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中的牛兰夫妇。

南京老虎桥监狱。

柳亚子等人在报纸上发布要求释放牛兰的声明。

宋庆龄、鲁迅等在鲁迅家中合影，右起：鲁迅、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牛兰”这个名字，字面上很中国化、女性化，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牛兰”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化名音译。1931年，他和妻子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又被国民党当局转押，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夫妇被捕在当时成为一个国际政治事件。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往来奔走，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郁达夫等都参与其中；事件影响甚至扩展到世界范围，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萧伯纳这样蜚声全球的名人也纷纷为之发声。

置于中国近代史的壮阔波澜中，牛兰事件也许只算得上一个微小的浪花，但历史脉络的丝丝缕缕，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暗流在表象下汹涌。

牛兰事件的前因后果牵连甚广：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是牛兰被捕的重要原因之一；蒋经国被苏联当成交换牛兰的筹码，竟然被蒋介石拒绝；二战史上最具传奇性的“红色谍王”佐尔格，暗中组织营救，也因此招致身份暴露的危险；造成中国工农红军巨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其实是因为牛兰案来到中国的……

牛兰事件涉及太多的秘密，真正的内情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各方才开始陆续解密部分重要档案，许多历史空白逐渐得以补充，但时至今日，此案的许多历史细节仍面目不清。

重溯此案，能让今天的人们从一侧面了解到那个特殊年代革命者的艰险与牺牲。

“二○五号海伦诺尔”

“牛兰夫妇被捕的经过，惊险、曲折，看上去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南京的住所里，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著名研究者经盛鸿，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研究牛兰案多年梳理出的历史细节。

1931年6月的一天，英国巡捕悄悄地包围了上海公共租界里一幢三层小楼——北四川路235号。此时，楼里的一个波兰籍商人正和他的儿子在吃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半个月前，远在千里以外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名叫杜克洛克斯。经调查，此人是共产国际派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的特工。

英国警察从他所带的文件中查到了一个中国的电报地址和邮政信箱号码：“二○五号海伦诺尔，中国上海”。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界当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一线索，对上海的205号信箱进行秘密监视，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是个波兰商人，名叫牛兰。

他们继续秘密跟踪侦查，又查明了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号。此外，他们还发现牛兰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有另外一处秘密活动地点。

一切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结果——这个藏匿在上海英租界中的波兰商人，很可能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上海的特工。

于是，在6月15日的上午，早已准备多时的英国巡捕冲进了这栋欧式洋楼。在男主人的身上，他们搜出了一本名为“牛兰”的德国护照。几分钟后，他们又在另一个房间里搜出了十几本不同姓名和国籍的护照。

一个人居然会持有多国护照，这个细节证实了巡捕房之前的猜测。

在这栋小楼里，巡捕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份重要文件，但是他们从牛兰的身上搜出3串、共27枚钥匙。

在牛兰的另一活动点——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巡捕用牛兰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小房间，发现里面摆着3个紧锁的保险柜。他们找来锁匠，打开了其中的一个保险柜，又从中找出了两把钥匙——恰好是打开另外两个保险柜的钥匙。

在三个保险柜里，巡捕们共搜出六百多份文件，里面所有的内容都与一个组织有关——共产国际远东局。

在其中最重要的76份文件里，有共产国际对远东地区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还有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然而，对于牛兰和共产国际来说，厄运至此并没有结束。

在房间书桌上，巡捕们发现了一张用法文写的字条：“我今天下午两时半再来”。

显然，这是另外一个人留给牛兰“接头”用的。巡捕们带走了牛兰和文件，留下一部分人守候。

下午两点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钥匙打开房门，藏在屋里等候多时的巡捕们看到一个金发碧眼、手提皮包的女人走进来，便立即掏出枪一拥而上。

来人正是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

虽然机警的汪得利曾立刻佯装走错了房间，但早有准备的巡捕们还是将她当场逮捕。

牛兰夫妇在被捕后，租界巡捕房多次对他们进行提审，但两人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汪得利曾的皮包里，巡捕搜出了一张收据，得知她在当时上海西郊的愚园路宏业花园第74号还有一个住处。顺藤摸瓜，在愚园路的住所里，巡捕们又发现了牛兰夫妇在上海的另一重要住处——赫德路66号，并在那里搜出了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47000美元。

