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世界开放”的名义下，为了瓦解地区主义而施加压力的时候，在拉美地区的经济、社会、工会和进步的学术界关于在世界贸易和经济中关键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对一体化进程和地区团结倒退和结构性破坏的攻势框架内的前景和建议，需要进行具体的辩论，存在着共同的关注。

上百名学者、劳动者、企业家、学生、官员、议员和相关问题的专家最近聚集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出席拉丁美洲一体化基金会举行的“地区一体化的未来”论坛，该论坛得到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乌拉圭政府的支持，这表明了解相关立场的紧迫性。

这次论坛的目的创造一种适合分析地区当前形势和趋势的气氛，以便理解挑战，进行辩论，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领域提出共同和具体的建议做出贡献。会议在五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工作，分析经济形势：全球的危机对本地区的影响；与世界经济的结合；生产的一体化；一体化的社会规模和金融的一体化。

这次会议有助于确认地区团结和一体化的必要性，应对支持瓦解和扭转数十年来取得进展的立场和压力，共同面对新的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将施加与发达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压力，对此提出新的质疑，这类贸易协议将损害我们的立场和主权。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经济重要的框架内，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市场没有限制地开放的时期，这可能加深本地区与世界的不对称，以及地区之间的不对称。在世界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英国脱离了欧盟，传统的全球化运动受到质疑。美国选举的结果也以另外的方式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巴西学者马西奥·波奇曼指出，“理解这种复杂性对于做出更深刻和符合我们今天生活的时期的决定是要很重要的”。

与会者一致认为，拉丁美洲需要一种生产的、金融的和社会的一体化，需要准确地判断错误，以便向一项共同的战略前进，提出相互补充和发展的积极的政策，提出一种自己新的经济理论。

专家们特别关注的是，“全球范围的解体”威胁到社会的和劳工的权利，可能造成紧张和倒退的冲突：沙文主义的保护主义复活和移民的紧张。

学者们提出了可行的选择和建议，以便重新提出地区的一体化，协调与世界的关系，集体建设共同的理论和战略，但是他们普遍关注的是要善于正确地解读弱点和所犯的错误。会议强调需要检查我们的一体化为何失败，提出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体化的理由，因为没有质疑我们就没有出路。

乌拉圭前副外长罗伯托·贡德认为，应当以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和权力的社会学的严谨有勇气分析这种情况，因为由进步政府创立的奥罗·普雷多工作计划（2004年）从来没有执行，不论是在机构的领域或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在宏观经济协调的领域或是在政治协商一致的领域以及社会参与的领域都没有执行。“我们曾经有战略上明确的公共政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做到有足够的资金去执行这些政策”。

发达国家出口的东西是知识和高级与中等的商品，而从我们本地区出口的东西是自然资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的价格。我们没有利用2003--2004年涨价的好机会改变出口和生产的结构。当价格下跌的时候，这意味着突出的倒退，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

跨国公司无疑在工业部门进行非结构性的活动，比如汽车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中等技术工业部门，从来没有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部分，从来没有做到让跨国公司在一个工业部门如汽车工业采取一体化的做法。

分析人士在问，为什么阿根廷和巴西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做到在经济上互相补充，而且互相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在每个国家分别进行），准备与欧洲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这事它们过去对本地区的伙伴国都没有能够做到。

学者们对进步力量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战略错误发出警告：蔑视经济的一体化，而没有经济的一体化，就没有真正的一体化。专家们强调封锁金融的一体化--比如南方银行的资本化—因为它的模式建立在扩张投资者和巴西企业经济活动的基础上。

此外，尽管有公共政策的实力，我们的一体化受到私人经济代理人的阻挠，无疑他们将被全球的资本主义吞并：我们的经济70—80%掌握在私人手里。无疑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们正的消失，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破坏和瓦解，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和生产资产的丧失，削弱我们在知识、投资和生产能力方面的能力。

与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拉丁美洲需要有自己的手段，自己的经济思想，用统一的地缘政治视角制定一项战略和一项谈判的战略。今天，南方共同市场作为一个集团必须讨论一项和中国的战略合作协议，因为不这样做中国将确定准则。如今需要一项战略合作协议—不是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经济的、地缘政治的和全球问题的视角……

世界沿着价值链行走，而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必须建造自己地区的和国际的价值链，以便在高级和中等技术的意义上前进，此外必须让我们的资源增加附加值和技术的内涵。

为了建造价值链和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前进，必须清楚地表明过去没有能够前进的政治意愿。我们应当想到本国的企业家，私人企业家，社会的和国家的所有制和跨拉丁美洲的企业。必须在政党、工会和企业家中间提高地区的觉悟。

