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正是人类处于工业革命的大变革时代，麦尼尔的《竞逐富强》一书展示了这样的场景——欧洲的长期分裂，造成剧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变革以求生存，从而为军事体制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因此，西欧并非先有现代价值观、人生观，才产生现代政治、社会制度，才出现工业文明。实际上，它在思想、宗教、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急剧变化，是通过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强烈刺激与相互作用，而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

当工业革命推进到古老中国时，自封为天朝的清廷最初采取抵制措施，被洋人教训后改为合作。按照蒋廷黼先生的说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

中国从1860年代初开始的军事近代化，也就是洋务运动，在时间上要早于同样是西方手下败将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甚至在同治年间，清廷还筹谋建立中英联合阿思本舰队，只是不幸夭折。从时间上看，19世纪后半叶正逢西方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蜕变，大清国所购买的克虏伯大炮、加特林机关枪都是世界领先的兵器，李鸿章建立军校聘请德国教官，都属先见之明、正确之举。但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才暴露出制度的落后。因此有了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及建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这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军事制度的肇始。

19世纪中后叶的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鲁士统一战争，其军队规模都没有达到法国大革命的鼎盛时期。直到20世纪初人类才第一次遭遇“伟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对于各国军队的装备影响极大，1914年在西线一个步兵师有24挺重机枪，到1918年，同样一个步兵师编制中，德军有54~108挺重机枪，美军则有260挺重机枪。而1920年代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某个省的军阀可以仅凭2挺马克沁机枪，加上一些只是穿上军服甚至不懂瞄准射击的农民，就可以征服一个省，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军事制度可能是所有人类制度要素中最不排外的，因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极致型竞争，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淘汰，因此军事界必须要拼命学习先进国家之经验，才有获胜的可能。一战时法国是抵抗德国的主力，战后法军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对象。由于美国远征军是在法国武器援助与战术条令指导下进行装备和训练的，因此战后美国师法法国亦属自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在夹缝中求生存。蒋介石也看出日本的侵略野心，故选择和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

事实上，德国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复杂，积贫积弱的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依旧是落后的封建制国家。1897年，威廉二世派舰队抵达山东，120名士兵乘坐4艘小船靠近日照海岸一个叫石臼所的滩头，为了钱，盘着辫子的中国人把德国兵背上岸。冯·法金汉上尉在日记上轻松地写道：“我们用一袋烟的功夫就出奇制胜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这是在敌人的国家。我们迈着悠闲的步伐，是那样的高兴和无忧无虑。”随后法金汉到武汉任职，被张之洞聘为军校教官。还有一个德军年轻军官罗斯伯格，其家庭和法金汉一家同住在一个中国屋檐下。没有人能料到日后法金汉能够替代小毛奇，成为德军总参谋长，而罗斯伯格则先担任西线作战处副处长，最终成为西线最著名的集团军参谋长。罗斯伯格上校带领人数处于劣势的德军抵住了香槟攻势、索姆河攻势、尼韦尔攻势和帕斯尚达尔攻势，他有一个部下名叫曼施坦因，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总参上尉军官，1958年曼施坦因元帅在回忆其在一战的经历时，把他的老参谋长比作“杰出的防守之狮”。

