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红军王定国

图为老红军王定国手持特为本报题写的题词与本报记者合影。阳琼仙摄

引子

一个女人的路，可以走多远呢？1935年，年方22岁的王定国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时，并没有多想这个问题。就和18岁带领家乡400位妇女去参加红军一样，她只是想走到大山外面看看。因为她听说，在山的那一边，有一个地方和山里不一样。在那里，男女是平等的，不许打人骂人，小孩子可以上学。

那个地方，是共产党的天下。

再见“王乙香”！我叫“王定国”！

10月14日，北京刚下过一场雨。104岁的王定国和往常一样，躺坐在客厅西北角的扶手椅上，缓缓戴上那顶新做的红军帽。桌上整齐地摆放着3排麻将牌，每一个花色都成组排列。王定国拿起一个一筒麻将牌，看了看，又把它轻轻放回筒一色的麻将牌中。此时，距离她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省营山县，已过去整整81年。那场改变她命运的长征，变成床边小红军的雕塑、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和她头上那顶崭新的红军帽。

“母亲给我们这些孩子讲长征的时候，总是讲，加入红军，走了长征，她并不觉得苦。”王定国的七儿子、70有余的谢亚旭老人说，“因为在加入红军之前，她更苦。”

1913年早春，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诞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因为穷，家里的房子是借别人的一堵土墙为依靠，用破席搭起的一个窝棚。年幼的王乙香并没有享受到童年的快乐。她曾亲眼看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活活饿死，3岁半的二弟卖给别人换来安葬父亲的4块棺材板和两升麻豌豆。她7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给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女人的地位甚至还不如村里的牛羊。

15岁那年，山里来了两个卖布的“客商”——杨克明和张静波。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员，此行目的是为红军进四川打前站。令王乙香感到奇怪的是，“杨布客”和“张布客”给她讲在大山外边有一个地方，男人尊重女人，男女平等，不许打人骂人，小孩子可以读书。王乙香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好的地方。从此，她有了渴望，渴望去山外看看那个被称作“共产党的天下”的世界。她给自己改名叫“王定国”，她要用行动对命运说不！

18岁那年，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带着同乡400余名妇女去迎接红军，之后集体参加了红军，成立了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妇女独立营，18岁的王定国任营长。1933年，王定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红军，我母亲没有感觉苦，她感觉到了解放。有饭大家一起吃，没饭大家一块饿，咱们是平等的。”谢亚旭说。

唱着歌走完长征的“九趾红军”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被编入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部文工团的王定国，也随军踏上了征途。在嘉陵江战役中，被炮火震得只能蜷缩在渡江小船里的王定国，眼睁睁地看着旁边一条船上的大姐，被炮弹炸烂了肚子。

在嘉陵江大捷后消散的硝烟里，红四方面军挥师北上。“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定国放下了手中的玩具，呆呆地看着前方出神。

曾经有一篇报告文学，名为《九趾红军》，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王定国。在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述长征的故事时，王定国对这一段经历说得很轻松：天太冷了，脚冻僵了，用手一摸，脚指头就掉了。“也不疼，也没有流血，因为你还得走啊，不能停，于是就继续跟着队伍走了。”

“我母亲的长征路，是唱着歌走完的。”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王定国所在的文工团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用麻将把国民党高官“打”成共产党

“从今天开始，我来教你打麻将。”

1937年，周恩来在去苏联的路上途经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顺便去看望了“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

谢亚旭回忆说：“见到我母亲时，周恩来就跟我母亲说，你现在是谢老的夫人，你将会跟国民党那些高官的太太们打交道。”周恩来认为，王定国应该有一项技能，便于她去开展工作，把我们党的政策、统战方针和宗旨告诉他们。

于是周恩来亲自教王定国打麻将。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王定国通过打麻将把时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他的夫人倪裴君“打”成了共产党。贺耀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16日在北京病逝。

重走长征路助老区人民致富

新中国成立后，王定国一直不敢回老家。

“我母亲跟我们说，我带了400个人出来，都是大姑娘小媳妇，我一号召都跟着我走了。我要回去，她们的父母朝我要人，我怎么说？”

当年她从家乡带出来的400名妇女，在战争中全都打没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定国终于决定回家乡营山县看看。在老家，王定国找到了当年的玩伴。两个人曾经约好，红军来了一起去投军。结果，因为父母的坚决反对，玩伴最终没有参加红军。

50年后，两人再次相见。相比于王定国的健康硬朗，家乡的玩伴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18岁时的一念之差，两人的人生已经截然不同。聊天中，玩伴对王定国说了一个愿望：“听说县城里一到晚上有个灯，一拉，屋子里就亮，我想去看看。”那时的四川大山里依然用着油灯，不知电为何物。

王定国从此决定，要用自己的余生重走长征路，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这一走，就走到了100岁。在102岁之前，王定国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走进长征沿线的老区群众家里调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报告呈给中央，为老区发展奔走呼吁。对她而言，只要走得动，长征就依然在路上。

从18岁到104岁，长征改变了王定国的人生。说起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长征，王定国的答案和当年一样简单而明确：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妇女。既然共产党要长征，要走很多很多的路，那么我就一直跟着走下去！