这笔巨款原本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如今落到了英国巡捕房的手里。

但是，无论是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中央，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牛兰夫妇被捕，是比失去这笔巨款更为可怕的事情。

由于牛兰的特殊身份，他掌握着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大量的“红色机密”， 甚至关系到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

“牛轧糖”

牛兰夫妇被捕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事情发展至此，原本还不至于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造成致命威胁。牛兰夫妇是老资格的“契卡”（苏联情报组织），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乃至被捕入狱的经验。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3月出生在乌克兰，一战期间被送到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担任芬兰团的政委，十月革命时曾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他被推选参加“契卡”, 成为一位执行秘密任务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牛兰携带大量现金，先是以经商为由到欧洲“漂白”身份，其间来过上海经商探路。1930年3月，牛兰带着妻子汪得利曾由莫斯科经哈尔滨、大连重返上海。

此前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由海参崴迁至上海。经盛鸿告诉记者，共产国际之所以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脚点，是因为上海租界林立，“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种种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各国情报人员视作自己的乐土。”

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亚•玛依仙珂，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数理逻辑的教师。她极富语言天赋，精通法、德、英、意等多国语言，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她与牛兰在维也纳结婚，两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吉米。由于隐蔽工作的需要，牛兰夫妻从不在吉米面前讲俄语，只说德语。吉米的国籍是德国，也说一口纯正的德语。

牛兰在上海的一个公开职务，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这是1927年成立的一个公开的国际工人组织，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1930年迁入上海，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尤以中国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对象，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工作。

此外，牛兰还在上海开了好几家商铺。当然，商人的身份只是掩护，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公开资料显示，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牛兰夫妇就像是现实版的《史密斯夫妇》。他们二人的特工经验异常丰富，同时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过若干假姓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了10处住所。

上海英租界巡捕把牛兰夫妇和儿子吉米，以及保姆都关进了牢房。他们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多次审讯，但牛兰只承认自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机构的秘书，其他的一概拒绝回答。警方为了坐实牛兰是共产党，决定从他俩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明他俩真实的身份。

从现今还保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原公共租界牛兰案审讯笔录来看，当时，比利时领馆否认了牛兰夫妇比利时护照的真实性，瑞士领馆对牛兰夫妇的瑞士籍不置可否，德国领馆对他俩的德国国籍确认无疑。而他俩年幼的孩子吉米，除了德语，不会说其他任何语言，这个“乌龙案件”让英国人一头雾水。

更令租界警方想不到的是, 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拍来电报, 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甚至在全球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

英国人压力很大。当时的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租界巡捕房对牛兰夫妇这样的神秘人物早已见怪不怪。按照当时公开或者隐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规则”，找不出证据证明牛兰夫妇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人士，巡捕房就只能放人。

偏偏就在租界巡捕抓住牛兰夫妇的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也在追查着牛兰——刚刚抓住了顾顺章的国民党中统局。

就在牛兰夫妇被捕前两个月，顾顺章在武汉被逮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就是那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向国民党和盘托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几乎所有的秘密，幸而“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及时传出警报，中央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撤离。但是顾顺章掌握的中共秘密太多，还是给党组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顾顺章不仅出卖了中共中央，还出卖了当时正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顾顺章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国民党中统局是否向上海租界巡捕提供过抓捕“牛轧糖”的线索，目前还不能确认。不过，牛兰夫妇的身份暴露，确实是中统局所为。

正在上海英租界对牛兰案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中统局的特务突然带着一张照片来到了英租界巡捕房。

那是1927年第三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其中就有牛兰与汪得利曾。中统局的特工在英租界巡捕房里，用这张照片和真人进行了仔细比对，确认了被捕的牛兰夫妇就是照片中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分子。

