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密集公布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人事布局，圈定前国防情报局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弗林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雷克斯·蒂勒森、前中央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斯、前南方司令部司令约翰·凯利分别执掌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鉴于特朗普在执政经验方面的空白，这些人选从侧面预示了共和党新政府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走向。

1“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可能出现颠覆性逆转

时代在变，但基于特定地理环境而产生的民族性格和战略思维定式，却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发生根本性逆转。历史上，作为海洋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战略思维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称霸欧亚大陆，从而挑战其全球或地区海洋霸权，威胁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联华抗日、冷战期间的拉中反苏，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

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国际政治重点、全球经济重心日益转向亚太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仅为这一战略思维在全新历史时期的新版本，已在美国国内军、政、工、学界以及两党政精英层达成高度共识，成为美未来全球大战略的既定方针。

作为“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代言人，蒂勒森在国际生意谈判方面精于运筹帷幄、折冲樽俎，是共和党精英层的代表，其上任后更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战略重心东移进程。即便蒂勒森的提名在参院遭遇“阻击”，而彼得雷乌斯、朱利安尼、约翰·博尔顿等其他候选人也均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理念，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鹰派”势力的代言人，他们上台后，在手段、策略和节奏方面会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激进。

因此，这种思维模式也就决定了美战略重心东移进程，不会因政党轮替、竞选言论或总统个人喜好而出现根本性逆转。

在这一战略思维的惯性引导下，在军事上，美国新政府将会延续前任政府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持续加强海、空军力建设，重点加强亚太地区军力部署，继续推进60%海、空军兵力2020年前移防亚太，重点构筑一个平时以“远海封锁”为支撑、战时以“近海阻遏”为重心的“劝阻拒止型”作战体系，目的是使对手陷入动必受制、打必生乱、战必持久的不利境地，以牵制、平衡和防范地区新兴大国。

在外交方面，民主党政府更重视国际规则、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制衡”作用，更倾向于采用“一边倒”或“选边站”的英式“光辉孤立”被动均势战略。与之相比共和党政府的亚太战略则可能会在继续构建当代版“俾斯麦体系”，在推动地区双边同盟体系向伙伴关系网方向发展的同时，以强大的前沿军事部署为后盾，以地区热点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为切入点，通过模糊指向、两面施压、保留余地的主动均势战略手法，在盟国伙伴与潜在对手之间充当“诚实的掮客”，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均保持密切接触，既要与新兴大国适度缓和关系，保持一定弹性空间，避免爆发正面冲突，又要敲打要挟盟国伙伴，提高为其提供安全承诺的政治、经济条件，迫使其承担更多自主防卫职能或分担更多美军驻军费用，从而全面减轻美军事负担。

这种两面渔利、双重下注的策略与“尼克松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更符合特朗普和蒂勒森等商界精英的思维模式与做事风格。在经济方面，尽管TPP可能中途夭折，但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新重心，亚太地区是决定特朗普能否实现“美国复兴”（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竞选誓言的关键所在。因此，美国新任政府不可能会将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拱手让人，必然会以其他形式的“美国方案”来取代TPP，以强化其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2美军可能重返中东

特朗普竞选期间最令人费解的政策宣言，莫过于其与奥巴马政府截然相反的建军方针，特别是地面力量的扩军计划。据美国军事新闻网估算，特朗普在其第一任任期内，将会增加2500～3000亿美元军费和16万兵力，包括6万陆军、1.2万陆战队，并大幅度推进现有装备更新计划，增购100架作战飞机、78艘战舰和潜艇，标志着美军军力规模结构可能重新恢复到小布什政府末期水平。鉴于特朗普从政经历，特别是治军经验的欠缺，这些方案主要源自他最重要的军事智囊——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

迈克尔·弗林长期在美军情报部队和特种部队任职，担任过国防情报局局长，2014年因公开发表与奥巴马反恐政策相悖言论而遭解职，此后出任特朗普的军事顾问，堪称其“军事大脑”。因此弗林的思想，特别是他今年出版的一部题为《战场：我们如何打赢一场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的著作，透露了特朗普扩军计划背后的主要目的，以及未来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轮廓。

弗林认为，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其本质是一场西方“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文明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强调伊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反美力量层出不穷的根本动力，已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而奥巴马“报喜不报忧”的“反恐”战略，特别是美军仓促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决定，在中东地区制造了巨大的安全真空，为“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和伊朗的步步做大，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为此，弗林列出了四大目标：一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石，彻底歼灭“伊斯兰国”军队，击毙或俘获其高级头目；二是利用情报、经济、外交等全部国家力量的“合力”优势，深入了解对手心理，寻找和打击其弱点，最终瓦解伊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根基；三是组建全新的“21世纪全球联盟”，特别是缓和美俄关系，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发动政治和军事战役；四是对伊朗等包庇、支持和窝藏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的国家实施惩戒，必要时将其一举推翻。鉴于美军军力规模结构，主要依据实际的战争规划构想精确计算之后再最终确定，包括与谁打、在哪打、打什么样战争及打几场战争等诸多因素。

因此，从上述目标看，如果扩军计划成行，那么美军必然会在中东地区重新部署一支实力强大的“数量密集型”地面部队，重点发挥常规力量的塑造作用，稳定地区秩序，有效震慑伊朗等地区国家，同时综合运用情报战、网络战等信息战手段以及特种作战力量，并结合经济、外交和人文等其他手段的合力优势，在地区以及全球范围逐步剿灭“伊斯兰国”势力，铲除激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

正如弗林所言，“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针对弥赛亚式邪恶势力的世界大战，大多数恶人都是受伊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因此我们必须组织军事、经济、情报和外交等所有国家实力与之周旋……这场战争或许会持续数代人的时间”。

