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选举中唐纳德·特朗普获胜表明美国国内权力的对抗和争夺。这种对抗加深了危机，并扩大到现实的所有领域。

随着权力斗争的深入，这场正深化的危机有无数的难点，但是从根本上说表现为一场文明时代的结构性危机提供框架的跨国金融权力格局之间的冲突。这个时候的特点是对金融单极主义普遍选择的权力模式正在发挥作用。

今天关于危机和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场景的思考在世界上让人受到惊吓，这封锁了观察确实存在的选择能力。

美国的选举和权力争夺

在美国的选举中全球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本输了。在全球范围内金融的全球主义是强有力的，但是在美国国内是软弱的。在那里由控制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Ｎａｆｔａ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的跨国公司组成的金融大陆主义确实是强有力的。

唐纳德·特朗普自己对全球主义和金融的大陆主义没有表示，但是他主要的冲突是与全球主义的冲突，将与大陆主义建立联盟，与有不同模式和倾向的两个多极主义建立联盟。这一切从他的政府的内阁多样性和矛盾的组成可以看到。他与中国的对立可以从他与设在中国的全球金融跨国公司的对立关系中看出，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中心国家的跨国公司迁移到了中国。

在去年１１月８日的美国选举中最大的赢家是全球危机的深化。现在已经不仅只是一场全球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９月），变成了全球经济危机（２０１３年６月），而且现在由于特朗普反对跨国金融寡头的民族主义，危机扩散了，撼动了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司法－－机构以及得到全球的和大陆的金融媒体支持的政党的机构政治事务。因此，权力争夺的第一个目标是到达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一些人声援特朗普的立场，另一些人削弱他的立场直到阻止他上台。

在美国国会一项为了让那些包含“俄罗斯宣传”的网页沉默的法律草案正在取得进展。司法媒体的行动旨在确定“俄罗斯人”破坏美国的选举以便让希拉里失败，不同的机构比如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参与其中。有趣的是它们这样做正好是在所有的人一致认为选举被虚假的消息、虚假的民意调查和在虚假价值的基础上的辩论指导和操纵之后。如今一切照旧，从本质上说在国会正在做的事情是通过立法让真相不要公布。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宪法—司法－－机构的危机，而是美国从２００１年９月纽约“姐妹楼”倒塌以来遭遇的全面危机发展的一部分。全面危机是金融资本的两种形式权力的两个阵营、两个制造权力／价值的模式和两种世界观之间　的的冲突发展的结果。

特朗普的胜利与英国的“脱欧”

特朗普胜利的政治和社会事实在许多方面与英国的“脱欧”相似。有一些接触点必须理解，我们肯定能够遇到未来其他的事实。但是一个突出的中心因素是体现和决定选举胜利同样的社会政治角色：美国大城市和工厂中心的白人工人，危机中他们受到排斥和失业的打击，丧失了社会前景，这是在他们工作的大企业金融资本全球的转移造成的后果，这发生在所有中心国家或者说处于过渡中的前中心国家。工厂里的白人工人“在历史上”把票投给有社会民主党理想和对工人的组织和工会的政治领导人做出庄重承诺的的政党，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它们曾经是历史中心的角色。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和中心国家“分散的”全球领土权需要将一种新的领土权发展为反对跨国公司的“中心国家”集中领土权的金融城市网络。这种网络需要面对中心国家在思想领域帝国主义寡头的民族主义，因此它接受全球帝国寡头的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在这个时候它接受帝国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屈从于社会民主党自由的理想，它们就是民主党、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民主党等。

在这个时候它面对工人的工会政治组织，在历史上它是民主党、工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支柱。正是在这个时期需要解散工会，在政治上、文化政治上和经济上让工会屈从。

特朗普和反对寡头的民族主义

特朗普的政策是与自由贸易协议破裂，如北美自由贸易条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等，由于特雷莎·梅（英国首相）、“脱欧”和与欧盟协议的破裂，出现了一种反对全球的和大陆的（反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寡头的民族主义。英国和美国反对寡头的工业民族主义在选举事务中有能力召集处在历史的工会领导人之外的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选票。

　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１年，这些工会领导人和工会本身遭到来自金融全球主义粗暴攻势的破坏。这场攻势的目标是破坏和消灭工会组织和工人的工会－－政治领导，目的是能召集他们作为个人去占有重建的政党同样的政治空间，在这里中心地位将由职业劳动者特别是经理层的职业工作者占领。