进一步让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确认牛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身份的，是另一份极为“高层”的“口供”。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当年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作为中共中央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直接接触，他也供出了“牛轧糖”，并第一次明确交代了牛兰的真实身份：“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国民党方面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就是“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

舆论风暴

英国对国际共运持敌对态度，上海英租界自然也反共，但他们的反共心态远没有一门心思“剿共”的国民党当局迫切。牛兰对国民党当局的价值更大——他们企图以此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于是，国民党中统局很快和上海租界巡捕房达成了交易。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判牛兰夫妇。这场审判没有真正的判决，只是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

8月12日，牛兰一家三口从上海被押解到南京。

就在押解当天，危难中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先期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也通过律师发表公开声明，抗议当局的不人道，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妥为照料，直至牛兰夫妇无罪开释。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回应。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国民党手里后，就失去了一切信息，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

直到一位身份特殊的重要人士介入牛兰案。她就是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一直致力于民族进步和解放事业，在国际国内都享有极高声望。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在国民党政府中没有担任实职，却有着不能忽视的特殊影响力。

1931年7月末，宋庆龄离开德国，回国为母奔丧。她于8月13日抵达上海的时候，牛兰一家已被押解到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在将牛兰夫妇投入监狱后，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审判，反而在监狱中对牛兰夫妇百般折磨。牛兰夫妇曾先后多次绝食以示抗议。

与此同时，国际进步组织与进步人士也积极采取行动，他们纷纷致电宋庆龄，把营救牛兰的希望寄托在刚从海外归国的宋庆龄身上。

据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8月18日，美国作家德莱塞等32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恳请她对牛兰夫妇“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劳动妇女领袖、国际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以个人名义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

宋庆龄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投入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并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派性质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宋庆龄（右一）、杨杏佛（左一）与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琼•文森特夫妇。

佐尔格被处死后埋葬在东京巢鸭监狱。1949年，他的日本女友石井花子将他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石井花子死后与其合葬。

佐尔格

原名奥托•布劳恩的李德

“质子”蒋经国

面对汹涌的舆论风暴，国民党政府装聋作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运动的领导人，宋庆龄决定以“孙夫人”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当局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她的妹夫——蒋介石直接对话。

在牛兰夫妇被捕五个月后，宋庆龄走进了蒋介石办公室。

蒋、宋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形，从未被人披露, 只有在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只言片语的记录。

1931年12月16日会面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可见，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拿出了蒋经国作为交换筹码。

作为蒋介石的嫡长子，蒋经国深受家族器重，在其16岁时，蒋介石便送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蒋经国有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那时的蒋经国对共产主义有浓厚兴趣，到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是他的团小组长。

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决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也是在这前后，蒋经国大学毕业，申请回国，未获批准；继而又上了军校，3年后毕业再次申请回国，再次被否。共产国际和苏联再三阻止蒋经国回国，当时各有因由，到了1931年要营救牛兰时，蒋经国派上了用场，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质子”或“人质”。

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请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他们原以为这是个蒋介石无法拒绝的筹码，没想到却被蒋介石一口回绝。

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写得“大义凛然”，足可以当成第二天公开发布的“大义灭亲”声明。其实哪有什么“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孙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儿子可以不要，蒋介石心心念念的，只有他的“反共大业”。那才是“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以及大量机密文件与资金被查抄，已经给共产国际在中国与远东的活动造成了极大损失。

首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 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其他成员只得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一度完全中断。

不仅如此，牛兰夫妇的被捕还牵连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的共产组织。

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而恰在牛兰被捕前几天，香港英国警察在香港捕获了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从牛兰处得到的文件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将材料转交给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党员与当时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追捕。

以牛兰夫妇的身份，他们掌握的秘密远远超过这些文件。国民党政府岂肯放过这条“大鱼”。

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计划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不得不再寻他法，启用了隐蔽在上海的情报机构。

天价字条

据爱泼斯坦在书中说：“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在营救牛兰的行动中，他主要是为佐尔格提供协助。另外，他也在公开层面展开了活动，邀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郁达夫等，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牛兰的“地下活动”，中心人物是佐尔格（详见本版2014年10月21日《红色谍王》）。

