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作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全面较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和“总体战”的特征。期间虽然也曾爆发过如朝鲜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那样激烈的军事冲突与危机，但随着战略平衡的形成，加之核武器的威慑效应，双方的对抗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了一场“人心之争”。

正是在此背景下，心理战和对外文化宣传在美国冷战战略中逐渐获得了难以低估的重要地位。美国在这一时期，一方面通过广泛动员知识和学术力量进行相关的战略研究，另一方面也积极利用其文化资源展开公共外交活动。

本期外刊扫描将通过介绍两项案例研究，向读者讲述传统冷战史叙事中被遮蔽的一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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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纳的海外文化宣传之旅

整理自：Deborah Cohn, “In between propaganda and escapism”: William Faulkner as Cold War Cultural Ambassador, Diplomatic History, Vol.40, No.3 (2016), pp.392-420.

1949年，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荣获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或许让当时包括福克纳本人在内的不少人感到意外，他的作品长期以来并不被主流的美国文学界所看重，他本人也被评价为是一个“次要的、反启蒙的小说家”。这种看法与福克纳的南方人身份以及他作品偏离传统的怪异风格有关，《纽约时报》在福克纳获奖后发布的社评中就说，这位作家“所关注的是一个十分残忍、堕落、颓废和腐败的社会，美国人一定迫切地希望，诺奖的颁发和福克纳作品在拉美及欧洲大陆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外国读者认为他描绘了美国人典型且真实的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风格饱受质疑、离群索居的作家，却在国外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其作品也被多国翻译出版。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954年到1961年间数次邀请福克纳作为亲善大使出访拉美（1954年和1961年）、亚洲（1955年）、欧洲（1955年和1957年），国务院希望利用福克纳的国际吸引力，帮助美国加强与盟国的联系并改善与部分国家的外交关系。

劳伦斯·施瓦茨著《为福克纳创造声名：现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学》（1990年出版）

有趣的是，在福克纳地位身份发生转变的同时，文学界也开始了对于这位诺奖作家的重新评价。劳伦斯·施瓦茨（Lawrence Schwartz）的研究表明，在1940年代末，诸如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和作家罗伯特·沃伦（Robert Warren）等人就已经致力于重新确立福克纳及其作品的地位，他们一方面扫除了过去贴在福克纳身上的“南方民族主义者”的标签并且有意忽视了其写作中粗制滥造的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将福克纳塑造成一位“直面人类境况”、“写作具有永恒和普遍性质主题”的美国作家。文学现代主义（福克纳是文学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连同抽象表现主义、爵士以及舞蹈在战后冷战环境下都得到了肯定性的评价和政府及基金会的资助，它们的存在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中艺术家拥有表达自由的象征。

而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眼中，福克纳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美国的国际声望显然也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一位美国官员便曾经表示，“在共产党在海外宣扬’美国无文化’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拥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对他们最佳的反驳。”当福克纳在斯德哥尔摩受领诺贝尔奖并发表获奖演说时，国务院就已在考虑将其作为海外文化宣传使者的潜在人选，在场的一位部门官员在深受福克纳演说鼓舞后，形容他的演说代表了“自由世界对任何奴役人类精神力量的挑战”。因此，很快国际教育交流处（IEES）就向福克纳提出要求，代表美国进行海外访问。

对于政府发出的邀请，福克纳的态度最初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众所周知，福克纳极其地厌恶社交活动、旅行和应付记者，《新闻周刊》曾形容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被谈论最多的作家，是被谈论而不是与之谈论”；另一方面，福克纳强烈的反共热情压过了他对于国内种族主义问题的关心，他本人深知这些海外访问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清楚他与外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很可能会直接提升美国的海外形象。最终，抗击共产主义的使命感还是占据了上风，他同意了请求。

第一次海外访问是1954年出访巴西、秘鲁和委内瑞拉，总体而言，这次访问的结果让国务院喜忧参半。秘鲁之行还算顺利，被随行官员评价为是“一场彻底的公关胜利”。但到了巴西，麻烦出现了。福克纳犯了酒瘾，这使得他没能出席原先安排的最初几天的官方活动，美国驻巴西大使也不得不派人陪伴这位作家，以免任何不利的消息泄露给共产党的报纸。