因此，非职业的生产和行政机构的工人劳动者以这种方式被召集，本国的和民众的大多数成为媒体的全球金融政党操纵的基础。现在成为政党的一部分：新工党、新社会民主党、新民主党、新社会主义工人党等，也就是说第三条道路的民主自由主义作为全球金融资本的政党新自由主义进步的一翼开展活动。

在这个进程中重要的是为政治斗争和工会的政治强加一个新领域的能力，强加辩论和与媒体对抗的领域，让斗争和街头动员的领域转移和服从。街头的斗争中动员起来的集体占有中心地位，由工会领导人的集体结构对民众进行协调。

所有这一切都有经济现实作为背景，在这里多国的金融公司被统治经济的全球金融网络取代。全球金融网络建设一种生产性的结构，只有１０％的工人在全球正式的工业装配、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平台工作；其余９０％的工人将直接或间接成为全球商品和服务劳动供应商网络的一部分，他们是非正规和灵活的，分散的和高度专业化的。

在这里中心的问题是商品装配和金融服务双重的平台，负责装配商品和生产性的服务。在这个中心经理结构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占统治的地位。从这一点出发设计由工人和本地的生产者组成的供应机构的整个全球网络。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心国家的危机开始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９），为大陆的半官方寡头的民族主义做出贡献的很多机构开始被削弱，向全球帝国寡头的新自由主义迈出步伐，走向控制具有社会民主党理想的政党，用具有双重的民主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想（两者是全球金融资本的两翼）取而代之。

特朗普的地缘政治

因此，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２０１７年的春天世界将会远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拉里·克林顿对俄罗斯和伊朗的不妥协则可能造成俄罗斯－－美国真正对抗的巨大风险。特朗普没有直接与俄罗斯对抗的计划。

此外，他上台后美国国内强烈对抗的场景则可能上升。这一点我们在选举活动结束后的日子里每晚在大城市里开展长期的动员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就好像是一场“阿拉伯春天”的战争或在美国一场争夺全球权力的“颜色革命”。

这创造了普遍的条件让美国不能输出它的危机，在它自己的国家加深了权力的危机。这表明大多数多极角色的利益与特朗普的立场一致。在美国国内也出现的社会政治阶层不仅提出对１９３３年罗斯福“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一般称“美国银行法”，它规定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决定对银行进行改革，为了控制投机，突出的是将商业储蓄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７０年代中期该法律受到严厉批评，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２日被废除“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的重新机制化，以便解散全球金融的银行，而且还建议必须成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与金砖国家集团的建议一致。于是，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出发，存在着思考一个多极世界特定的可能性，这将导致一个非全球化的进程。在特朗普的周围也聚集着旧的美国工业化主张的阶层，它们与民族主义和帝国的新自由主义对立　。

特朗普对俄罗斯不好战的立场为莫斯科提供了减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它的西部边界的压力更大可能性。使普京拒绝在乌克兰对北约和欧盟不结盟性质问题上做出让步将遇到的困难更少。民族主义政党在欧洲的上升可能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改变欧盟对俄罗斯的政策。对取消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将会有更好的条件，实际上这是一项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从华盛顿强加给欧盟的政策，对欧盟本身是非常适得其反的。作为结果，欧盟对俄罗斯可能采取一种更加合作的态度，可能以更多的自由和一致将其目光朝向东方。这种情况将加强主要的空间向一个多极世界与和平前进，这也与人类全世界和地区之间多极主义的立场相一致。

特朗普还对支持被误称的“反叛者”表示怀疑，他把他们作为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对待，必须取缔他们，这澄清了叙利亚政府重新取得对阿勒陂的控制的道路。这个立场意味着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失败，这两个国家是美国“援助”“反叛者”的通道，它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开始走上让“伊斯兰国”偏航的道路，在提高石油价格、叙利亚需要继续由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统治和尊重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迅速走向与俄罗斯一致。这削弱了内坦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在叙利亚和中东的立场。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问题上与特朗普和普京的立场一致。

相反，关于六国与伊朗达成的和平开发核能的核协议，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将会强硬。特朗普政府的特性不是和平的，将出现许多对抗，但是面对大国之间一次可能的对抗世界已经赢得了时间，这种对抗的最初规模是要考虑的。

希拉里·克林顿和政变分子企图分裂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企图分裂特朗普与他的非全球化的计划，与中国发生贸易和货币的对抗。特朗普甚至接来自台湾的电话，触及“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

