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5日的《解放军报》提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是体制机制的重塑，也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是当前新旧体制转换的关键要害，也是改革突围突破的枢纽重点。培塑与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相适应的精神作风、职业素养、行为习惯和文化生态，必须思想先转、思想先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军事强国不同的作战思想的变革可为比较借鉴。

法国——作战真理

作为战胜国军队，法军高层自认为已经在“伟大战争”中掌握了取胜之道。其战术理论的核心就是“循序渐进战法”（batailleconduite）或者说“系统战法”。法军的战术是从贝当在马尔迈松以及德贝尼在蒙迪迪耶的战斗中提炼出来的。其会战模式富有条理性，且循序渐进——各部队在阶段线之间精确移动，鉴于缺乏必要的无线电通讯手段，部队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表，向近距离目标前进，这么做也是为了集中大量炮火支援步兵，避免造成误伤，这就是法军集中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决战的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贝尼将军领导的第1集团军，就是这么干的——精心准备的炮火、有限的步兵进攻、指挥控制的刚性实施，让德贝尼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战后德贝尼成为战争学院院长后，立即将第1集团军在蒙迪迪耶的经验作为案例，在校内进行研究。1923年到1930年，德贝尼出任法军总参谋长。对两次大战期间的法军建军影响深远。

法军的新战法不要求初级指挥官发挥主动性，突袭行动也因过于冒险和浪费而被放弃。因此只有一种成功的模式——按部就班式的作战，这也是解决更高层面战争的办法。按照法国人的计算，每次进攻需要集中3倍于敌的步兵、6倍的炮兵和15倍的弹药。机动部队要实施多个回合的行动，首先是坦克、然后是步兵，前进约1,500米，夺取目标，等待炮兵进入新的阵地，接着进行第二轮进攻，和前一回合完全一样。

法军的作战理念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即在全面战争中，需要大量的后备役和训练较差的新兵，因此必须进行严格控制，才能保证战术的有效实施。在两次大战期间，法军不鼓励辩论，其理由听起来也有三分道理——对陆军作战学说提出疑问，会被认为是缺乏自信，这将导致士气的衰落。虽然法国人也进行了大量的部队试验，但这些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测试新的想法，而仅仅是为了证明总参的英明睿智，其所提出的概念是正确无误的。

与大量德军军官共同参与战后条令的制订相比，法军作战条令的撰写，仅由一个13名军官的委员会负责。当甘末林成为总参谋长后，更是限定，只有总参谋部才有权进行条令的制定工作。任何相关的文章、书籍和报告，都必须经过上级同意才能发表。正如一名军官提到，“每个人都得知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开始保持沉默，直到1940年才如梦方醒。”

二战前的法军条令强调和谐，这是陆军的主要思想，而不是一个简单提法。我们可以看到，法军对军队的管理模式，也直接反应在条令的名称上，1913版大部队条令的名称是《大单位行为规范》，1936版则命名为《大单位战术应用指导》，看似指导性强、操作性弱，但法军战役层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在1930~1931年战争学院对后备役军官的一场演示中，学员们被告知，法军的基础条令包含在了野战手册中。该手册不超过100页，系统地阐述了实施的细节。观众们也被告知，法军条令建立了一种“火力”学说充当其教义。由于条令是如此接近于事实，因此对条令修改，需要非常非常小心。

开始时，法国陆军战争学院还教授进攻战，随着“循序渐进”战法概念的出现。就开始盲从这种作战模式。所教授的战术主要涉及如何使用炮兵，因为火炮机动性较差，需要精心的计划来部署大量的炮兵来支援步兵行动。一战时尼韦尔和霞飞虽不成功但却大胆的方法，再也行不通，因为从上到下都是按照“循序渐进”战法教出来的主官和参谋。由于战争学院的教条主义倾向，给法国青年军官们这样一种印象，觉得它“已经变成了一座培养官宦的学校，在那里，提高认识水平，已不再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了”。另一位在学院听课的年轻军官发现，该院的教学内容“贫乏得惊人”。而战争学院高级军事研究中心强调，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已经证明了防守战术是成功的，而且以后还将继续得到证明。

