向国外的现金。前述情况与关闭资金逃往国外的可能性的小圈子有关。拥有黄金将是非法的，这意味着明确的没收公民的财富。在取消大额钞票流通的时候，将限制在银行之外在床垫下保存资金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破产的时候“自救债券”（兑换小圈子）做准备。

就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的银行系统在关于华尔街全球金融银行的巴塞利亚委员会上围绕信贷的规则取得了一次令人吃惊的胜利。德国和法国一起做到使资本市场不屈从于美国大银行的游戏规则。正在博弈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的领导地位，而此时中国的银行也在考虑发挥一种主角的作用，对资本市场有更多的控制。这是一项巨大的政治挑战，因为德意志银行作为唯一能够与华尔街投资大银行竞争的银行已经做到幸存下来。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或围绕着利率是否提高的争夺将对欧盟的国家有利，因为这将不取决于垄断国库债券购买的美国银行的“俱乐部”。

特朗普指控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是这个全球结构的关键人物，他可能对以国家主权为代价“盗窃工人阶级的财富”负有责任，专门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服务。现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作为欧盟成员的匈牙利政府感到有足够的支持以便将所有的政治工具由它支配，来解散与索罗斯有联系的大型非政府组织。

欧盟的危机是一个从2009年开始的进程，这与解决参与世界权力的格局有关，因为光靠它本身不能做到，但它确实是世界权力的一个中心成员。由于这个原因，总是存在紧张的关系，欧盟不仅对大陆金融的单极格局有异议，而且对世界的多极格局也有异议。我们认为欧盟在单极的全球主义中没有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作为欧盟将会消失。

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婚姻”

美国新总统宣布他的新任国务卿是雷克斯·蒂勒森，蒂勒森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管，一个开始采用“水力压裂法”非正规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人。由他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将负责世界上所有类型的经济战。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美元似乎有限和强劲的货币越来越多集中在亚洲的日子里。蒂勒森与洛克菲勒“王朝”关系密切，后者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财富来自埃克森美孚基金会。

蒂勒森对天然气的控制—他有能力将石油的价格带向自由下跌—结果可能是他在经济战和贸易谈判中出色的经济武器。控制能源供求的能力和技巧将是主要权力的博弈。在这个进程中普京可能是或不是一个盟友，因为埃克森—美孚在俄罗斯联邦也有巨额投资，对勘探北极有共同的利益。但是，2017年因为俄罗斯将远离一场潜在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今年将实现和平。

特朗普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在未来的年代里英国和美国两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别的问题：一般“商品”（原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能源价格上涨。美国财政的扩张人为造成的需求曾在1970—1974年促使“商品”的价格普遍大幅度上涨。最明显的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因为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将每桶原油的价格由3美元提高到12美元。“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过货币的扩张支付，这与今天的情况一样。

但是，今天中国正在为整个亚洲实施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这迫使储存和消费数量空前的工业原料和能源。中国和金砖国家的这些计划也有全球的金融资本的介入和参与，这些资本加在一起，新兴经济体（不是美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3%。特朗普的扩张计划将与中国正在实施的更大计划发生冲突，将更多地提高表现为以美元计价的“商品”的价格。除了在特朗普就职以前已经看到的上涨之外，价格还会上涨的前景恶化了。这里很清楚的是，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中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益会发生冲突。这可能对拉丁美洲产生一种反弹的后果。在因为原料的潜在冲突中，可以预期几乎肯定美国将以很大的力量重新引入“门罗主义”。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为拉丁美洲推动一项负面的议程：在美国南部边界建设一道隔离墙，重新谈判或结束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条约（NAFTA），退出有亚洲和拉美国家参加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特朗普为拉丁美洲所有的政治建议2017年仅限于一项负面的议程--反对贸易、反对移民、反对针对气候变化的协议--中国将填补真空，在本地区赢得更大的影响。

特朗普宣布退出TPP是“给中国的一个礼物”，中国很好地利用2016年11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要的是美国在选举年没有注意到中国的攻势，中国加大它在拉丁美洲的存在。习近平主席在最近一次访问拉美地区期间，为厄瓜多尔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揭幕，该水电站由一家中国公司用中国的贷款建设，中国还探索在秘鲁和智利的基础设施进行新的投资，可能和拉美国家签署新的协议，或在不远的将来将亚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扩大到拉美国家。但是中国已经与智利、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有了自由贸易协议。