永恒的长征（中国故事•工作室）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一栋恢弘的建筑。与广场周围的所有建筑一样，它也承载着独一无二的使命。10月是旅游旺季，平均每天有1万多人前来参观名为“信念•精神•传承”的展览——这是长征主题展。

在320件极为珍贵的文物中，有一本橘红色封面的软皮书：《RedStaroverChina》。下方两行小字，标明了这本书的珍贵之处——“LeftBookClubEdition（左翼读书俱乐部版）”，“NotforSaletothePublic（非公开发行）”。这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西行漫记》一书的初版。

《西行漫记》第五章专讲长征，但作者——深爱中国并最终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的埃德加•斯诺意犹未尽。他在书里写道：“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80年过去，斯诺预言成真。在那场人类史上少见的远征过后，我们在精神领域一遍又一遍地行走，把长征带给我们的启迪、警示与信心，深深刻入民族骨髓。

百岁之愿

尽管已是104岁高龄，王定国依然有着不错的精神头。闲暇时间她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教会她的打麻将，一个是玩市面上常见的铁皮小青蛙。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行动不再方便，也不像过去那样健谈。但有些东西，时间越久远，她看得越重。抓起毛笔，这个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老人，在本报记者面前挥毫写下——“要宣传好长征精神”。

长征过去太久了，像王定国这样仍在世的长征老红军已然为数不多。但这位“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先生的夫人，始终把宣传长征视为己任。80年前她走过3次草地，翻过5座雪山。作为文工团的一员，为了做好宣传鼓动，她跑前跑后，行走了远不止两万五千里。对于其中的艰苦，比如冻掉了一个脚指头，她始终说得很轻松。

如同她漫长的一生所见证的，中国人对长征精神的探索与传播从未停止过。甚至从长征一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了它独特的价值。

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中，有一份陆定一撰写、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因其音韵优美，且影响深远，人称“布告诗”。其中的“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四个字。自此，中国人的语汇中除了有“万里长城”，还有了“万里长征”。

战火纷飞，只有少量长征日记、红军家信幸存，这些只言片语记录了那段岁月中的动人风貌。而长征中的歌曲诗篇、学习课本、漫画与故事，虽说单纯质朴，却形象生动。那个年月的书籍与报刊，则起着记录时代、鼓动人心的重要作用，中外记者写下了诸多篇章。这些是长征精神最早的宣传。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成为一个伟大传统的开始。

苦难背后

即使在最艰难的年代，长征这笔精神财产，也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

江琳是国家博物馆长征展的策展人，对长征留存至今的文物如数家珍。她发现，过去我们总说，长征如何艰苦、惨烈，但从留下来的记录中，却总能在苦难背后看到“永远是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在支撑”。

仅在国博展览中，就有《工农革命歌》等歌曲手抄本，川陕根据地的《青年歌》等歌曲手抄本，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在长征途中翻印的《红色战士读本》，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出版的《不胜不休》报第10期……穿过历史尘埃的，是十分昂扬的气质。而数不尽的“传单、布告、宣言、壁报、歌谣、画板、化装宣传、演说”等，则遍布红军长征沿线。

也难怪埃德加•斯诺把长征称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长征中的红军将士，每个人都携带着中国革命的愿景，吸引着沿途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长征是实践创作的史诗，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回音。有学者总结说，长征是战胜恶劣环境，赢得最终胜利的实践。以长征精神鼓舞人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几十年间的一个自然选项。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那时起，“万里长征”已然被赋予多重意义。长征，也从一段具体的路程，升华为现实与理想交织的远征，成为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比喻之一。

长征结束后的80年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乎所有过程，无不具有“战胜恶劣环境，赢得最终胜利”的特质。而这场人类军事史上罕见的远征，也就有了鼓舞人心的永恒作用。

精神传承

不经意间，对长征的诉说与传承，已绵延不绝几十年。

1936年8月，毛泽东就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集体创作《长征记》的号召，要求“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红军长征记》的孤本，当年由朱德亲笔签名送给埃德加•斯诺。

流传下来的实物，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一段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过的皮带，在国博展厅里引起不断的惊叹与讨论。皮带被刀割成比拇指稍宽的节，任弼时和警卫员每日吃三节，直到找到食物。

漫长的岁月里，与长征有关的诗歌、标语、刊物、舞蹈、文艺活动、书籍层出不穷。年代久远的“长征组歌”，与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观看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遥相呼应。回望那段光辉岁月，早已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甚至埃德加•斯诺未能完成的心愿，也有外国友人不断前来实现。他的好友、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结束近半个世纪后，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行进，写出了长达30万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再次给世界以震撼。

时光荏苒，中共开始将长征放在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中审势。从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长征的价值被一再重新确认。

而在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中，长征精神继续释放出巨大能量。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开篇即是“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些为全国人民所喜爱的经典用语成为最好的励志格言。

进入流行文化，则是长征活力的直接体现。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20天前，北京工人体育场，55岁的摇滚乐手崔健一顶白帽，站在红色的大背景前，边跳边唱。台下听众被点燃了，他们站起来，跟着高唱。“我们30年前在隔壁工人体育馆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站起来了！”崔健嘶吼，台下热应，如同30年前，中国摇滚的开端。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没有什么能阻挡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摇滚的，是动感的，是跳动着活在人们心中的。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