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绿女士于8日在《环球时报》刊登文章《可引进更多菲佣缓解“保姆荒”》，主张引进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笔者不敢苟同。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平等顺畅交流、主流社会能牢固规范共识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有利于扩大与外界联系，调动经济活力。但若上述前提动摇，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管理成本，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壁垒甚至会妨碍执法机构及时掌握了解治安动向。

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带来摩擦，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间的摩擦也容易上升到群体乃至民族层次。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届时很可能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也会因此备受掣肘。在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任何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美欧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巴尔干化”，原因也在于此。

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也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安史之乱时期，广州甚至曾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趁火打劫。宋元之际，因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背叛行径性质最严重。

另外，主张引进菲佣的基本上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社会精英，而外来移民在社会治安等方面造成的冲击、负担则基本上由占人口八成左右的社会中下层承担。当前西方世界反精英、反体制情绪和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表现的正是难民危机等跨境人口流动引爆的传统中产阶层反精英情绪。“反全球化”也是这种反精英情绪的一个侧面。

我们奉行开放经济，但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开放经济也不例外。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治安压力和对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与现实冲击就是其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之一。(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苗绿：可引入更多菲佣缓解“保姆荒”

菲佣在中国内地“打黑工”的现象近日受到舆论关注。据媒体报道，在内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菲佣，但受到原有法规政策的限制，基本都是在打“黑工”，因此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这些年，家政行业的“用工荒”在中国大城市较普遍存在，老龄化会进一步加大家政需求。引入适当数量的外籍家政服务人员，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选项。

菲佣是菲律宾的一张名片，整个国家和社会都非常重视，菲佣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较系统的职业培训，在国际市场拥有较好的口碑。香港约有外佣30余万人。目前香港实施的外佣最低月工资约合人民币3600多元，与内地高端家政人员工资相比并不高。来自印尼、缅甸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家政服务人员工资要更低一些。

为有效吸收以菲佣为代表的高端技术劳工，我们可以选择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做试点，制定规范、严谨的审查和管理制度。2015年6月，公安部推出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系列出入境政策措施，规定“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人才，在获得永久居留资格或持有工作类居留许可后，可以申请为聘雇的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办理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此后，公安部支持北京、广东自贸区发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也都采纳该措施。由于实施效果良好，或可考虑更大范围推广。

“南海仲裁”风波逐渐散去，中国与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通过协商谈判，部分放开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市场，批准符合条件的外籍家政人员合法在华务工，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增进相关国家人民的福祉，也可成为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契机。(作者是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