3“混合战争”将成为美军军队建设的新指针

如何在战线过长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平衡亚太、中东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任务需求和兵力配置，同时加强网络战等新兴领域能力建设，是摆在特朗普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正如军事时报评论所言，“现在两党都已经开始为联邦债务能否支持如此庞大的投资担心，这需要一个精明实干的政治家来操作，这个责任肯定要落到特朗普尚未公布的国防部长身上”。这就不得不说另一位风云人物——候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马蒂斯。

作为弗林以及现任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的老上级，詹姆斯·马蒂斯思维过人、战功卓著，在美军上下拥有极高威望。特朗普启用这位老将执掌国防部的主要意图，不仅是要效仿杜鲁门当年启用马歇尔的经验，利用马蒂斯的威信，来安稳军心、控制军队，而且也要利用他独特的战略思维，特别是其“混合战争”理论之父的地位，来顺应战争形态的新发展，妥善应对全球安全环境的新态势。

作为马蒂斯的老部下，现任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的治军理念与其可谓一脉相承，特别是其2016年10月5日针对新版军事战略的讲话，更是透露出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美军军事战略的调整方向。

邓福德认为，美当前安全威胁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和复合化的新趋势，面临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和“伊斯兰国”五个不同的战略威胁，未来战争形态不再是“两场战争”条件下地域孤立、规模有限的局部战争，任何一场地区武装冲突都有可能直接演变成带有全球性、全域性、全局性特征的准世界大战。

因此，必须以“全球一体化作战”理念为牵引，通过强化国防部长权力推行战略层面的“任务式指挥”，对联合作战司令部体系进行全面整合，以有效管控这些威胁的“溢外效应”和“联动态势”。

此外，以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内战为代表的“混合战争”，模糊了平时与战时、军事与民事之间的界限，打破了美军传统的“OODA”决策周期，导致传统以“空海一体战”为代表的高端战法，以及以非正规战为核心的低端战法，都无法满足战场的现实需求。

在此背景下，美军正依托以“情-侦-监”和网络战为核心的信息化力量、以特种作战为骨干的“低信号特征”力量，以预备役部队为支柱的稳定力量，以核部队为重心的战略威慑力量，以常规部队为主力的控局力量，根据不同对手形成不同的能力组合，从而以一套全球协同、平战一体的“通用型”战法，重点打击对手战争意志、削弱其作战决心、破坏其行动目标，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元威胁。

例如，美军近期提升网络司令部级别，以及特朗普在“百日新政”中宣布加大网络战建设方面投入力度等举措，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正如邓福德所言，“作为一个必须从全球角度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的国家，我们并不具备奢侈条件，在打造一支打击‘伊斯兰国’的部队与一支威慑击败同等实力敌人的部队之间做出选择……作战计划的累积并不是战略，我们应由制定不同的政策，转到运用一套具体的战略框架，来应对俄罗斯、中国等难题”。

4“军工复合体”政府将引领美国走向何方

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对美国内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其人员更替也成为外界研判美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风向标”，因此，这些候选高官将会引领美国走向何方？若想解开这些问题的谜底，就不能不谈长期隐藏在美国政治生活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操控和拨弄各项内外政策，即由军队、军工企业和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

军队需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军工企业需要更多的订单，国会议员希望选区内军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竞选经费，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决定了“军工复合体”是一个靠军备竞赛发财的特殊利益集团，其触角已经渗透到了美国军、政、学界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

举例来说，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等军火巨头一直将大批退役军官和国防部离任官员吸纳到公司任职。同时，将其代表安插到国防部、国务院和国会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并为某些重量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提供大量资助，以掌握社会舆论的“喉舌”，为其夺取军火订单，赚取巨额利润铺平道路。这也就意味着，许多美国政要多少都与这个庞大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军工复合体”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倾向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政治立场偏右，更善于运用均势战略手法处理安全问题，热衷于在海外寻找“敌人”，将安全问题泛化。

例如，“9·11”后，特别是“两场战争”爆发以来，“军工复合体”操控的小布什政府打着“爱国”和“公众安全”等口号，暗中操控各项内外政策，将大量国家行政和财政资源都投入到了“反恐”战争的“无底洞”，导致美国内外政策的“军事化”倾向不断加剧，也使得“军工复合体”的能量急剧膨胀——美军费开支由2001年的3105亿美元一路攀升到了2010年的7080亿美元。而这也正是奥巴马任内决定迅速摆脱“两场战争”泥潭、持续削减军费开支，以弱化“军工复合体”对美内外政策干预程度的深层次原因。

随着2016年大选的落幕，特朗普圈定的这几位核心人选，则标志着“军工复合体”势力的全面回归。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走向，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首先，在马蒂斯的强势主导下，美参议院2016年国防体制改革方案能否“死灰复燃”，美国能否构建符合自身特色的“总参”体制，特别是让参联会主席在获得国防部长授权情况下，临时进入作战指挥链、临时拥有作战指挥权，从而以“全球一体化作战”模式，应对全球一体联动的”4+1“威胁新态势？

其次，特朗普能否在2018财年军费预算，履行扩军备战的竞选承诺，使美军走出“自动减支”的阴影，从而扭转奥巴马任内军费开支连年下滑的不利态势？

第三，美内外政策“军事化”程度的日趋加剧，将对美“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以及“文官治军”的政治传统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反过来又将让美亚太、中东和欧洲地区政策，乃至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什么样的新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艾森豪威尔1961年在告别演说中，曾谆谆告诫民众要时刻警惕“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体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无意形成的不正当影响力，而且这不正当权力配置的灾难可能会持续下去”。这句忠告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的美国。

作者：付征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研究员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