我们要理解清楚，全球跨国公司与中国对抗不是与金砖国家集团的对抗，目的是让跨国公司回到美国创造就业，从美国设计权力，此事意味着在本土对抗的尖锐化。但是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还看不到，至少在近期看不到。

如果特朗普总统在美国这种结构性的冲突中上台，美国批准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的变数“几乎”是零，决定不支持它，没有美国的参与该条约实际上已经死亡。条约规定批准协定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８５％，协议才能生效。受到影响最大的将是日本，它将相对孤立（因此它迅速开始多项活动与中国和俄罗斯协调）。多极化中的中国正在活动以便占据这个真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在秘鲁举行的第２４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已经看到一个走向多极世界运动的最初表现，因为刚当选的秘鲁新总统（佩德罗·库琴斯基）支持全球化。前述情况意味着为拉丁美洲能够重新将它的战略政策引向一个多极世界再次开放历史的机遇。这意味着在巴西政变分子的胜利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打开了提前召集选举的大门，卢拉（巴西前总统）可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意图。阿根廷当选的政府得不到国际的支持，在结构性的金融软弱的情况下也应当走秘鲁的道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在多极主义的推动下可能重新走上它们发展南美洲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道路。墨西哥处于一种特殊的形势，面对北美自由贸易条约（Ｎａｆｔａ）的危机将重新打开再次接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计划，深化它与金砖国家集团的关系。

总之，２０１７年可以观察到金融单极主义和它集中在市场的“自由贸易的领土条约”危机的深化；由于在多个地区金砖国家集团多极主义的深入展开，原来没有想到的国家加入，特朗普的选举胜利和英国的“脱欧”，包括在美国国内开放一条政治经济利益的路线；为了世界人文主义主张普遍的多边主义，这是教皇佛朗西斯科的宗教主张，这在美国国内也有进展。多种数据表明，如果军国主义作为道路保持让人屈从，金融内部的单极危机缩小为美国的内部危机，这对于全世界加强选择新的生产、劳动与和平的多极结构可能是决定性的。

特朗普提议的保护主义首先在于阻止“中国的”全球化产品“入侵”美国市场。但是，如果封锁这些产品的进口，也可能发生在中国金融全球主义能够施加压力，以便封锁美国生产和出口的产品。这将不是金砖国家的中国采取的立场，因为他肯定知道在中国的经济中不存在从中心国家的经济体建议的世界选择，尽管它来自美国。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欧盟、英国和俄罗斯能够占据建议平衡的地位，以便冲突永远不要采取军事解决的方式，大国之间的冲突从现在起到２０２０年将远离现实。

美国联邦储备和全球主义的威胁

美国联邦储备（ＦＥＤ）将利率提高的新“威胁”，２０１６年提高到０．７５％，２０１７年还将两次提高利率达到１．５％。２０１５年美联储曾将利率提高到０．５％，但没有达到目标，现在提高到０．７５％。我们要问：是什么危机的发展使大型泡沫的金融资金大量流向美国？在大型泡沫和国际货币的危机中这将有什么冲击？

特朗普的动机是加强美国的国内市场（反对金融寡头的工业化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压力的方式，让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加强它们在美国的地位，进行生产，为美国的工人提供就业岗位，从美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这可能是美联储决定将参考利率提高到０．７５％的目标，２０１７年再提高到１．５％（承认没有能力提高到２．５％，２０１３年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经提出过这个目标，这是从那时开始全球金融流向美国的主要原因，今天由于全球新兴经济的危机继续如此），这使得全球金融泡沫的资金总额高出实体经济２２倍，这缓慢地推动美元的地位重组，准备为特朗普主张的基础设施和生产项目提供资金。

特朗普不可能推进他在经济领域的计划是更加可以预测的。他提出了一种没有资金支持的凯恩斯主义：根据罗斯福风格的“新政”模式，提出一项５０００多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他的基础设施计划将要求大量贷款。靠将利率提高到１％，打算将资金吸引到美国，美国的债券将变得收益更多，对美元的需求增加，这将使货币升值。这类政策将加强美元，削弱以美元计价生产的商品的竞争力。这与特朗普想推行的政策是不相容的。