次年福克纳进行了第二次海外访问，这次是前往日本的长野参加由美国新闻处（USIS）组织的一次主题为美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美国新闻处一直希望在战后的日本知识教育界培育支持日美同盟的力量，削弱伴随着工人运动壮大起来的日本共产党势力，这次研讨会正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二战以前的日本并无对美国文学的系统研究，也很少有美国文学的专家。福克纳在日本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在长野停留了两周时间，之后又在东京和京都待了几日，访问了多所大学与教授学生进行交谈。与此同时，美新处积极开展宣传，印发了10万份福克纳所写文章《致日本青年》，并拍摄了一部片长14分钟的宣传片《日本印象》，期间福克纳还与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会面，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公众知名度。在京都，当有人问他对于“政治责任”的看法时，福克纳说：“我（承担政治责任）的方式就是向所有人揭示真相，至于如何评价留给每个人去作判断。我可以说我走在了路的中央，介于宣传和逃避主义之间。”然而实际上，福克纳对于政治问题的回应往往更接近宣传而非逃避主义，他猛烈地抨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认为民主尽管有着种种缺陷，但却已是人类能够设计出的最佳政治组织形式。他说，“我并不认为（今日世界）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我相信它们之中只有一种是意识形态，因为另一种只是一种人类的信仰，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不受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制约。”福克纳的日本之行收获了巨大成功，一位记者记录道：“在来到这些岛屿之上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留下如此多令人怀念的东西。”由于日本之行的成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也向国务院提议增加访问菲律宾的行程，最终原定三周的总行程最终增加到了近三个月。

1955年访问日本期间，福克纳在长野举行的美国文学研讨会上发言的场景

离开菲律宾后，福克纳又前往欧洲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访问。在此期间，他通过广播电台——这些电台辐射的对象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表达了他对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重要性的看法，并鼓励听众反抗压迫以及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而在冰岛，福克纳的宣传作用再次凸显，这个国家刚刚和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务协定，同意北约在当地部署军事力量，政府的这一决定遭到了部分民众的反对，国内局势紧张。福克纳到达冰岛后，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并与大学、新闻媒体各界人士会面交谈。在接受当地一份刊物采访时，福克纳谈到了美国在冰岛的军事存在问题，他认为无论冰岛还是美国都不应为驻军负责，言外之意是，麻烦的根源是苏联，并且他还相信，美国人以自由之名在此驻军要比俄国人行侵略和暴力之实好得多。

1961年4月，福克纳参加了委内瑞拉举行的庆祝独立150周年的典礼。这是福克纳晚年参加的一次重要的官方出访活动。当时正逢美委关系的关键时期，委内瑞拉国内支持古巴的左翼激进力量正处于急剧上升的势头。就在福克纳到访前几周，委内瑞拉刚刚发生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叛乱分子试图推翻总统贝坦科尔特（Romulo Betancourt）领导的政府。在三周的访问行程中，福克纳与现任总统贝坦科尔特和前总统加列戈斯（Romulo Gallegos）数次会面，同为作家的加列戈斯十分仰慕福克纳及其作品，他还亲自为福克纳授予委内瑞拉最高荣誉“安德烈·贝娄奖章”（Order of Andre Bello）。在美国新闻处的广泛宣传下，福克纳的此次访问成功盖过了猪湾入侵事件和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在当地的影响。