在法国人在发明的作战体系中，一切都是可预测的，他们忘了敌人在战场上也有投票权。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计划和实施之间的裂缝。法军战术的实施从来都是自顶向下的，这也是其问题所在。从另一方面看，法军的条令中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科学术语，在探讨循序渐进的战斗时，法军总是喜欢摆出一大堆的事实，包括各种表格和公式，作为条令的附录。例如，进攻前需要在每公里前线摆放多少门火炮。马奇诺防线则是用表格来表示，要击毁这种装甲堡垒，需要消耗多少发重型炮弹。考虑到德军需要太多的炮弹才能彻底毁灭防线，因此马奇诺防线实际上是不可能被攻破的。

法军看似科学性极强的循序渐进作战理论，其实是一种伪科学（Pseudo-Science），最终败给了德军的闪电战理论。

苏联——大纵深作战

特里安达菲洛夫在一战期间曾任沙俄上尉营长，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入党，1923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9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发表了《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一文。率先提出：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能够十分迅速地瘫痪整个国家机器。对大国而言，这些突击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大批大批地消灭其武装力量。这些突击是迅速消灭敌人力物力、为在敌国制造社会政治动荡创造有利条件的最可靠手段。

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又写出了《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一文，系统阐述大纵深战斗和战役基本观点，特里安达菲洛夫设想的大纵深战斗分四个梯队的进攻。空军为第一梯队，可以在地面部队部署前进攻敌人；第二梯队是兵种合成突击军，用来突破，主要由坦克和带有重型自动武器的步兵以及炮兵组成，虽然苏军宣称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其实类似于一战德军的风暴突击营；第三梯队是坦克支援步兵和机械化军，用于纵深扩张战果，也可以由空降兵予以敌后协作作战；第四梯队是预备队，负责巩固所得。最终，部队通过分清主次、应用兵种合成部队并发现机会来包围敌人。

大纵深战斗理论不仅仅是如何突破敌人防御，而是如何快速突进到敌人的后方，消灭敌人的补给站、指挥部和后勤网络。在消灭敌人的同时进行纵深战略性打击，一个关键要素是保持一支战略预备队，必要时投入战斗，以达成突破。图哈切夫斯基重点研究了如何进行兵种合成作战以巩固最初的突破，这涉及到坦克、步兵、炮兵以及机动炮兵部队。补充使用空袭部队和空降部队，是图哈切夫斯基对机械化作战学说的最大贡献。这样就使得线性的机械化作战，成为了多维的系统化作战。

特里安达菲洛夫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在高级指挥人员范围曾对此报告进行广泛讨论。不久，特里安达菲洛夫和红军坦克专家卡林诺夫斯基因飞机失事而丧生。1932年4月20日和5月20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听取了红军参谋长叶戈罗夫题为《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的报告提纲，对特里安达菲洛夫的建议予以肯定。

在图哈切夫斯基指导下，《1936野战条令》的出版，标志着红军的军事指导思想，已经从“大纵深战斗”向“大纵深战役”转变——在整个纵深中，对敌人防御，实施同时进攻，在精心选择的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御区，随后将战术成功转为战役成功，通过引入一级梯队，涉及坦克、摩托化步兵和骑兵，空降兵，以快速达成目标。在战役层面的部队包括：攻击梯队、扩大战果梯队（机动群）、预备队、航空兵、空降兵。大纵深战役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方面军实施。之前方面军是作为战略级单位考虑的，现在则成为战略-战役层级单位。这种提法实际上就是将过去的集团军级大纵深战斗，向多个方面军级大纵深战役层面转化。

由于未来战争的复杂性，战役的大纵深布局和确定战役纵深，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红军从大纵深战斗基本原则的确定，上升到如何实施的层面，其多样性和表现性是非常复杂的，这一艰巨的任务要求建立专门学院，以深入研究战役法和培养有学问的高级司令部指挥员。就此而言，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范围已显得狭小。1936年秋，红军正式成立了总参军事学院，将其作为最高战役教育机关。但在之后的工作中，却与战略层面的总参谋部发生了冲突。因为研究战役必须要涉及战略，而在当时，研究政治和战略问题，被认为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的特权，显然总参军事学院有点“犯上”，因此不受待见。

