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演讲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习近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上，基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的具有兼顾、包容和共建特质的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共同价值”的提出对于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构建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当今世界的话语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世价值”的宣传与蛊惑，潜移默化地对我国思想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在当前学习、领会和贯彻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的过程中，亟待对“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两者做出必要的辨析与廓清，以便去伪存真，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捍卫和弘扬“共同价值”思想，摒弃“普世价值”论。

一、现实的人抑或抽象的人：两种价值论的前提与出发点不同

“共同价值”思想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承认阶级、国家和民族存在现实差异的同时，重视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频现与彰显而生发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普世价值”论是从抽象人性论的假设出发而提出的一种具有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和超时空的价值论断。

1.“共同价值”思想基于现实的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断。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有科学的论断，认为人是历史的、现实的人：“任何人都处在一定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都受到某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以及与该生产力阶段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因此，任何现实的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1](P174)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及其矛盾之间既存在普遍性也存在特殊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价值论视域中的“共性”有一个根本特征，即“他必须要以利益共同体或社会生活共同体为支撑，否则就不能存在”。[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习近平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当代“命运共同体”的特点进行了阐释：

第一，面临独特的时代环境。习近平认为在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3]这一论述深刻地指明了当今时代环境如国际格局、人类生活方式以及国际交往与斗争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第二，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模式。普遍性不是抽象的共性，而是存在于每一个特殊性中的共性，只有承认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找出每一个特殊性中蕴含的共性，才能够寻找出真正的普遍性。习近平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模式和要求是不同的，这是“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3]的国情所造成的。只有承认这一点，并从此点出发，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寻找出所有人和国家真正面临的共同点，才能最终达到聚同化异的目标。

第三，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利益。习近平从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模式中提炼出了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点，归纳为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共同问题为：“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3]共同利益是：“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总之，“共同价值”思想是从当今世界的共同问题和当代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基于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而提出的，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科学性，这决定了“共同价值”思想是一个真命题。

2.“普世价值”论是基于抽象人性论的假设，提出的一种具有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和超时空的价值论断。当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生发于西方传统哲学，深植于其传统宗教伦理，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并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成为维护其阶级统治和利益的政治工具。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西方就从理性、理念以及理智中去探寻人的本质，而不是从历史的现实中去认识。进入中世纪后，宗教“普世主义”观念开始盛行。基督教就认为它“具有普遍适应性，教会的建立将不受文化、种族和社会阶层差异的限制，而且各民族各地方教会共同组成普世合一的教会”。[4]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教会之外无救恩”，[5](P83)从而凸显了普遍人性论，即人是被抹灭文化、种族和社会阶层差异的人，是抽象的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消减封建阶级和教会的统治合法性，资产阶级提出了一套人权学说，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并在这些学说前面都加上“人人生而……”之类，以蛊惑人心。当他们取得并巩固统治地位后，开始不断向他国推广、贩卖和灌输这套理论和学说，以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这使得他们所提的这一套人权价值学说逐渐脱离了其历史生成过程，超越了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成为了神秘主义的抽象物，掩盖了其阶级统治的本质和国家利益的实质。由此可见，“普世价值”是抽象的、虚假的，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决定了“普世价值”论是一个伪命题。

二、合作共赢抑或一统独霸：两种价值论的目标与效果不同

“共同价值”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为目标，追求的效果是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普世价值”论则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以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为标准，去衡量、统一和独霸纷繁复杂且多元多样的人类价值，追求的效果是人类整齐划一地西方化抑或资本主义化。

1.“共同价值”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为目标，追求人类社会和谐与稳定。“共同价值”的内容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对于“和平”，习近平认为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愿望，是全人类共同争取和维护的。对于“发展”，在习近平看来，一方面是共同发展，在紧密联系、优势互补、合作对话中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是尊重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即“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6]对于“公平”和“正义”，在习近平眼中，就是要摒弃丛林法则，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共同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于“民主”，习近平认为一国民主的本质在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7]国际民主在于“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8]至于“自由”，习近平主张在和平中实现自由、在民族独立中实现自由以及在保护人权中实现自由。由此可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共同价值”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朝着合作共赢目标进发，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得到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认同。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认为：“中国关于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倡议与此次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会议——笔者注）‘共同行动实现包容和稳定增长’的主题是一致的。”[9]印尼著名学者李卓辉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9]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班可夫认为：“在21世纪，世界已经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是唯一可持续和现实可行的选择。”[9]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证明“共同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和需求。