毫无疑问，福克纳的海外访问总体上实现了美国国务院的宣传目的，不过这段历史的一个复杂之处在于，福克纳实际上不仅仅扮演了冷战斗士的角色，他还有种族主义批评者的另一重身份。在上述几次海外访问中，福克纳在大声赞扬民主的同时，也不忘指出美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及其对于美国国际声望的损害。而国务院的官员似乎是有意地忽略了这一潜在风险，这与1946年美国国务院对于“美国超前艺术”展览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场艺术展览由于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家参与而被紧急叫停。本文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克纳在获得诺奖后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美国官方乐于将这样一位知名作家包装成为既是美国又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公众人物，他偶尔发出的批评因而也被容忍，甚至被视作是有助于塑造美式民主国际形象的有利因素，因为这正可以显示民主政体下公民拥有充分的表达自由。1962年7月福克纳逝世后不久，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就组织举办了一场“威廉·福克纳周”活动，官方将这位作家赞颂为是美国国家文化成就和民主体制的象征，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位诺奖作家的最后一次海外宣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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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计划”：冷战社会科学史上的一页

整理自: Allen A. Needell, “Project Troy and the Cold 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Christopher Simp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有人曾将冷战称作是一场“社会科学家的战争”，且不论这样概括是否完全恰当，但这个比喻的确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冷战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冷战对于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由于这场战争带来的需要，一批专门从事“政策相关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几所重要的美国大学中得以借助国家资金的支持而建立起来。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1950年至1951年开展的“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

二战期间美国战争信息署的宣传画报

“特洛伊计划”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二战中美国的宣传行动。早在二战初期，美国政府就通过建立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国人忌讳用“propaganda”一词，而更多用“information”、“communication”等词代替）协调并开展针对海外（包括敌对国、盟国和邻国）的心理战，其手段包括了播送“美国之音”广播、好莱坞电影、报刊宣传册等等。战争结束后，在杜鲁门总统的指示下，一度将战争信息署承担的行动转移至美国国务院下辖的一个新设的临时机构：国际信息处（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负责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完整清楚地展示美国人的生活以及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政策”。然而，随着冷战的兴起和美苏紧张关系的不断升级，制定一个正式且完备的宣传与心理战战略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1950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NSC-59号文件，提出由国务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心理战计划。次月，在主管国务院对外宣传官员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的筹备安排下，杜鲁门总统在美国新闻编辑协会（ASNE）发表了启动“真相运动”（campaign of truth）的演说，他特别赞扬了“美国之音”的行动，并表示“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我们真实的样子，而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我们必须通过一场伟大的真相运动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尽管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宣传战略，但从1949年起，“美国之音”的俄语广播电台开始受到了苏联的全面干扰。为了“将真相传播到铁幕另一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考虑建立专门的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预算局局长、杜鲁门亲自提名的副国务卿詹姆斯·维布（James E. Webb）负责，维布向好友无线电工程师劳埃德·伯克纳（Lloyd V. Berkner，时任军方联合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主任）求助，希望借助他在学界的人脉，招募一批人员参与计划。在伯克纳介绍下，1950年7月，维布邀请了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季立安（James Killian）和该校人文与社会研究学部负责人约翰·伯查德（John E. Burchard）到华盛顿共进午餐，两人欣然同意加入计划，允诺将组织一流的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团队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尽可能在1951年1月1日前向美国国务院提交最终报告。两人还建议，要实现这一计划的目标，不仅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也需要在更广泛的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研究。

回到学校后，季立安向哈佛大学也发出了合作邀请，希望获得后者在人员上的支持，哈佛大学教务长保罗·巴克（Paul H. Buck）很快回信表示，哈佛愿倾尽全力保障人员输送。两人在通信中还讨论了适合参与计划的人员名单，其中哈佛一方包括了物理学家爱德华·珀西尔（Edward M. Purcell）、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 Bruner）和担任刚刚成立不久的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 M. Kluckhohn），麻省理工学院一方则包括了历史学家艾尔丁·莫里森（Elting Morison）、法学家伯恩汉姆·科里（Burnham Kelly）和经济学家麦克斯·米立肯（Max Millikan）。两人后来还邀请了其他大学、研究机构的人员加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也在受邀名单之内，不过由于事务繁忙均未能参加。

