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 |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系 8月21日上午作者在“2016望道讲读会上海书展学术论坛“全球性百家争鸣时代的中国学术”的发言部分文字修订而成，原名为《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学》

我演讲的题目是“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学”，跟前面两位老师从历史和全球化的角度有所不同，我的题目有关未来。直接相关的有两点，一新媒体时代是所谓全球化最新阶段。二，任何意义上学术主体性的建立，今天都必须面对新媒体和新媒体时代的挑战。

中国新媒体简史：2005年博客元年，2010年微博元年。2011年微博爆发年。2014年媒体集体宣布微博时代已经终结，微信时代到来。微博从最初的兴起到迅速的衰弱，黄金时间不过五年左右。和博客的生命周期几乎一样，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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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党性”与公民社会的想象

从微博的架构看，2009年陈彤接手微博管理的时候，靠的是就是名人路线与商业策略。

在一次采访中，他对名人战略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首先去打草根牌，也不可能先去打技术牌，这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的优势就是高端、舆论领袖、明星、各个族群的牛人以及高收入、高学历、在自己单位有一定地位的人，先把他们抓过来。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决定打法。”因此，微博成为权贵话语权的平台，它的阶级性使得资本、市场与“名人战略”结合，也预示了“公知”、水军与微博共存亡的命运。作为权贵话语权的集合平台，通过放大和整合这一权力来获得平台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不仅没有任何对权贵的限制，而是相反，既然依附权贵，也必然担负着为权贵制造光环和“民意”的义务，而这个逻辑必然通向造假：谣言和水军。微博时代，水军泛滥成灾，并很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就是其豢养和纵容的结果。谣言野蛮生长，无法追溯，无法杜绝，也正是对政府管理和整治的召唤。2012年6月微博在政府压力下不得不开始实名认证，2014年，政府以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对一些“大V”进行收治，呼风唤雨的大V失去了庇护的基础，至2015年作为政治议题策源地的微博基本偃旗息鼓，其标志就是微博“教父”陈彤2014年底离开新浪。呼风唤雨的微博时代为什么会终结？今天的反省多从技术和市场营销的角度进行，或者归咎于权力部门的管控，但是从“公民社会”的想象及其民主失败的角度，却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作为政治博弈与微博动员、绑架民意的案例：2011年“7.23”动车事件。当时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反自由化表明反右运动还在反，大干快上建高铁说明大跃进还在跃，唱红歌表明文革还在革，铁道部存在表明计划经济还在转！总之，中国还行走在反右、大跃进、文革、计划经济的延长线上！告别这条路线，就从撤铁道部开始！”另一种则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微博：“中国高铁出口面临毁灭性压力……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是什么心情，我是很苦涩的”，胡被围攻和谩骂。前者则受到追捧，2012年7月，财新《新世纪》刊出《中国高铁被指花费巨大代价没有买到核心技术》，是典型代表。

2011年12月28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2013年7月，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13年，新一届政府就任，铁道部拆分，另行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频频推销高铁“奏效”，2014年，中国四大铁路装备和建设公司都获得高利润。2015年中国的高铁收益将创新高。中国媒体开始普遍认可中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工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走出国门的排头兵。

建立在中产阶级想象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一再与中国现实产生错位，也体现为微博事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错位，错位的接榫点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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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知识分子与媒体暴力的根源

中国的微博时代以“公民社会”的想象为召唤。传播作为一种礼物，以互惠性为价值，所有权共创、共享，这些网络乌托邦的来源，感染和动员了加入微博的人群，但是很快，这些想象都在资本褫夺和操控下破产，以地产商和大资本家所代表的“公知”群体在微博上呼风唤雨，使得微博越来越陷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泥淖，也使得“公民社会”的网络社区实质成为资本主导的传播飞地。

幻象破灭，国家暴露。按照英国传播学家默多克的框架，“公共利益”的传播形态应该建立在税收财政的基础上，使得国家能够提和保证社会每一个体的表达自由，由此传播才能够成为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不被任何人或组织私有。而私有化的企业行为必然与这种媒体的公共性产生冲突，牺牲的只能是公共性。