我们应当提出可以传播的知识，同时表明我们的政府的立场。在我们的国家存在一种生产的一体化，基本上是由市场的意愿实现的，从传统上说我们是世界市场和全球新的价值链的参与者，几乎只是在这些链条的形成部分，作为初级的和自然的商品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我们为之斗争的一体化是一种远远超出市场和主权要求的一体化，它可以帮助人民面对市场达到拥有主权和独立的地位。为此不可缺少的是政府的回答和公共政策的回答，这些标志着不同于帮助劳动者全面就业和使所有的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必须重新建设一体化，必不可少的是从错误和弱点学习，学习拉丁美洲的经济理论以及拯救批判思想的拉丁美洲主义经济理论，学习共同和统一的战略，从下而上，劳动者、知识分子、学者、企业家、议员和学生多进行辩论，肩并肩地前进。

拉丁美洲一体化基金会的这种论坛还将在弗斯·德伊瓜苏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与此同时，工作小组将为理论、必要的战略逐步加入不可缺少的元素开展工作，以便让一体化不再成为一种可能的口头语，而是成为一种现实。（作者阿拉姆·阿罗尼安是乌拉圭--委内瑞拉记者和教师，《问题杂志》社长，南方电视台的创始人，“拉丁美洲通信和民主观察机构”的负责人）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11月23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链接：古巴媒体：拉丁美洲的地区一体化处在危险之中

帕斯·米尼奥·塞佩达 胡安·何塞 魏文编译

十九世纪初，那个时代西班牙美洲独立的先驱们创立了20多个共和国，尽管关于联合或地区的自治存在长期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由先驱比如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提出联合的一体化思想与地区强大的寡头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些寡头的兴趣在于建设共和国的权力，为他们的国家服务。

这样，临时出现了哥伦比亚共和国或大哥伦比亚（1819--1831），玻利瓦尔的梦想是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包括巴拿马，当时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和厄瓜多尔组合在一起；中美洲联合省的联邦（1823--1824）后来被称为中美洲联邦共和国（1824--1839），由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组成；以及秘鲁—玻利维亚联邦（1836--1839）。

所有这些联合的国家都试图建设特别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计划，而不是准确地创造一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

正是美国推动大陆的视角，不论是前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提出的“美洲主义”理论，还是美国“目的明确”（1845）的外交。落实这两项政策的是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泛美会议（1889--1890），这次会议上诞生了泛美联盟（UP）。此外，准备建立美洲关税联盟，采用一种统一的银币，统一关税，控制贸易的交流和解决冲突，所有这些都处在帝国主义全面扩张中美国霸权的前景之下。

根据“泛美主义”的精神，特别努力实现经济的大陆化是1939年11月在危地马拉举行的美洲共和国第一次财政部长会议的工作，但结论只是提出计划和推荐，虽然在不同的领域很有雄心壮志：货币、兑换、银行、海关、税收特别是自由贸易领域，从那个时候起这变成了在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发展关系的轴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产生的条件对于在布雷顿森林（美国1944）会议上建立美国的国际霸权是及时的历史时期，在那次会议上诞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在货币和金融事务）、国际重建和开发银行（BIRF一般称为世界银行，关注有关开发的计划）。更加困难的在贸易领域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在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开始生效--实际上在签约方之间运行了近50年—尽管它是临时性的，专门集中于商品的贸易。

关于政府间的关系，1948年4月成立了美洲国家组织(OEA)，取代泛美联盟。

但是，重新出现关于大陆和地区一体化思想的历史时刻来源于1959年1月古巴革命的胜利。作为面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和操纵“共产主义的危险”的思想，美国动员它“美洲主义”的传统，通过1947年创立的泛美互助条约（TIAR），加强它的军事援助和影响，强制封锁古巴（1960），提出了“进步联盟”计划（1961），将古巴赶出美洲国家组织（1962）。

在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进入了它“发展主义的”时代，它的象征是巩固不同的经济一体化模式：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ALALC1960），后来被拉美一体化协会（ALADI 1980）取代、安第斯条约组织（1969）、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CARIFTA1968），1973年变成加勒比共同市场（CARICOM），后来成立了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1994/1995)、安第斯共同体、三国集团（成员国有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1995），签署了不同的中美洲一体化协定（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中美洲经济统一秘书处等），成立了一些地区组织（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丁美洲能源组织等）和一个广泛的多国和两国协议的网络。

但是在80年代，由于外债危机的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新自由主义的高涨，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全球化时代的胜利，过去的一体化模式不得不改变视角和前景，将一种唯一的目光强加于人：自由贸易和将私人资本作为经济的自然力量。