2.“普世价值”论以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为标准，去衡量、统一和独霸纷繁复杂且多元多样的人类价值，其效果是人类整齐划一地西方化抑或资本主义化。“普世价值”论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在国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在国际上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看问题的。就民主来说，美国两党制和选举制看似民主，实则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无论哪个政党选举成功，背后都是资本支持的结果，成为执政党后也必然为资本服务，两党的轮流执政，无非是资产阶级将政治权力从右手倒到左手。“多种分析表明，代表了商业利益的经济上层集团和组织对美国政策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代表了广大民众利益的普通公民组织只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10]就自由而言，美国经常以言论和新闻自由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但是却没有看到自己国内种族歧视至今仍是其社会顽疾之一，言论上的自由是有限的，如几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加里・斯坦中士因批评奥巴马的政策被军队开除。就平等来看，恩格斯对其有过直接的批判：“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11](P648)就人权来讲，美国自诩人权卫士，但是自己国内枪支犯罪居高不下、金钱政治、棱镜门事件、黑帮泛滥等都暴露其人权状况的糟糕。

总之，“普世价值”论是虚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在世界的核心利益和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导力和话语权，而包装推广给全世界的一张王牌。

三、包容开放抑或排外封闭：两种价值论的特质与功能不同

“共同价值”思想蕴含兼顾性、包容性、共建性特点，具有包容、开放的特质与功能；“普世价值”论蕴含排他性、狭隘性、独占性特点，具有排外、封闭的特质与功能。

1.“共同价值”思想具有兼顾性，“普世价值”论具有排他性。“共同价值”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人类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利益主体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以前那种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观念与游戏已经过时，所以要寻求共同利益。比如“发展”，习近平明确地指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12]这深刻体现了“共同价值”思想的兼顾性特质与功能。

“普世价值”论是排斥其他国利益的，它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对于不同于它所主张的模式与生活方式的国家进行排斥甚至颠覆。仍以“民主”为例，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宣扬“民主”仅仅是为了借“民主”的旗号实现自己的利益，当其他国家的民主模式或者民主结果不符合其利益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侵害这些国家利益的事情。1960年6月，帕特里斯·卢蒙巴通过独立大选成为刚果总理，但是由于卢蒙巴的当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引起美国的恐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向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发了一份密电：“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13](P28)当年9月，卢蒙巴政权就被推翻，他本人于次年1月被杀害。

2.“共同价值”思想具有包容性，“普世价值”论具有狭隘性。在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同时，“共同价值”思想尊重并包容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模式。世界各国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不同，所呈现出的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寻求人类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时，必须包容这些差异和不同。如前文所述，由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认识，“共同价值”思想具有这样的包容性特质与功能。

“普世价值”论具有狭隘性。它忽视这个世界不同国家因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国情而选择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现实，不赞同其他国家推行与之不同的社会制度与价值。那些宣扬和推广“普世价值”论的国家往往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特选之地”，不断抨击其他国家的各种制度，认为不符合西方国家标准的制度都是坏的，都是应该被改变的。如英国的《经济学人》2012年7月曾刊文认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乐于将中国描绘成全球化的怪物，在总统大选前夕都会习惯性地抨击中国，以至于都患上了“抨击中国综合症”。

3.“共同价值”思想具有共建性，“普世价值”论具有独占性。“共同价值”思想蕴涵着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基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人类存续的共同利益，需要互助、合作，致力于全球共治，具有共建性。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断地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使得这一原则逐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现已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中国领导人都始终不渝地向世界表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上任以来，也连续不断地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与各国的共建与共赢，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构想，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巴经济走廊”等等，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涵盖了57个国家，习近平在开业仪式上的致辞中明确指出：“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14]这表明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践行着“共同价值”思想，深刻地彰显了“共同价值”思想的共建性特质与功能。

