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统一、进步的命名法却抹杀了植物的本土文化特征，掩盖了欧洲以外的其他知识传统，代表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性，也是帝国主义权力的象征。因此，这种命名方式具有语言帝国主义的特征。

“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概念在1992年随着哥本哈根大学知名学者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的同名著作进入学界视野，并成为语言学、全球化等研究领域里耳熟能详的一个术语。语言帝国主义是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最深远的影响之一，如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对美洲的影响，中国香港和印度的英语化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英语无疑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并且它的支配地位在物质和文化不平等中不断得到强化。这里所要关注的是一种死去的语言——拉丁文，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已经没有人把拉丁文当成母语，然而它却是重要的学术语言，尤其对于动植物命名来说，拉丁学名代表着物种的身份唯一性。现在全世界物种命名所使用的拉丁文双名法（属名+种加词）最早统一于18世纪，是植物学家林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双名法改变了以往植物名字冗长、混乱的局面，成为植物学家的通用语言，然而必须要看到的是，看似统一、进步的命名法却抹杀了植物的本土文化特征，掩盖了欧洲以外的其他知识传统，代表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性，也是帝国主义权力的象征。因此，这种命名方式具有语言帝国主义的特征。

人类自古以来就对动植物进行命名和分类，只是在不同的文化里呈现出不同的方法和语言表达。早期的博物学就是这样，从民间汲取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然而随着现代博物学的兴起，博物学家以严谨、科学的名义逐渐把大众知识淹没，人与自然世界的紧密互动也被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通俗形象的乡土动植物俗名被文雅、高贵的学术名字（拉丁学名）取代，按照气味、药性、道德或宗教含义命名物种被认为太主观而被林奈的命名法规所禁止，俗名于是只能被当成乡下人和业余人士的权宜用语。拉丁学名彰显着命名过程中的权力象征，成为欧洲博物学家精英们的特权。

在18、19世纪，博物学与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命名法的语言帝国主义也突显出来。殖民地古老而传统的植物名字被当成是粗鲁、没学问、“不科学”的，所有的物种都必须以拉丁文重新命名或拉丁化才算拥有“标准”的科学名字。尽管也有少数的植物学家认为应该保留当地名字，如俄国植物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他主张中国的玉兰用Magnolia Yulan，牡丹用Paeonia Moutan，而用刺耳又难以发音的人名去命名显得荒谬可笑（实际上，玉兰的学名是M. denudata，牡丹是P. suffruticosa），但普遍的情况是大量新发现的植物以植物学家、发现者或采集者以及欧洲皇室或权贵人物（尤其是与植物学有关联的人）的名字命名，无不彰显着西方帝国的强大。林奈在《植物哲学》（Philosophia Botanica）里曾直言“我保留了从诗歌、假想的众神、国王以及促进植物学进步的人士得来的植物属名”，这种方式也成为植物学家们命名的一个传统。在林奈的《植物学评论》（Critica Botanica）中就有144个属名以杰出的植物学家命名，林奈自己被他的老师命名了林奈花（Linnaea borealis），帝国博物学的代表人物班克斯（Joseph Banks）被命名了山龙眼科的筒花属（Banksia），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把人名用在物种的名字上并得以永载历史，是纪念植物学家功绩的方式，也是命名者阿谀奉承的一种方式。如天堂鸟和王莲两种植物刚引种时它们的高贵美丽受到了热捧，前者被班克斯用夏洛特皇后的名字命名（Strelitzia reginae），而后者被林德利（John Lindley）用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Victoria regia），寓意着两人的王者风范和高贵气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植物大花犀角（Stapelia grandiflora），代表着非洲和非洲女人未开化的野性，自然不能用来以人名命名，而是根据花的形态命名，但它的英文名字“长蛆的五角花”（the maggot-bearing stapelia）却让人厌恶。欧洲植物学家对天堂鸟和王莲与大花犀角的区别对待，无不体现出自身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殖民地的鄙夷，他们的态度从植物的命名中显而易见。

再看看中国的植物命名，同样充满了语言帝国主义的痕迹。与其他非欧洲国家一样，中文也被视为落后、不成熟、信息芜杂的语言，缺少自身的历史和逻辑系统。18世纪到20世纪初，有大量的西方植物猎人深入中国，采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活体带到西方，对它们进行重新命名和描述。他们的信念里充满父权家长帝国主义（paternal imperialism）想法，深信自己有权利和责任获取关于中国自然界的知识，特别有关经济价值的动植物产品及知识。动植物的名字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帝国主义烙印，如麋鹿（Elaphums davidianus）和珙桐（Davidia involurata）都是以法国博物学家、天主教遣使会会士谭卫道（Jean-Pierre-Armand David）命名的，六道木属（Abelia）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艾贝尔（Clarke Abel）命名，白皮松（Pinus bungeana）以俄国教会的医生本及（D. Bunge）命名，等等。中国植物名称所带有的文化意义也在拉丁化中被严重抹杀，如杜仲（Eucommia ulmoides）相传是一位道士的名字，因为常吃这种植物而长生不老；百合（Lilium tigrinum）是表示鳞茎由许多（百）鳞片包裹在一起（合），而这些植物的拉丁学名显然看不到汉语里原本的含义和典故。早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家鲁迅在翻译日本药学家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时，就反对过帝国主义植物学的语言霸权，而且他反对的不仅是欧洲语言和分类学，也反对日语的霸权主义，主张中国自己的植物应该采用中国自己的名字，而不是从日文或欧洲语言照搬过来。

拉丁文至今延续着它作为学术语言的特殊地位，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每种植物只有一个合法的拉丁学名，并且以最早发表、符合法规的正确名称为准。在物种命名的拉丁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可逆的语言帝国主义影响。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那些如今依然在使用的拉丁学名却永远诉说着帝国扩张、文化侵略的故事。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