佐尔格是二战期间苏联最传奇的王牌间谍。其巅峰之作，是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准确地给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正是这份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驰援莫斯科。

佐尔格传奇的间谍生涯是从中国开始的。佐尔格在华期间最得力的中国助手张放，在上世纪80年代曾撰写过非公开出版的《佐尔格在中国》，其中记录了佐尔格小组营救牛兰的诸多历史细节。

加入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时候，张放非常年轻，他是由周恩来介绍给佐尔格的中国秘书。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佐尔格探听国民党的一些消息，提供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报。

一天深夜，三声轻轻的敲门声让张放从睡梦中醒来，他打开灯，侧着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是三声轻轻的、有节奏的敲门声。张放知道，敲门的人正是佐尔格。

佐尔格冒险深夜来访，张放的心立刻吊到了嗓子眼。佐尔格进屋后，把牛兰夫妇被捕的事告诉了张放。

由于被押到南京以后的牛兰夫妇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佐尔格确定自己的第一项工作是明确牛兰的生与死。他向张放提出，必须想办法建立起与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接触与联系。

当时并没有太多地下工作经验的张放，一时摸不着头绪。他在回忆中写道，佐尔格提示他，应该找情报关系中的江浙人来打探牛兰夫妇的消息。他的理由是，国民党特务势力实权派多为江浙人，所以应该利用“老乡”关系网。

在佐尔格的启发下，张放很快打通了关节，获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还是此案的主管。据张放回忆，佐尔格当时提出，需要牛兰写一封亲笔信，以证实他确实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关押。这封信也能为国际进步势力的营救活动提供有力支持。

两天后，张冲通过中间人给张放回话：可以把牛兰的信带出来，但要价3万美元。

三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张放认为张冲是故意敲竹杠，但是佐尔格却认为，这个交易很合理。

佐尔格当即做出了分析：张冲能把牛兰的信带出来，是“暗中通共”的杀头大罪，以他的地位不会为了3万美元冒这个险。而且佐尔格已经调查过张冲的为人，他有留学苏联的经历，能帮牛兰带信是在向共产党示好。要价异乎寻常之高，很可能是在试探究竟是谁在和他交易。因为中共的下级组织拿不出这么多钱，如果这边答应了，只能是中共中央或者更高级别的共产国际介入了此事。而且，有了这笔交易，就可能在国民党中统内部打通新的关系。

张冲在数年后的表现，确实印证了佐尔格的判断。他身为国民党中统要员，却是“联苏联共”的积极推动者、共产党的朋友，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友谊。1941年张冲逝世，周恩来亲临吊唁，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还撰写了《悼张淮南先生》（张冲字淮南）一文。

不管是何种情况，佐尔格都决定冒险一试。他按照张冲所要求的数额，向共产国际申请了款项。为保险起见，共产国际派出了两位送款人，各携带2万美元，从不同路径抵达上海。其中一位送款人很值得一说，他叫奥托•布劳恩，一位有十年党龄的德共党员。

布劳恩和佐尔格同属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区别在于佐尔格已经是身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而布劳恩当时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生，派往中国的使命是给佐尔格送款，是一位交通员。

然而这位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在上海遇到了老相识博古。布劳恩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就是更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李德。

佐尔格很快拿到了牛兰的亲笔信，这张天价字条，给营救牛兰的行动带来了真正的转机。

这张字条上的内容，被登载在欧美进步报刊上，又被国内的报纸争相转载，中外媒体在同一时间曝出，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国际职工运动在上海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和他们的三岁幼童，舆论一致要求蒋介石公布牛兰事件，并要求他公布牛兰的犯罪证据。

最猛烈的舆论风潮到来了，国民党当局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张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军将得好，蒋介石既不敢公布此案，更不敢公布证据，而这时正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国家要钱要武器攻打中国红军的时刻，他不得不把这一运动平息下去。”

重压之下，国民党首先释放了年仅三岁的吉米，经史沫特莱的安排，由美国记者伊萨克斯出面，把孩子从监狱里领出来。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只能把原准备秘密处理的“牛兰事件”公开化，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公开审判。