反观“普世价值”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在价值构建上的独占性。美国2010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如果强化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能够保持我们在世界上拥有力量和领导力的关键来源。”[15]尼克松在谈论“如何与莫斯科竞争”的问题时，列出了六个关键性的能力，其中意识形态的力量位列第一，他明确提到：“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6](P96)在冷战中，“普世价值”论成为了促使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意识形态话语武器，现已被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娴熟使用，发展中国家早已被排除在其话语共建权之外。

四、协商共建抑或渗透颠覆：两种价值论的实践路径与方式不同

“共同价值”思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出发，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主张通过协商、共建的实践路径与方式来求解困扰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难题；“普世价值”论则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以西方社会的制度模式与生活方式为衡量标准，主张通过渗透、颠覆的方式与手段来化解滋生和导致世界纷争之困的与己异样的他者制度、体制和价值。

1. “共同价值”思想的实践路径是协商共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各种国际场合不断地倡导这一观念，尤其是2015年9月28日在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大会这样标志性的场合，他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演讲题目，向世界宣示了这一理念与观点。在国际实践中，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国际合作都是协商、共建、共赢的，如“一带一路”的构想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17]凡是涉及的地区和国家都可以参与协商与共建，并在这一合作中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

“共同价值”思想的初衷是求同存异，目的是聚同化异，实践路径与方式是协商共建，中国一直在不断地为此而努力。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向世界宣告，中国裁剪军队员额30万，显示出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切实行动。这些年来，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联合国驻华机构协调员罗黛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对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是一种很好的启发；在国际经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能够保持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中国功不可没。”[18]这充分彰显了“共同价值”思想在国际社会的“协商共建”实践中的成效。

2.“普世价值”论的实践路径与方式是渗透颠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培养代理人、学术伪装、文化入侵。培养代理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为常用的手段，通过在对象国内部培养起代理人进行价值渗透，达到颠覆其传统价值观念的目的。例如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曾被西方国家盛赞为民主“功臣”，但是自他执政后格鲁吉亚并没有出现好的趋势，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50%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而他本人也被格鲁吉亚人民赶下了台。学术伪装是西方发达国家将其“普世价值”论渗透活动伪装成为学术活动，通过设立教育基金、开展教育交流、共同培养学生等一系列活动，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价值渗透。西方国家公开宣扬：“西方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每年从美国和英国派遣1000名英语教师，到中欧和东欧的高校和夏令营任教。很明显的是这些教师带给这些地方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价值观标准和对重要事情态度的改变。”[19](P395)文化入侵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优势将其文化元素入侵到对象国中，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忘记自己的文化，进而进入西方价值观渗透的陷阱中。在物态文化上，西方国家通过经济、物质的输出推进文化侵略。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很多标志性建筑都模仿西方发达国家，这既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也是助推西方文化入侵的帮手。在非物态文化上，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将他们的文化形式和生活方式推向世界，进而实现对他者价值观的渗透与改变。

“普世价值”论渗透的结果导致世界上相关国被颠覆和陷入内战。美国学者史蒂文·金泽考察了110年间，美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14个国家的政权颠覆，发现很多都是在美国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号下发生的。在早期，这一旗号往往以教会的名义出现。如在对夏威夷的颠覆中，大约有200名教徒到夏威夷，他们“笃信基督，执意要改造夏威夷人。”[20](P6)美国在海外寻找资源丰富、市场巨大的国家，用民主和基督教义的推广和传播颠覆其传统价值，用军事、政治等手段占领其市场，开采其资源，颠覆其政权。在稍晚时期，这一旗号主要以反对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如在颠覆智利的过程中，将近4 000名智利军官在美国接受培训，在这里他们接受了一个信念：“支持马克思主义等于叛国”。[20](P161)但是史蒂文·金泽认为，不论这些“普世价值”及其军事、政治手段以什么面貌或者口号出现，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美国经济利益的确立和扩大。

综上所述，“共同价值”思想是在承认阶级、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价值差异基础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出发，基于人类存在的共同利益和困扰人类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其出发点是求同存异，目的是聚同化异。而“普世价值”论则是基于抽象人性论的假设，以某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为标准，在鼓吹超阶级、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利益与价值基础上而提出的，其出发点在于西方中心主义，试图通过夸大自身价值体系与价值观的普适性，损害甚至消解建立在与他们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基础上的他者社会制度，目的是实现其自身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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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