到1950年10月，”特洛伊计划“的人员和资金都已就绪，随即从11月初起开始进行正式的小组讨论会议，地点设在波士顿之外麻省理工学院附属的莱克星顿野外试验站内。整个团队的人员分成了几个跨学科的小组，由每个小组负责数个具体的问题并撰写提纲，之后由整个团队对各组的提纲展开讨论和批评，并由几个主要由问题相关领域专家所组成的工作组再次对讨论成果加以审议，并生成报告初稿，然后由整个团队对报告初稿再展开一轮评议，最后由文字编辑委员会写作定稿。整个工作前后一共进行了三个月之久，最终递交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全文长达81页，密级为最高机密（top secret）。

报告由伯查德执笔前言。在前言中，伯查德写道：“团队成员一致认为，这项计划已经超越了克服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的目标”，而是进一步“探索了能够穿过铁幕的其他方法”。报告第一部分列举并讨论了进行有效心理战的几种方式：首先是无线电广播，对此报告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提升技术能力使得“美国之音”能够避免苏联的干扰，专家们讨论认为，即使苏联还是能够做出应对措施，但美国的回应能够迫使苏联在这方面不断耗费更多的财力和技术资源；二是发展小型、廉价、可持续且可以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区的信号接收器。其次是气球，报告指出“气球是一种廉价、值得耗费资金的设备，它能够将宣传材料运载到难以到达的地区”，“只需花费几百万美元就能够用一个气球把十亿份宣传单投放到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除此之外，报告还认为，知识分子的海外访问旅行、图书电影和学生交流计划等等也都是有效的渗透手段。报告的第二部分讨论了美国海外心理宣传的几个主要目标区域，包括苏联、欧洲、中国。除了欧洲之外，对于其他几个区域，报告的建议都颇为有趣。对于苏联，报告认为，美国不应该过度抨击苏联的思想根基，而更应该强调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同时美国还应避免直言西方的物质成就，因为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对于中国和东南亚，报告认为由于这些地区过于落后，因此传统的宣传方式难以发挥作用，只剩下了“广泛的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报告建议可以通过招募美国的年轻人，将他们派往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在那里居住两三年时间和当地人进行亲密的私人交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展现西方的公共卫生和农业技术，从而自然而然地将美国人的个人自由、合作等理念带给当地人。报告还认为，整个亚洲地区太过复杂，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呼吁在大学中建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和项目。尽管有一些国务院官员对于报告的苏联部分表示不满，认为针对苏联这些建议太过保守，缺乏进攻性，但包括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在内的多数人还是对特洛伊计划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杜鲁门总统也受报告的建议，最终决定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专门负责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

美国经济学家、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尔特·罗斯托（摄于1968年）

除了撰写报告之外，特洛伊计划还有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后续部分主要牵涉的是四个非技术性的研究项目：第一个是关于“苏联社会动力”的学术研究，这一任务落在了后来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身上，他于1952年8月完成了该研究项目；第二个是针对苏联和东方阵营叛逃者群体的访谈与研究项目，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获取铁幕另一边的第一手情报，由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克莱德·克拉克洪负责；第三个是有关“过载和延迟”（overload and delay）的研究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阿列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负责；最后一个项目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内设立一个模范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这直接诞生了今天看到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IS），该中心由麦克斯·米立肯担任首任主任，直接接受福特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与支持，这一机构成为了此后大批同类机构的模板，可以说直接为战后美国地区研究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洛伊计划”代表了冷战初期，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之下，政府、大学、基金会、军方之间结成的复杂的交流沟通和共同利益关系。通过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与学术的广泛动员，美国得以实现其冷战的总体战略目标，而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也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被深刻地塑造。这种政学复合体关系在冷战高潮期社会存在广泛抗击共产主义共识的环境下并没有受到太多质疑，但是从1960年代起，尤其是当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泥潭后，对于这种关系的反思和批判声音越来越多。不少当年亲自参与了“特洛伊计划”的人怀抱着担忧提出质疑：在当下这个控制日益增强的社会，美国还能否延续过去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下所创造出的价值理念？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更是形象地提出：“我们能够在一座堡垒中维持民主吗？”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