媒体暴力的来源。污名化的现象其实并不始于微博时代，而是从网络时代一开始就如影随形。从社区媒体到社交媒体，微博时代其实不仅是复制了这个逻辑，而且将之推向极致，也即推向了反面，即“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覆灭。这在结果上隔绝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除非放弃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进入这套既定的媒体策略和逻辑，否则就无法在媒体上发声，但它的危险却是公共空间成为暴力角逐的场所。

恐怖主义与媒体暴力。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恐怖袭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杰特（Michael Jetter）教授的调查研究报告在中国媒体上引起关注，该报告发现恐怖主义与媒体之间具有合谋关系，即媒体的关注会引发更多的恐怖行为，从而导致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媒体关注度与后续恐怖袭击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告诉我们媒体的报道不仅和恐怖主义本身有关，也与媒体自身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位置直接相关，并且受到媒体所要满足的受众市场的制约。ISIS所进行的极其有效和成功的宣传策略，恰恰是通过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中盛赞的代表自由与民主的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等进行的，在此语境下，政府是否在反恐的名义下对社交媒体公司的数据库有监控权，成为争议的中心。恐怖主义成为回旋镖。

暴力的霸权结构。媒体暴力和恐怖主义暴力，都是暴力，具有相同的结构性逻辑，即它会驱使反对它的力量进入这个逻辑与之交手。因此，如何打破这样的霸权逻辑，才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关键问题。对网络暴力的反抗，必然联系着对世界性霸权结构的反抗。从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到今天ISIS为代表的席卷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西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回应。恐怖主义正是来源于全球霸权，是其结构的循环与衍生，正如媒体暴力正是霸权结构的合谋与表现。在后冷战时代，这一霸权结构的新变体，正在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因此，如何寻求打破，而不是重新落入这一结构中，才是世界，包括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欧洲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衰落与困境，也正是在这样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之后，才充分暴露出来。

价值体系被市场交换体系所置换的过程，尤其体现在媒体的市场化过程中，体现在全球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中。它的霸权形式就是赫伯特·席勒所命名的：军事-工业-传播-娱乐联合体 ，它指称的是美国对全球的电子入侵。在斯诺登事件之后，这一指称获得了新的延伸，而在ISIS崛起之后，更需要得到新的阐述。今天，这一霸权结构已经从内部召唤出破坏性的势力，一如ISIS娴熟地、极其“专业”地征用了Twitter、Facebook、YouTube、WhatsApp、Ask.com、APP等最强势的西方新媒体工具来展开宣传攻势。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所有商业元素都被娴熟地运用ISIS的宣传攻势上，由此，ISIS控制了全球媒体的议题设置。ISIS深谙现代社会市场化媒体的嗜血性，并因此不断地用人质的鲜血、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下平民的生命来浇灌这一欲求。正是媒体的嗜血性，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和支持了ISIS的极端暴力，使之从相反的方向成为当代社会的镜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和北约所发动的现代战争：从“外科手术”式的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战争，同时也是规模浩大的新旧媒体表演一样，真实版的好莱坞大片。在这个意义上，ISIS极具特色的媒体现象正是西方世界自身的内爆。

这是今天中国批判的传播理论界必须面对的课题，即一方面是全球霸权在中国的内嵌已经变成不假思索的“常识”，它构成了网络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媒体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暴力本身的恶变和内爆，也在打破这一旧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再造霸权，还是打破霸权？是今天批判的知识分子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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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生意，或未来属于电商传媒帝国吗？

今天的（新）媒体已经进入所谓“入口级平台的霸权时代”。在中国，其代表就是BAT（百度、阿里和腾讯）所代表的新媒体正在和已经成为新霸权。微信的成功在于它的反微博之道：1，相互隔绝的“朋友圈”屏蔽微博污名化暴力威胁；2，用“公平”的设计理念来抗衡微博的“名人战略”，反对用户的特权与攀比；3，严格屏蔽卖粉和水军。张小龙是新媒体技术乌托邦的代表。但马化腾在2013年下半年从“叫好不叫座，增量不增收”的微信困境中走出来，在于发现了赢利模式的奥秘存在于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即可以不断地把商业模式搭乘在急速扩张的微信用户群的基础上，以此获得的商业前景已经越来越清晰。