去年11月中旬，在美国选举之后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这是这位中国领导人2013年上任后第三次访问拉丁美洲，在三年里习近平已经访问了十个拉丁美洲国家，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的八年中曾11次访问拉美国家。

作为结论：危机的打击造成的舞台

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战略计划继续削弱了美国作为霸权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中美国的影响，因为全球金融资本的计划中没有建设“另一个美国世纪”的目标，而是建设一个在所有国家之上包括在美国之上全球的政府。

一个根据控制各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网点的网络构成的全球政府，从垄断国家的货币政策出发，将屈从强加给当选的政府，与全球的金融网点的网络进行协调。对此我们可以将其说成是一种“全球主义”，因为它将民族主义和大陆主义强加于人；这是一种单极，因为它作为中心的单位表现了一种全球金融资本的形式；它是多边的，因为它的领土的构成如同金融网点和中央银行的统治的网络。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安全的视角和“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特朗普政府开始表明他的权力构成的不同类性。一方面，在他的内阁里有单极的金融大陆主义的角色，他们的出现可能非常强势，如高盛集团公司和它的军工复合体的高管们，以及他的将军们，加上埃克森--美孚、洛克菲勒的高管和基辛格。

美国这种单极的大陆主义的权力计划始于1950年，从1999--2008年起由于金融的全球主义的上升，单极大陆主义陷入危机，提出的挑战是将国内的金融单极强加给别的国家，它能够继续这样做。特朗普政府从美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出发将进行争夺，将后者扩大为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正在设计一种金融的世界主义，依靠德国以便让欧盟和非洲屈从。在日本使亚洲太平洋国家屈从，作为它的支撑。

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可以感觉到在特朗普“宝座”的背后，是基辛格的手在指引对付中国和伊朗，利用普京和俄罗斯避免实现一个统一的亚欧成为金砖国家多极主义的可能性，这项计划不论是对强调美国的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单极世界的幻想，还是对在全球化金融资本的霸权之下单极世界的幻想，都意味着是一个很大的平衡砝码。

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更多地保卫国家主权和多极世界思想的国家。全球主义者特别攻击俄罗斯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亚欧的一体化，因为它在中国和俄罗斯有一个强有力地发展的全球化的金融网络。特朗普政府（背后是基辛格的手）将特别攻击中国，因为它是最大的堡垒，在那里不仅计划金砖国家的多极主义，而且计划全球的多极主义，需要避免全球单极政府由美国出资建立起来。

因此，重要的是观察从提高利率开始资本流动的方向和重新流动。全球的金融资本在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和中国的中央银行产生了大量的虚拟资金，将引导这些虚拟资本去资助全球的平台和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的开展。从1994年起开展的进程曾促使跨国公司从中心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迁往外围国家，它们被重新称为“新兴经济体”，这些虚拟资本也加强和巩固了金砖国家世界生产的多极主义计划，加强和巩固了全世界地区之间的对话。

这个进程巩固了从1994年以来跨国公司从中心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转移到外围国家，从2009年以来外围国家被称为“新兴经济体”，巩固了这些国家。但是这个资本增加流向外围的新兴经济休的进程也为金砖国家世界生产的多极化计划和世界上地区之间的对话计划提供便利，加强和巩固这些计划。

因此，在从美联储或美国财政部提出提高利率的时候，金融的大陆单极主义这样做是为了将金融大型泡沫的虚拟资本从新兴经济体重新流向美国。这是为了不向全球的单极主义和多极主义提供资金，但也是为了重新加强美国的基础设施，恢复美国从2001—2010年不再具有的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心地位，当时美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0%，现在下降到37%。中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美国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直接表现在特朗普的演说中，他提出将资本和信贷重新引向美国，以便将美国的经济重新工业化，为了让有质量的就业归还给美国的工人。在这个意义上，这与大陆主义与中国和奥巴马—希拉里的金融全球主义对立是一致的。但是，特朗普在提出需要北美自由贸易条约（Nafta）时，与单极的大陆主义对立。当他看到如果美国成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的可能性的时候，与金砖国家的多极主义一致。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月17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