特朗普的政策是制约进口和推动出口，但是由于保护主义的障碍，他只能做到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自动减少。这将意味着在国际上美元的使用将更少。在对美元的需求下降时，美元的价格将下跌。美国将需要一个疲软的美元，保护主义应当提供这种氛围。我们认为可以将这项政策确定为保护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在更长的时期里，美国对申请大量贷款将没有能力支付。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计算：２０１５年联邦政府支付了２２３０亿美元的债务利息。贷款的利率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于１９．８万亿美元的债务利息的支出将增加一倍。值得指出的是，在宣布选举结果后仅一周１０年期的债务利率提高了０．４％。特朗普就职以后利率将不可避免地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支付能力将复杂化。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６年世界上的中央银行大规模出售美国的债券，达到３４３０亿美元。

当美联储吸收债券的时候，可能发行货币或信贷。这些钱将自由地留在美国财政部的手里以便进入其他的计划，后果如同是已经不存在这些债券。实际上在美联储的结算中是存在这些债券的，从技术上说财政部在某一天必须向美联储支付这些债券。在美联储内部这些钱是为了政府的支出。这叫做债务的“货币化”或增加资金的供给。之前亚洲国家大规模出售美国的债券，因为它的价格上涨。这是几年前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利率的趋势是下降。

美国的大银行持有的国库券价值达到４万亿美元，现在正在以贪婪的大型动物贪婪呑食自己的蛋那样收购债券，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生存下去。除了日本，实际上没有美国国库债券的买主。利率应当至少在８％和１０％之间。当美国的大银行不想吸收更多的债券时，会发生什么呢？在美联储的情况下，购买债券是将其从流通中取出来。以这种方式降低供给，避免债券价格大幅度下跌。避免这种情况不是必然提高利率，甚至可以自行操纵向下降。政府在结清它的债务利息时不需要支付那么多。

真实的情况是美联储以及日本银行、英国银行、欧洲中央银行都不得不在它们的市场上购买这些国库债券，亚洲国家大规模提供债券供出售。在类似的情况下不能排除特朗普考虑中止支付债务。但是，在不支付的情况下，国家为了得到新的信贷在金融市场上将受到孤立的威胁。而没有贷款美国不可能运作，因为大型计划正在实施，应当结算债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可能在短期和中期内吸纳美元，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美元下行，而且停滞将是近期的事情。

如果存在一个破坏特朗普政府的计划，可能是通过重新提高利率（从０．５％提高到　１％甚至更高），在不能吸收更多的债券时，美联储可能提供更多的便利。这里特朗普的计划是直接干涉美联储，事实上美联储作为一个由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控制的私人银行在运作。利率的提高首先造成混乱和惊恐，其次为美元失去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准备地盘。已经证实美联储将提高利率，因为需要快速得到资金。将出现危机，整个经济景象的趋势是增加一场世界危机的风险。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将避免不了这场危机。

“市场”已经不存在，（黄金特别是银子的）价格和利率是由金融精英们确定的，好像是由一项集中的计划根据它的利益确定的那样，类似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十年期的国库债券的利率２０１６年７月从１．５％提高到２％，使整个利息互换的机制（针对因利率提高不能支付风险的保险和再保险）处于高度的危险之中。

由于危机一种专门用于国内的新美元使其重新出现时严重贬值。近期的结果将是

因进口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出口有利，将限制进口，这是一项符合特朗普的利益的政策。新的美元必须盯住黄金。存在着重大和严肃的疑问，美国已经不再拥有黄金储备，而在账薄上说有黄金储备。这些黄金从物质上说可能有，或是因租赁是对第三国比如对中国的承诺。直到现在美国政府拒绝中国提供的以“租赁”的概念接受１万吨黄金以便创造一种与黄金挂钩新美元。如果特朗普接受这项建议，可能背上另一笔巨额债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经济将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呈螺旋形，价格上涨，供应缺乏，社会混乱。

特朗普的财政政策

特朗普提议降低企业部门的税收，减少个人所得税，以便有利于收入最高的１％的居民（金融精英）。特朗普除了在新的基础设施计划支出和在全国投资以外，他的政策计划解除对银行的调控，减少劳工仍然有的权利。特朗普计划在基础设施大量投资和大规模减少社会的税收。这两项措施旨在刺激增长，创造２５００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但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削减社会的税收并没有带来创造新的就业岗的结果。削减社会的税收通常出现增加非生产性的金融投机。罗斯福的“新政”（１９３３－－１９３７）是为了走出１９２９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计划，只创造了很少的长期就业岗位或新的工作。高失业率保持到战争开始（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４５年９月结束）。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才达到全面就业和恢复经济。

