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1986年张爱萍上将痛悼邓稼先同志

在又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来临前夕，面临着南海仲裁案的压力，面临着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不禁又想起他——邓稼先，“两弹元勋”。今天，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

怀念邓稼先

拿到学位的第九天，“娃娃博士”归国

邓稼先，安徽怀宁人，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的父亲邓以蛰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所以他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在园子里，他就立下了强国兴邦的志向。

1941年夏，高中毕业的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拿到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启程回国。这短短的9天中，既有其导师的真诚挽留，也有美国官方的重重阻挠，可这一切都没有停下他归国的脚步。邓稼先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带着满脑袋核物理的知识，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重返祖国的怀抱。

邓稼先回到的，是一个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不及舔舐内战的伤痛，就饱受外患的威胁恫吓。1953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声称，美国必须用自己的核优势对中国、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据资料显示，当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备忘录记载了艾森豪威尔曾在会议上提出像对待日本一样，用核武器结束朝鲜战争。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研制核武器迫在眉睫。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8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告诉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邓稼先立刻明白了这个“大炮仗”的含义，虽心有忐忑，但仍临危受命。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那一年，他34岁。

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为国家的核事业倾尽毕生心血。1964年10月16日，当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升腾起那朵巨大的蘑菇云时，没有人知道签署原子弹总体计划书的，是当时年仅39岁的邓稼先。也很少有人知道，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自主研发，从零摸索：原子弹研制的最初有苏联专家的援助，可在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连带着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模型，一星半点也没留下。没了指路人，一切都靠自己从零摸索。中央决定自主研制原子弹，并以苏联政府撕毁协议之日将此工程命名为“596”，人称“争气弹”。邓稼先作为工程的领头人之一，没有惧怕，没有气馁，要争气就说到做到，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与开创。

九次计算，推翻权威：苏联专家们虽然撤走了，但其中一位曾随口说了一个高机密参数的数值。当时的科研人员相信，只要算出的数值和这个数值接近吻合，就是迈向成功的一大步。然而，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9次计算，耗时近1年，可算出来的结果都与之大相径庭。就在所有人即将绝望之时，邓稼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对的，他们错了！后来经过进一步验证，证明了苏联人留下的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成功算出了这一参数，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也顺利向前推进。

运筹帷幄，加速推进：我国“两弹”研制成功的速度是惊人的，尤其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进程。作为对比，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早在核武器研究设计机构成立之初，邓稼先就确定了三个研究方向，分别是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他还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打通了这一理论研制的重要关卡，其他方向的理论方程很快就迎刃而解了。氢弹研制过程中他又带领大家归纳出三个方案，兵分三路进行计算，这一决策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赢得了时间。

面对责任，勇挑重担：在每个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用飞机或火车运去新疆进行空爆或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科学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已经一切搞好，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曾开玩笑似地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

排除困难，团结凝聚：邓稼先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他那里无论是技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人人可以发表见解。因此，邓稼先深受年轻科技人员的爱戴，他们把他看成老师和兄长，无条件地信任着：“老邓交下来的任务，我们是不讲条件的。”即便是在动荡的时期，他依然团结着身边的人们不分派系地通力合作，不让两弹的研制慢下脚步。

远见卓识，影响深远：1985年8月，北京301医院确诊其为直肠癌晚期。可病中的邓稼先仍忧思着国家的未来。1986年5月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他就用颤抖的手写条子，要关于国外核武器进展的资料。他置一切于不顾，拼命要完成的是一份向中央报告的涉及中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建议书。后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明了建议书的正确性。

家国情怀，有国也有家

“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这两句话，是1958年接到任务的邓稼先在临走前一天晚对其爱妻许鹿希说的。他与妻子1953年结婚，恩爱有加。这两句话语中满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却也有着我们不敢想象的为人夫的愧疚，不能亲眼看着一双儿女茁壮成长，不能常伴父母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这份痛苦，邓稼先选择没有怨言地承担。

邓稼先重病住院期间，有次以排练颁奖为由，获得了暂时离开病房的批准。但他并没有去人民大会堂排练，而是回家了。他念着的，是全家人能够在家里吃上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晚饭。据说他还特意打电话告诉每周三下午都要来医院的大姐邓仲先，他说：“今天下午不要来医院，到我家里来，我回家了！”有些感情，埋在心底几十年，没有说出口过，却也从未离开过。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这艘航船，在科技创新强大引擎的驱动下，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今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期召开，“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以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将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许身国威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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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逝世30周年：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

来源：北京晚报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许鹿希是谁，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整整28年，邓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他们的爱是大爱，是超凡脱俗的爱情，这份爱情中折射出的生命之绚烂、信仰之圣洁、品格之纯净让人不禁热泪奔腾。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参加祖国建设。1953年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从结婚那一天就彼此托付终身。婚后5年，他们生子，生活无比快乐。可是1958年8月盛夏的一天，随着邓稼先工作的突然转变，他们进入了寂寞人生。