脱狱归国

1932年5月，国民政府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有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

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

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遭到医生的拒绝。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认为这种处理“违背法治原则”而坚决反对。

所有这一切由法国法新社、德国新闻社、《申报》等中外传媒做了大量连续报道。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

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8月19日，庭审结束。江苏省高等法院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这个判决，倒是很符合国民政府的两难境地——牛兰夫妇杀不得、放不得，只能无限期地关下去。

法院判决后，牛兰夫妇被送至南京市中心老虎桥的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监禁服刑。宋庆龄仍在牵挂、帮助这两个素未谋面的外国朋友。

牛兰夫妇在狱中期间，他们的儿子吉米先是被送到他父母的朋友德国人赫尔兹家中抚养，1936年赫尔兹一家回德国后，吉米被宋庆龄接到自己家中住了几个月。她还让吉米穿着长袍、戴着中国小帽子照了张相片，并在探监时把相片送给了狱中的牛兰夫妇。

吉米在晚年时撰文回忆：

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记得那时我有两个家，一个在上海，赫尔兹夫妇照顾我供我读书；另一个在南京的监狱里关押着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去探望他们，而且总是在我生日时去南京探监，据母亲说，我探监的权力和日期都是宋庆龄争取到的和有意安排的。

1936年，赫尔兹夫妇回德国前，到南京监狱征求我父母的意见。那年我已9岁了，记得当时父母很焦急地说：吉米不能去德国，吉米去找宋庆龄想办法。

1936年底，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吉米回到了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晚年回忆说：最忘不了的镜头，是宋庆龄妈妈亲自将他送上去海参崴的“北方号”轮船。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从南京回到上海躲藏起来。按苏联情报人员的纪律，他们是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帮助的，因此，在后来近两年时间里，在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他们靠宋庆龄的资助和关照坚持了下来。直到1939年，牛兰夫妇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他们二人才最终得以顺利返回苏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牛兰事件”中的各方当事人都已离世，而一个牛兰夫妇被捕后上海英租界警方和国民党都没审出来的问题，现在也没有明确答案公开。

牛兰是被当成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抓捕和审判的，而他所有的口供，只承认了自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

包括经盛鸿在内的大部分史学家认为，牛兰的身份确实如国民党当时的猜测，是远东局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实际上是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当时的远东局主任是中苏关系史上十分著名的俄国人米夫。当米夫不在上海时，牛兰实际就成为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经盛鸿说。

但也有一些史学家对他的身份提出质疑。

杨奎松在《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一文中指出，“直到被捕为止，这个牛兰也并没有成为远东局的负责人。他的工作主要只是负责交通系统而已，用中共的称呼，或者应该叫他做交通毛子。”

他认为，牛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成员，是负责对共产国际的联络及交通等任务的“组织科”的负责人，这也是负责中共交通系统的顾顺章对他的名字较为熟悉的原因。

牛兰到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实际负责人，还是“交通毛子”，这个问题至今是个谜。或许随着更多当时历史资料的解密，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才能够水落石出。

不论如何，这场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曲折复杂、声势浩大的国际大营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没有“交换人质”成功的蒋经国，又在苏联待了五年多，总共经历了12年“留苏”岁月，直到1937年3月才回到中国。他没有和蒋介石决裂，而是成了蒋介石悉心培养的“太子”。

因为介入牛兰事件，佐尔格情报小组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中国上海，几个月后被派往日本东京。在那里，佐尔格成就了间谍传奇，也在那里被捕牺牲。

为佐尔格送去美金的布劳恩，在完成交通员的使命后并没有立即回国，1933年9月他以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江西瑞金，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因为他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战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李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9年他回到莫斯科。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生活十分平静，1943年至1948年期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还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1963年病故。他的夫人在第二年也病故了，此前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

许多年以后，吉米深情地说：“我期望重返中国，到上海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看一看，到宋庆龄的墓前献上一朵小花，说声谢谢，这也是我父母的遗愿。”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