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已日薄西山

对于那些关心选举和投票现象的人而言,即将过去的2016年无疑是具有许多兴奋点的一年。根据相关统计,2016年是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选举年。令人印象深刻的选举和投票事件包括英国的脱欧公投、日本参议院选举、澳大利亚议会选举、美国大选、意大利修宪公投等。

从国际范围看,过去的30多年里关于选举的理论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有关选举制度设计和竞选技术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西方国家一些学者不但更加深入地阐明了多数决制和比例代表制背后的原理,而且还根据选举制度所内含的各种标准,设计出具有参照性的各种公式。一些选举理论的研究者还比较自信地认为,结合一国的社会结构、政府形式和选举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选举结果。在竞选技术研究方面,随着选举顾问在一些国家成为专门职业,竞选技术的开发也在多个维度上展开。比如在西方国家,民意调查技术向精深发展,电视竞选的出现也为“政治化妆师”和媒体经理们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各种手持“长刀短剑”的谋略师们从幕后走向前台,运用各种抹黑和漂白伎俩,在选举战场上把技术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在各种选举事实面前越来越胆战心惊的,或许正是这些研究选举的专家们。2015年的英国大选,民调和最终结果之间的落差让人大跌眼镜。在随后进行的各种“诊断”清单中,都或多或少把英国的情况当作个案处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现象随后在美国大选中重演。这就使得一些西方学者承认,不能简单将这一现象看作个案。但是如果仅仅把原因归结为民调操纵竞选失效,可能并不令人信服。在众多解释中,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裂隙,倒是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原因。至少部分国家的现实表明,主流媒体提供的民调结果与部分网络媒体表达的意向之间存在差异,一些网络媒体上不被看好的预测,反而与投票结果更为接近。

一个可能的技术层面的解释是,在网络媒体兴起引发巨量信息的时代,传统的民调技术已难以全面捕捉选民多样且变动的偏好分布。在大数据处理技术与传统抽样方法还没有实现创造性结合的情况下,传统民调失真难以避免,新的民调手段一时也难以让人信服。不过,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分析指出,原因很可能是主流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体现的主要是所谓精英阶层的价值,以民调形式出现的数据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上层社会的偏好;而以数量计算的选票,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倾向。

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西方国家的不少民众对国家内部的分化问题已经有所感知。这种分化不仅指财富分配的分化,也包含价值层面的多元化。在选举理论研究者看来,西方社会深入发展导致的不平等加剧和价值观冲突,可能刚刚露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西方选举理论在今天确实遇到了新危机。

面对这一新危机,近年来在传统选举理论之外发展出新的理论,这就是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传统代议民主理论所围绕的选举这个核心,协商民主理论试图提供替代模式:民众直接协商和非选举型代表协商。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可以尝试用上述方式来替代传统选举手段。实际上,在选举理论和投票技术研究中可以发现,票决本应是决策过程中最后使用的一种手段。票决是在各种讨论、协商、争辩、反思之后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各方都不愿意以强制作为决策手段的情况下,不得以才采用的手段。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由传统选举理论独霸到新的协商理论和非选举型代表理论多元发展的时代。或许正是在这个选举乱象频发、传统选举理论受到挑战的时代,才需要我们更为精深地研究协商民主理论。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构建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数体系

高奇琦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进一步增强，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要义并不是迫使其他人做出某种行为，而是通过有效互动让其他人自愿接受某些内容，并在交流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机制。

在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中，指数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指数实际上就是标准化的、易于理解和比较的衡量指标。当今世界，在国家发展水平、治理能力方面有许多指数体系。但是这些指数体系很多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发布的，我国自己的政治学体系中尚未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发展和治理的评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数体系意义重大。国际评级机构发布的这些指数有一定影响力，但这些指数多数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针对国际评级机构的歧视性评级，多数发展中国家会采取防御性策略，对其要么强烈质疑，要么置之不理。但对于大国而言，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即构建自己的指数体系。中国应研发相关指数，为国际指数市场提供多元化产品，以供其他国家选择和参考，并使之成为中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指数构建可以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传播将成为未来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有效地将这些经验传播出去？指数构建是一条重要途径。指数是一种较为柔性地传播中国经验的方式。在构建指数体系时，研究者可以把中国经验的内涵注入其中。同时，科学、客观的数据分析和排名也会让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和信服。

对于中国而言，指数构建正当其时。目前，中国的指数构建工作刚刚起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在一些核心领域的指数研发上首先取得突破。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把国家治理这一概念理论化、具体化以及指数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又如，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召开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对各国参与状况进行评估，就具有新的价值。除此之外，创新类指数、环保类指数、政府透明度指数、法治指数、社会组织规范指数、企业公益指数、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企业诚信指数等在当前的背景下都各有其功能。

注重客观数据的采集。国外许多有影响的指数都高度依赖数据的测量，但在测量过程中并不总是客观的，往往都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主观性。比如，一些带有倾向性的测量通过问卷来采集数据，可以让某些缺乏客观数据的领域产生一定的具有态度性的测量结果，并使这样的结果数据化。然而，这种测量最让人存疑的地方在于，样本选择依据的科学性以及样本选择人群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相比而言，客观采集的数据尽管也存在数据真实性的问题，但会相对真实一些。因此，中国在构建自己的指数体系时，也应注重相对客观的数据采集。

构建完整的理论框架。在进行指数研发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对数据的堆积和排列，而是构建完整的理论框架，即通过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让采集到的数据指向要评估的对象。因此，指数构建的过程是将数据与理论对接的过程。其中，定性分析和定量测量都非常重要，而如何在定性的理论分析和定量的数据采集之间达到平衡，便成为指数构建的关键。

（作者单位：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