陪随这个过程，1986—1994年举行了关税贸与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1995年1月起诞生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关贸总协定，以便由法律义务的方式调控世界的市场，不仅是为了商品贸易，而且也为了服务贸易，特别是知识产权，对于资本主义大国来说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个问题，拉丁美洲不值得它需要的紧迫关注。

在本大陆“美洲主义”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向：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条约（NAFTA）。1994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第一次美洲首脑会议上以及1998年4月14—19日在智利举行的第二次美洲首脑会议上，美国提出了联合西半球34个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ALCA），将古巴排除在外。

但是历史有自己的讽刺。1998年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1999年2月就职），之后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拉丁美洲发生一系列统治者开辟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它们支持进步的民主的认同感，采取一条新左派的路线），这发生在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乌拉圭，甚至智利、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也倾向于这个趋势。

2005年11月在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举行了第四次美洲首脑会议，在同期在那里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发表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演说，提前阐明一个立场：“在我们来到马德普拉塔这里要做的那么多事情中，今天我们每个人带来一把铲子，一把在马德普拉塔这里埋葬的铲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坟墓就在这里”。他补充说，“我们要说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见鬼去吧！”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2001--2009）的意图是将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最后扩展到整个大陆，古巴被排除在外。在第四次美洲首脑会议上因为乌戈·查韦斯（委内瑞拉前总统）、内斯托·基什内尔（阿根廷前总统）和卢拉·达席尔瓦（巴西前总统）采取绝对反对美国意图的立场，美国的意图遭到严重失败，因为他们都承认必须推动其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之间团结和一体化的进程。

由于这个背景，开始建立巩固拉丁美洲的新地区组织：2004年在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推动下建立了“我们美洲人民的玻利瓦尔联盟（ALBA）”；2006年建立了协调能源的加勒比石油计划；2008年建立了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以便创造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一体化的空间；特别是2011年12月在加拉加斯建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作为政府间协调的空间和本地区利益的政治组织，美国和加拿大被排除在外，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这个国际的和拉丁美洲的机构影响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风格的自由市场大陆化的道路，取代了美洲国家组织处理“美洲内部事务”的优势地位，因为由33个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变成了本地区国家之间包括古巴在内对话和协商一致的机制。

此外，在这个新的机构中没有任何政府因为它的政治制度或经济方向而受到质疑，这样根据在多样性中团结的思想确定了人民的主权原则和尊重他们的制度的原则。

自从民主、进步和新左派的政府周期在一些南美洲国家受到机构变化的影响起，围绕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体化开始经历一个新的时期。反对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力量已经复苏，目的是重新采纳“美洲主义”，此外纳入一种新的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一体化，目标是扩大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的交易。

在大陆的地缘政治中旧的权力正在恢复之中。这个轮回似乎正到达厄瓜多尔，2017年2月这个国家将举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那里被认定为“右翼”的力量利用国内经济危机的时机攻击最近十年期间建设的经济模式“已经失败”—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宣布要恢复“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面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美洲国家组织试图重新确定它的地位，企图实施“民主宪章”反对委内瑞拉，采取一条将政治定性放在优先地位。南方共国市场也因为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采取重新确定地位的做法受到另一次打击，它们的目的是不让委内瑞拉担任本来属于它的该机构轮值主席国职位。

“削弱”进步的政府有助于质疑它们提出的所谓国有“经济模式”，以便重新确定施加压力的方向，反对对所有类型对自由贸易条约的机构限制。甚至企图走得更远，寻求确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系，后者被认为是太平洋区域自由贸易新的“万灵药方”。

TPP的目标是打破关税的障碍，创造一个关于劳动和环境的权利灵活的框架（这影响到劳动者，允许开放式开发资源），保障外国投资者利益，对知识产权采取调控措施，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签署任何自由贸易条约时，这些已经成为所有谈判的中心问题。

他们清楚地提出，如果加入协定的国家胜利了，将向外国资本开放，在国内推动私人的活动，让国家退出，将审查税收制度，通过签署自由贸易条约向世界“开放”，无疑将关注就业和失业，但是同样将用新的准则实现更大的劳工“灵活性”。如同他们所断言的，准备不仅要打败“科雷亚主义”（指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的施政方针—译者注），而且要拆散它。

这样，在厄瓜多尔不仅存在国内的政治对抗，而且通过这种对抗拉丁美洲一体化的模式也将进行博弈。如果右翼阶层获胜，将会开辟一个使在进步的、民主的和新左派的政府领导下诞生的团结和协调机构不稳定的渠道。（作者帕斯·米尼奥·塞佩达是厄瓜多尔历史学博士，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教授。国家历史科学院成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历史学家协会前副主席。胡安·何塞是厄瓜多尔历史学家、研究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8月29日古巴拉丁社网页文章）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