1937年的大清洗，让大纵深战役理论销声匿迹。其消极后果在1941年苏德战争初期就暴露出来，许多高级指挥员必须独立分析大范围的情况和定下战略性的重大决心。由于缺乏训练，惊慌失措，不能控制全局的复杂情况。因为对干部训练任务持狭隘观点、因为军事理论思想在战略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德国——不变初衷

《凡尔赛条约》限制了德国军队数量，而且不能有坦克、飞机和重炮等进攻型武器。凡尔赛条约还禁止德国实施义务兵役制，因此德军难以像一战前那样拥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后备役人员，其部队只能由长期服役的志愿兵组成。整个德国陆军仅有10万人的军队，其中军官仅有约4,000名。德军也被迫放弃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等组织机构。所有这些外在的强制因素，都试图将德国变成不入流的主权国家。

一战德军实际上是封建制的军队，1914年德军有25个现役军，包括1个近卫军（人员来自普鲁士和阿尔萨斯）、18个普鲁士军、3个巴伐利亚军、2个萨克森军和1个符腾堡军，其他邦国军队以团队的形式编入普鲁士军。德军受总参谋部和普鲁士陆军部的管辖。德军总参谋部负责条令、训练、战略、战争计划和战地指挥等工作。普鲁士陆军部控制陆军预算和武器采办。这种管理模式造成了后勤和训练方面的混乱，两个部门意见经常出现分歧。凡尔赛合约具有讽刺意味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将德军变为统一指挥链下的、单一的、由职业志愿军人组成的国家军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军官，如富勒、艾森豪威尔、戴高乐等均发表文章，讨论未来的战争概念。而战后野战条令的制订，既需要对之前的经验进行凝练，也需要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法国人并没有对战争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而且严格限制初级军官介入军事学说。相比之下，德国人则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1919年12月1日，魏玛国防军创始人泽克特掌控部队后，立即颁布了一项指令，要求创立57个委员会，对一战时期的德军战术、条令、武器和学说进行研究。1921年，500名军官（含130名空军军官），完成了对一战教训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凝练得出德军的作战学说。1921年9月，魏玛国防军发布了基础条令，即陆军第487号条令《领导力与兵种合成作战》（F.u.G.），随后在1923年进行了修订，并出版了6本涉及各个兵种的相关条令。相比之下，英军只有一名军官负责重编整个步兵战术手册，这就是利德尔·哈特，一名战争经验有限的24岁中尉军官。

1932年，三名高级军官，包括弗里奇和贝克，重新撰写了1923~1924年的研究报告，随后出版了《领军》这一重要条令，为德军地面战提供了新的学说框架。《领军》第一部分于1933年出版，第二部分于1934年出版，其修订版本至今仍为联邦德国国防军所参考。被重新编为300号的该手册（H. Dv.300/1和300/2），是魏玛国防军作战理论的巅峰之作。该学说并没有采用惯用的自顶向下的方法论，而是强调摩擦、不确定性和对初级军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责任并学会判断。《领军》一书在开头就提到：

战争的实施是一门艺术，它取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活动，具有科学的背景，对个性的要求是最高的。

战争的实施要基于持续性的发展变化，新的战争形式要求改变应用方式，这些必须能够被预测，要正确估计影响并迅速掌握之。

《领军》一书中有不少章节讨论坦克的使用，而此时的魏玛国防军甚至没有一辆装甲战斗车辆。条令还提到，如果坦克固定配属给步兵，实际上剥夺了坦克自有的速度。因此德军突出兵种合成的学说，强调去中心化的指挥和控制、速度、突袭和抓住敌人防御薄弱点以扩大战果。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军，建立了一种强调学术的军事文化，可以自由表达对军事学说的看法，甚至可以批评已有的作战条令。而德军衡量军官的水平是通过其分析问题的能力来实现的。要求根据历史证据来支持其论点，并得出合理的结论。这样就建立了一个竞争氛围，鼓励争论和提出新思想。因此，德国人首先胜在了思想的客观、理性和包容上，当然理性思维是德国哲学思想流派的传统，这个传统加上严谨的作风，可以让一个民族胜利、失败、再和平崛起。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