那晚邓稼先睡在床上不断地翻身，许鹿希问：“你今天是怎么了？”丈夫坐了起来，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调动工作。”她忙问：“调哪？”他说：“这不能说。”她还想知道：“干啥？”他又说：“这也不能说。”她的心被刺痛了：“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仍然坚定地说：“这不行。”

这弄得她很难过，她那时30岁，孩子还小，她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可是邓稼先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并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家里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

她了解他，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他要去干的事情也一定是不简单的事情。于是她咬住嘴唇，点点头，说道：“我支持你!”就是为了这句话，许鹿希做出了一生的奉献。

此后，邓稼先便“人间蒸发”了，再也没有只言片语。

之后不久的一天傍晚，许鹿希领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刚走出楼门，她就注意到，有几个原来经常打招呼的人，这时却在一边看着她们娘仨窃窃私语。之后，那些人问：“许老师，怎么孩子的爸爸好久没有看到了？”

许鹿希对眼前的提问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么会那么久啊，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许鹿希笑着反问。

“没事的，没事的。”说着，问话人快速地走了。许鹿希看着问话人远去的背影，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

这个时候，一直听话、从不打听邓稼先下落的两个孩子却摇晃着她的手问：“妈妈，我爸爸呢？”听着孩子的问话，许鹿希内心涌上一种难言的苦衷。不明真相的人还在猜忌他，以为要么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要么是抛下他们另寻新欢去了。遇到这样的事她心情很不好受。

除了旁人的不理解，甚至说三道四之外，他们自己也有生理要求。那时候她只有30岁，邓稼先也只有34岁，都有强烈的生理愿望，有时还特别渴望。有的家属受不了长期的孤独与寂寞，跟别人好了，丈夫回来以后，家里也没人了，散了架子。

一年、两年，五年就这么挺过去了。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此时，她隐隐约约地有些知道丈夫是在做什么了。这个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牺牲，很值得，更加无怨无悔。接着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十多年后他们终于见面了。1971年夏天，邓稼先的老朋友、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杨振宁回到中国，开出的会见人名单中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立即将邓稼先召回北京。此间邓稼先回了一趟家。那天，当邓稼先推开自己家房门站在许鹿希面前时，许鹿希不禁大吃一惊，她感觉自己的丈夫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从1958年到1971年，这是分别后的第一次重逢。邓稼先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当年那么英俊高大的汉子，如今都有了白头发。

分别那么久，他们突然见面，彼此相望，谁都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还是邓稼先说话了：“家里都好吧？”

“好好……”许鹿希连着说了几个“好”字。

这时，许鹿希才回过神来。这么久了，一点音信都没有。许鹿希有些不自然地走近邓稼先，想接过他手里的提包。当她的手拉住提包的时候，邓稼先却把提包也抓得紧紧的。分别的时候他们是30多岁，1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是生疏了，还是人到中年？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抓住一个提包，相对无言。

好一会儿，许鹿希强忍着就要流出的眼泪问：“你回来啦？”

邓稼先没有回答，只是松开提包去拉许鹿希的手。提包掉在了地上，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一刻，泪水在无声地流淌。

过了一会儿，邓稼先摇着许鹿希的手说：“给口水喝吧。”

许鹿希说着转身去了厨房。邓稼先四周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一切都没变。端着水过来的许鹿希把水递到邓稼先的手上：“再不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邓稼先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事情慢慢再说，杨振宁这次回来，我们要准备一下。”

和杨振宁见了面以后，邓稼先又很快回到了基地。

邓稼先离家28年，28年间他们夫妻少有的几次见面也是来去匆匆。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质太强了，即使见面，工作情况也一点都不能聊，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此时许鹿希含着眼泪追出门，追到楼下，邓稼先停住脚步，用安慰的口气说：“你自己要多保重!”他强忍着酸楚，收回了儿女情长，很快回到了基地，回到了能让他潜心研究的事业中。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回京住院治疗。此时两个人的手才得以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是分别28年之后他们的团聚。此后丈夫做了2次大手术，3次小手术。邓稼先仍然在思考和撰写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她不相信地问：“20多年的等候，分别得这么快？”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了。

他们的爱是穿越时空的。至今，许鹿希依然以对丈夫绵延无尽的柔情，演绎着一段人间少有的高浓度的至爱。在邓稼先离世的这些年里，他经常在许鹿希的梦中送来他亲切的嘱托。在邓稼先逝世后，妻子许鹿希依旧对他念念不忘——家中的陈设一如既往，邓稼先的用具都标上了年代和使用日期，连他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换……

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爱情与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利益联系了起来。她说：“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困难的时候，有种力量，什么坎儿都能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到的是他们虽然不能长相厮守，却能情谊深重的一段美丽的“爱情永恒启示录”。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曾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邓稼先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因手术时大出血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被杨振宁称为“永恒的骄傲”。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