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考消息网11月10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8日刊发题为《多天的愤怒之后》的文章称，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借用诗人叶芝在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之后所说的话，政治已经被“改变，彻底改变”。不仅在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对“制度”的愤怒都在加剧。

文章称，这种愤怒汹涌而至，难以平息。它正导致建立已久的政党体制解体，导致对精英、专家乃至基本科学的信任崩溃，导致公然的种族主义抬起丑陋的头颅。民主准则和机制遭到公开蔑视，极右翼和极左翼的狭隘极端思想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真相和文明在仇恨和阴谋论中被挤得失去立足之地。

当权派正努力保持阵脚。欢迎来到《卫报》评论员乔纳森·弗里德兰最近所说的“新黑暗时代”。

当权派政客、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知道有新情况发生，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或许是因为真相太令人尴尬：这些愤怒的根源正是他们40年来创造的社会制度——一套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社会契约的社会制度。

文章称，很多人感到这个制度不可容忍。他们陷入绝望，认为那些美好的承诺不可能兑现，因此寻求颠覆整个体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这已经不再是推动奥弗顿之窗（学者约瑟夫·奥弗顿发明的概念，用来描述在特定时间内被认为政治合理的事物），而是打碎这窗户的问题。迅猛无情的“创造性破坏”使某些人成为赢家——那最富有的1%人口。但是，很多其他人所经历的变革是深刻而痛苦的失败。

愤怒的人们认为，旧的党派不再代表他们。事实的确如此。全球性的工薪阶层代表缺失导致与他们传统党派的认同感急剧减少，选民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

由于一些国外因素以及一些执政党派坚称有利于人民利益的贸易协议，高薪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消失，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逐渐沦为穷人。社区遭到破坏，因为公善政治所依赖的公民生态被破坏，包括养家糊口的稳定工作、对身份和地区的自豪感、资助机构和代际关系。

文章称，这些问题在大选之后不会消失。这些问题只靠经济不可能解决，正如它们产生的原因不仅是经济。但是，不回到公善的经济学，愤怒将继续表现为仇恨。

人人都注意到希拉里·克林顿有关“可悲的”言论，但没有人注意她接下来说了什么。她说，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数并不可悲。她说，他们“感到政府让他们失望，经济让他们失望，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在意他们的生活和未来，他们只是渴望改变”。这些人“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所不同。他们不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工作丢了，孩子成为瘾君子，感觉自己走入死胡同。这些是我们必须理解和同情的人”。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