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己主义的知识精英反对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有必然性的。因为资本能给予这些人的显然比工农大众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但是李培根先生这样通过曲解《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也说成是一个鼓吹理性至上、个人自由至上的“反共斗士”就实在令人恶心了。】

【理性的社会和国家所带来的不是理性主义思想家所预言的人的普遍幸福和符合人性的充分发挥，而是种种痛苦和灾难以及人性的异化。】——马克思

近日，中国工程院李培根院士受邀在英国剑桥大学做了一场名为《呼唤理性》的演讲，猛烈批判了朱继东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和爱国民众中的所谓非理性声音。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当前普遍流行的一种趋势。当下，所谓理性，变成了一种似乎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包括李培根先生所批判的所谓非理性声音，几乎也都宣称自己是理性爱国的。那么他们所宣扬的理性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权利拒绝他们所宣扬理性呢？这些问题恐怕也是应该搞清楚的。

关于某些人所宣扬的理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某些人所宣传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秩序，即富人或曰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穷人或曰工农大众当牛做马的秩序。假如你赞成这种秩序，那么你就是理性的；假如你反对这种秩序，主张工农大众当家作主，那么你就是非理性的。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太扯了吧，恩格斯说的理性怎么和我们平常心中所想的理性完全不同呢。看待一个问题不能看它的表象，而应该看它的实质。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可以想一想，那些整天鼓吹呼唤理性的人，其主要观点是不是就是这两点？其一，是在国内绝不能搞阶级斗争，一定要坚决镇压仇富的情绪，其二是在国际上决不能搞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活动，要坚决遵守美国等富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穷人要服从富人，穷国要服从富国。这不和恩格斯给“理性”下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吗？

譬如李培根先生《呼唤理性》的演讲就旗帜鲜明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分析法，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分析法粗暴歪曲为“以阶级斗争为纲”。

李培根说：“去年还有一位很大牌的、地位很高的人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他认为在当前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主线。实际上就是强调阶级斗争，那不等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嘛，这是非理性的。”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则中则指出：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

习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强调“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2014年的2·17讲话中，习总书记更加明确地用“阶级分析”理论否定了西方化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宪政模式，他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从上面这些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李培根的说法既不符合宪法，也不符合中央的精神。

李培根的演讲还充满了逻辑矛盾和双重标准。李培根一方面否定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又大骂中国的发展不考虑穷人；一方面宣称“我们的工业为穷人、弱势群体做了多少？按道理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虑穷人、弱势人群，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一方面又宣扬导致最大多数人民贫困的西方的私有化、极端市场化理论；一方面鼓吹西方国家发展体现的所谓“人文关怀”：“前些时候媒体关注的中国人大量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那些东西，这恰恰说明什么？其实他们那些搞工业、搞技术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关注人的生存质量”，一方面却忽视事实——在日本购买马桶盖的中国游客发现，他们买的马桶盖基本都是中国产品，同样东西在中国市场随处可见。

逻辑矛盾与双重标准不仅体现在这一个方面，而是某些人所宣扬的“理性”的基石之一。因为只有逻辑矛盾与双重标准才能有效地维护富人、富国和作为其附庸的李培根先生这种知识精英的统治秩序。这种做法在李培根先生的演讲中处处可见，最典型的是其对朱继东的态度：

【应该是老百姓的梦在前面，其次才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个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我觉得主流媒体上宣传的多是把这些东西给颠倒了。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先生叫朱继东，我不知道我们海外学人看过他的东西没有？他写过一篇文章，讲 “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差异在哪里，他讲了七大方面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讲什么呢？第三个差异——根本价值不同。他讲“美国梦”是强调个人价值，体现的是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梦”强调什么东西呢？集体主义……回头再看看习近平 2013年6月份讲的话（与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朱继东那篇文章是在习近平这一讲 话之前。习近平同志强调什么？我不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他强调中国梦和美国梦实际上是相通的，我觉得总书记的这些话是非常有理性的，并非如朱继东所言“中国梦”表现出与“美国梦” 的根本价值观上的区别……在大学里意识形态不能够泛化，更不能够偏执。现在不是有人叫嚣要在大学里“拔钉子”？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辽宁日报有一个调查， 他们组织了一些人暗中到 20 来所高校里面去调查，调查什么东西呢？调查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甚至抹黑中国等内容。调查报告发表后在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强烈质疑、批评这种做法。我认为，其动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效果是有害的。当然，也有人为之辩护，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前面提到的朱继东先生说，对于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的言行要进行严厉惩处，并且要敢于出重拳拔钉子。】

显然，李培根先生的宽容是单向度的：对于朱继东批评的那些抹黑中国的高校教师，李培根先生异常的宽容，认为连调查情况都不可以，要是惩处更是残酷的政治迫害，可是这丝毫不妨碍李培根先生对朱继东等和他意见不同的学者随手扣上反对习近平的帽子，企图用政治构陷致其于死地。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丝毫也不否认“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价值观差异。就像习近平在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强调的，“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显然是美国梦不具备的。就算是李培根先生文中引用的习总“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原话，恐怕也很难说和李先生“应该是老百姓的梦在前面，其次才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个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的解读一致吧？

除了逻辑矛盾与双重标准，李培根先生等“呼唤理性”的人士往往还喜欢用段子和断章取义的歪曲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譬如说，仅仅在《呼唤理性》这篇演讲中，李先生除了前面所说的日本马桶盖的段子，还引用了德国良心下水道和谷歌不作恶宣言等一些著名的段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由于这些段子水平太低，槽点太多，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解释了，仅仅简单说一下李先生是怎样通过曲解《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主义歪屈成自由主义的：

李培根先生《呼唤理性》的演讲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头讲，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不仅仅是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什么？请注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然而，我们看一下《共产党宣言》原文的上下文就明白了：“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马克思说的是，用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新社会也就是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根本不是抽象的谈个人自由。否则的话，这篇文献就叫《自由党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了。

利己主义的知识精英反对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有必然性的。因为资本能给予这些人的显然比工农大众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但是李培根先生这样通过曲解《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也说成是一个鼓吹理性至上、个人自由至上的“反共斗士”就实在令人恶心了。

其实，近年来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李培根们“呼唤理性”所带来的后果，或者说资本力量膨胀和依附于资本的知识精英垄断舆论话语的必然后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很好地描述了“理性王国”的景象，我们可以和现实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和今天的中国社会非常相似：

【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马克思指出：“理性的社会和国家所带来的不是理性主义思想家所预言的人的普遍幸福和符合人性的充分发挥，而是种种痛苦和灾难以及人性的异化。”当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成为政治禁忌，资产阶级当家作主，工农大众当牛做马的“理性”成为政治正确时，“种种痛苦和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近年来李培根先生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巨大权力的中国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希望有一天，某些人所宣扬的“理性”不再是政治正确。我们可以有权利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先辈一样大声疾呼：拒绝理性。

你想消除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吗？请拒绝他们的理性！

你想避免电信诈骗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罪恶的骚扰吗？请拒绝他们的理性！

你想改变无所不在的权钱交易吗？请拒绝他们的理性！

你想消灭资产阶级事实上的初夜权以及无所不在的卖淫与通奸吗？请拒绝他们的理性！

……

只有拒绝了某些人所宣扬的理性，才能树立人民性，或曰共产主义。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然而，帝国主义及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却还维系到了今天，这恐怕和李培根们以“呼唤理性”的名义垄断舆论话语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能够旗帜鲜明的拒绝理性时，消除理性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和灾难”也就不远了。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