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 顶层1%的成年人的收入是底层人的27倍。按照2014年的美元折算，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年收入为42.8万美元，而底层人只有大约1.6万美元。截止到2014年，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年收入是底层人群的81倍，约为130万美元对1.6万美元。

怎么解释日益加大的贫富悬殊呢，尤其是在政府还资助了“所得税扣抵制”这样的补贴项目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发现，部分原因在于财富积累中日趋重要的因素是资本而非收入。匹克迪2014年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意外畅销。他在该书中提出一个理论，认为股票或房地产等资本的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因此那些没有财务来源去投资资本的美国人，比如占半数的底层美国人，就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而投资让顶层1%的人群身价倍增，财富暴涨。

经济学家们还在文中写道“顶层阶级收入的高涨起初是由于劳动收入的增加，但是自2000年起，主要是缘于资本收入的增加了”。

美国大约1/3的国民收入通过税收、政府转移性支出和公共支出进行再次分配。这些政策“已经阻止税后收入不平等一路回到新政前的水平”，但在总趋势的改变上收效甚微。

对中产和低收入美国人而言，税收制度有如绊脚石，经济学家们认为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落后。如果把所有的税目算进去，从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到地方的消费税，如今穷人们缴的税增加了，富人们反而减少了。

1950年，最富裕的1%的人口要缴纳税前收入的40%到45%，现在只缴纳30%到35%。研究人员发现对于占半数的底层人而言，情况却恰好相反。20世纪50年代，底层人口缴税不超过其收入的20%，而现在他们要缴纳收入的25%。

唯一的亮点是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帮助中产阶级提高了收入，尤其是得益于所得税扣抵制。研究者们发现，如若没有这些福利，2007-2009年间或经济不景气时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会下降10%，而不是遭受现在下降4%的痛苦。

文章还写道“相反，考虑到他们税前收入的暴跌，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也不足以大幅增加占半数的底层人口的收入”。

尽管部分经济学家指出工资是造成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然而左倾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声称工资增长是平衡收入差距的关键。虽然联邦政府的最低工资仍然陷在每小时7.25美元的泥沼中不得脱身，但在州和市政府层面上劳工活动分子已经成功地通过投票表决和立法来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

根据马修P·德瑞安在其2015年出版的《收入不平等：为什么重要及为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不在意》一书，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逐渐在收入中攫取更多的份额。1929年，顶层1%的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8.7%，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跃升为11%。

什么才能有助于提高底层美国人的财富？匹克迪及其共同作者认为这有赖于教育的改善、劳动市场的改革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企业监督，以及“大胆的税制改革”。

这些改革能否在特朗普任期内实现仍不明朗，尽管他提名的财政部长史蒂芬·姆钦宣称“对富人不会绝对的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