2015年全国两会，马化腾提交《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由马化腾提出并竭力宣传的“互联网+”的理念，成为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家战略”。7月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使互联网+成为全局性的经济政策。

微信开始被理解为一个具有无限扩张和涵盖能力的魔盒，或者说黑洞，从而把所有的经济生活包容在内。用户使用微信的过程也就是为腾讯做工的过程。用户使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张小龙呼吁用户是投入必要劳动时间去获取使用价值，微信只是工具。但是腾讯实质在做的是尽可能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即用户粘性。这就是马化腾提出“互联网+”的驱动力，他的战略中就是“微信＋”一切。

“信息资本主义”的赢利模式。让用户以免费（微信）或相对便宜的虚拟地租（淘宝）的方式进入，构建尽可能大的用户“劳动”平台，然后凭借庞大的“劳动力”为抵押，以金融的方式，剪国家的羊毛，既褫夺传统国有商业银行的势力范围，也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以此获得赢者通吃的市场霸主地位。在不断翦除外部竞争势力的同时，使得自身获得无限扩展的能力，以支付宝和蚂蚁金服为核心的阿里的金融帝国已经完成。帝国版图并不会止于金融，而是把金融变成血液或石油一样，成为帝国扩张的方式和动力。互联网股份制巨头通过金融、商业、媒体、流通、物流，全方位地渗透国家与社会，这就是新媒体时代“信息资本主义”的赢利模式和秘密。它逼迫出的问题正是：政府公众服务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交集与边界到底在哪里？

“人是一切数据的总和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和消费主义营销模式已经触及到它的天花板，剩余价值的耗尽，导致资本主义对稳定的雇佣劳动的排斥。雇佣劳动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不稳定，非正式就业大量出现，社会保障和养老日渐从企业责任中被排斥出去，丢给社会与国家去承担。人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与人自身的“数码化”，相辅相成地成为数码时代的生存方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全面沦陷，或者被吸纳。另一方面，由此带来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服务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反过来，驱使得国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再次使得公共服务私有化。这同样是一个相辅相成地过程。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或许会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

共享经济，还是垄断经济？互联网乌托邦的一个响亮名头是“共享经济”，它被称为是数字共产主义。但是，如果以“共享经济”之名执垄断之实，“共产主义”就走到了它的反面。从“共享经济”的乌托邦蓝图走向新媒体帝国，其实是把“民主”予以出卖的大生意。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为王”倒逼社会重组和绑架政治，才是需要警惕的。谁的大数据？作为私营企业巨头所获取的大数据，不仅仅是商业性的，也必然涉及到大量的公民权益和国家主权。其实，市场竞争条件下，BAT的“大数据”都是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状态，在私人资本利益掌控数据的时代，并没有所谓的“大数据”，即数据的社会共享。大数据为谁的利益所用，是更关键的问题。对于大数据的使用与安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的框架如何确立？迫在眉睫。

旧媒体和新媒体。如果不能检讨和反思世界范围内传统媒体在捍卫社会公正和民主意义上的失败，新媒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失败也必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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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天花板，还是政治生命线？

政治天花板。习近平4·19《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

没有政府筑坝养鱼，就不可能有今天BAT的壮大。而“网信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要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也要发挥民营企业作用”。“脱离了国家支持、脱离了群众支持，脱离了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企业难以做强做大”，“非公有制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党和政府当然要支持”。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BAT的政治生命线。

今天的题目来自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引用几句他的话作为结语：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我们的想象力是受我们的生产方式（可能还要加上其所保存的过去一切世代的遗留物）所制约的。也就是说，乌托邦最多达到一个消极的目的，即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已经被成功地与个人分离，政治是作为一种缺陷而存在的。乌托邦想象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在乌托邦空想开垦过的土地上劳作，也就是试图构想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没有竞争或忧虑，没有异化劳动和对他人及其特权的羡慕和嫉妒。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