１９２９年的金融危机表现为世界金融强国英国的危机和上升中的大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闯入。１９２９－－１９３９年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大国处于一种经济－－工业强盛的地位，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的战争中发挥了为战争提供工业资源的重大作用（到了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美国才直接介入战争，当时处于实际冲突的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战略上已经筋疲力尽），在战争中英国和苏联直接与德国对抗，中国与日本对抗。这整个形势加强了美国，削弱了英国、德国和日本。今天美国的形势（大陆金融单极主义）是衰落的大国，全球的跨国公司（全球的金融单极主义）从１９９１年起已经确定在以亚洲－－太平洋为中心的新兴经济体重新定位。

面对明显陈旧的固定资产（平均使用２２．８年），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是真正的需要。桥梁、公路和铁路在逐渐崩溃。大的建筑企业和推动的企业（如特朗普工业公司）将得到减税，得到拥有桥梁和公路的权利，最后将通过收取养路费由用户提供资金。

对资本减税近期不会导致增加私人投资。项目的利润才确实是推动私人资本的东西。当利润很低的时候，私人投资不存在。在特朗普的计划中公共部门没有地位。这就是特朗普的计划与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化中使用大规模公共投资的计划之间的重要区别，从２００９年以来中国政府相关的投资是特朗普提出的投资数额的１０　倍。中国作为上升的大国接纳了所有前中心国家的全球跨国公司，实施了它的金砖国家计划，以国家投资和混合投资的观念作为重心。在这个框架内，在公共工程的投资加强了工业的经济能力，这是它的战略目标。

“特朗普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

新的削减支出和税收是要付出的，看来将更多地解除对市场的调控，创造条件增加它们的利润。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印记，同时严格限制移民。这些政策早晚将会导致停滞。

银行家们正在接近特朗普，作为顾问和他的内阁成员，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面对肯定即将到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灾难能够拯救自己。等待我们的是一次深刻的过度，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救药。一个新的制度正在宣告诞生，旧制度肯定将由于一次“大爆炸”而完结。大银行家们杀死了资本主义，博弈已经结束。

跨国公司回到美国有什么可能性？

存在着阻止某些跨国公司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可能性。特朗普可能阻止从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全球普遍进程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已经让数十万个跨国公司分裂、高度专业化和转移。此外，它们已经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的一部分，今天新兴的经济体的生产已经占６３％，以亚洲－－太平洋为中心，特别是在中国。在亚太地区世界贸易有７０％以上是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

因此，特朗普正是在这个现实的框架内提出政策。这个现实的框架是结构性的，由全球单极主义（联盟—全球金融—太平洋的）和大陆的单极主义（北美大陆的自由贸易条约）的跨国公司组成，以及金砖国家的多极主义和它们跨国合资的国有企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ＲＣＥＰ）组成。

工业化的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帝国寡头扩张和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主义，今天由于占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的类型是一种不同的现实力量，从它的规模来说已经不再可能是国家的（在这个意义上与３０年代的德国进行全面比较是不准确的），只能是多国的大陆金融或组成网络的全球金融。

特朗普的立场表明了在全球危机发展的时期，美国是这场危机最后的中心国家，因为它还是一个金融—军事的大国。特朗普的立场表明，危机和在一个金融全球主义已经丧失了美国政府的管理的时期危机的深度。这是一场我们在２００１年９月和２００８年９月已经看到的危机，在那两次危机的时期全球主义已经失去了美国政府的管理。

重要的是阐明跨国金融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对抗的不同时期，金融的大陆主义与金融的全球主义的叫板。２００１年９月对全球金融中心的严厉打击（世界贸易中心“姐妹楼”的倒塌，在它的地下室发现的爆炸物，媒体制造的由奥萨马·本·拉登人格化的文明冲突的阿拉伯敌人，以及沙特的家族是布什石油公司的伙伴），以这种方式将没有时间和不排除世界军事战争领域的合法化。这将是一场反对全球金融战争的世界军事战争。

２００８年９月爆发的一场全球金融战直接打击了全球的金融投资银行。是一场在任何中心国家没有变成军事战争的金融战。不论是２００１年还是２００８年，跨国金融机构内部的斗争造成的危机没有带来其他的解决办法，没有改变全球的和大陆的金融势力的格局。

２０１７年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已经存在着对跨国金融资本主义单极主义的选择。这些选择正在从世界的多极主义进行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的过度正在前进。

（《环球视野》摘译自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