一战时在西线，鲁登道夫领导下的德军总参谋部人才济济，马克斯·鲍尔上校是其中的佼佼者，人们熟知鲍尔是因为他是总参物资处处长，负责解决战争物资的生产问题，是一战“兴登堡计划”的主要实施者，其实炮兵出身的鲍尔还是德军《弹性防御手册》的撰写者，是风暴突击队的创立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风暴突击战术，就不会有二战的德军闪电战战术。在1920年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右翼政变失败后，鲍尔浪迹于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担任过顾问。1925年大赦后鲍尔回到德国，留学德国的朱家骅和鲍尔接触，力邀其来中国。1927年鲍尔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鲍尔主张把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在鲍尔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开始筹建新型师，进行编制革新。此外鲍尔还对当时中国的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财政体系改革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和筹划，深得蒋介石的赞许。不过鲍尔在改善中德关系方面成效不大，主要是因为魏玛共和国仍然心存疑虑。1929年5月，鲍尔因天花病毒在上海去世。鲍尔的继任者科吕贝尔是巴伐利亚总参军官，也是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参与者，作为1918停战协定代表团的成员，他曾当着战胜国代表的面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二十年后我们再见”。不过科吕贝尔水平有限，他的继任者，一战西线作战处处长魏兹尔在中国的时间也不长，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战时，魏兹尔没在前线，此举令德国顾问团脸面全失，直到魏玛国防军创始人泽克特来到中国。不过与多数人想象不同的是，泽克特工作的重点是经济领域，增加中德互惠贸易，特别是战略物资交易，军事倒在其次。由于健康问题，泽克特返回德国。1936年希特勒任命法尔肯豪森为军事顾问，在战略和战术上，法尔肯豪森为中国抗战费尽心机，1937年淞沪会战时，法尔肯豪森亲自上前线督军，可以说尽到了应有的职责。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德国顾问团，日军是否真的会在三个月内消灭中国。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国成为战败国，俄国则因革命而另起炉灶，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因其共产主义倾向而被欧洲列强视为敌人，苏德双方都不被世界上的主流国家所接纳，故惺惺相惜，互有需求，虽然双方都看到了在军事上合作共赢的前景，但也都存有很大的顾虑。魏玛政府害怕英法两国发现自己的秘密武器研发，苏联政府则害怕“与帝国主义分子合作”可能会引起党内的反对。双方一开始的合作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波兰共和国。这场自1922年开始的秘密合作涉及航空、机械化部队和化学战技术；主要是武器测试和战术训练，一直持续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1926-1927年，苏军共派遣了27名军官到德国学习。1926年选派参加德军总参课程的苏军军官之一是乌博列维奇，1928年乌博列维奇再次被派往德国深造，这在苏军中绝无仅有，也让德国人非常感兴趣，德军高层认为乌氏是个能力超群的军官，其想法和德国教学方法非常相近，其他参加学习的军官则头脑僵化，绝大多数都是教条主义者。1929年，根据驻柏林法军武官的说法，法尔肯豪森将军由于反对“对包括乌博列维奇在内的5名红军军官过于热情”，而被解除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一职。在法尔肯豪森看来，这些年轻的红军军官举止轻率，想得到一切信息，而且具有宣传鼓动性，因此引起了他的警觉。1937年，作为15名集团军级指挥员之一，乌博列维奇和其他12名同级军官被处决。同时遭到清洗的还有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元帅。

1920年代，苏联军事专家也来到中国，帮助筹建黄埔军校，由加仑（布柳赫尔）带队，布柳赫尔是首批五位苏联元帅之一，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再次派军事顾问团来到中国，协助国民政府抗击日军，其中就有日后的崔可夫元帅和雷巴尔科坦克兵主帅，不过大多数苏联军事顾问默默无名。

一战后法国的军事传统变得异常保守，因此二战伊始输给德国是必然的，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二战之初，对于照搬法国军事制度的美国来说，法国的速败可谓晴天霹雳，美军随后迅速调整战术指导，凭借国力，最终取得二战的胜利，在这期间，由于美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与德国断绝军事交往，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开始师法美军，直至今日。二战抗击德军的主战场在东线，苏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最后的胜利。战后诞生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开始师法苏军，五十年代也取得了跨越性发展，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便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道路的坎坷进而造成两岸分裂的状态，在新的世纪正迈向融合。2011年6月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在一场两岸退役将领的联谊活动上，引述台湾国防大学前校长夏瀛洲的话说：“今后不要再分什么台军、共军，我们都是中国军队”。罗援表示，台湾将领的说法，是两岸共同心愿和共同心声，如同前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徐向前说的——“天下黄埔本一家”。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的“世纪之握”，更是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上有两支军队诞生于非正规军，也就是游击队，一个是以色列国防军，一个是人民解放军。当取得政权后，都面临着正规化的重任，而任何国家的军队建设均不能只凭想象去干，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军，受限于工业体制的滞后，仍然脱离不了游击战的思想，强调机动灵活的战术，轻步兵依然是军队的主体，和布尔战争中的南非荷兰后裔、二战在东南亚地区作战的日军步兵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装备层面上的落后，也决定了战术创新上的举步维艰。改革开放后，解放军正规化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却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也是此次军改要全力解决的。

笔者认为，军事变革最重要的是军事制度的建设，即部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虽然两次大战期间不少赫赫有名的德军总参军官来到中国充当军事顾问，限于当时的动荡时局、中国的贫弱以及遍地的文盲，并未能建立起长效的军制。事实上，制度建设只能靠自己，靠具有改革精神的军队领导人在前面拉动、靠广大指战员在后面推动。而不能完全依赖于他人，在这一点上，明治时期的日本军队就是个例子。

在1880年代，日本陆军变革旧的法式军制，实行德式军事制度。改革是在有“日本陆军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的主导下进行的，日本陆军第二代人物桂太郎、川上操六、儿玉源太郎以及德国军事顾问梅克尔少校成为军制改革的核心。受日本邀请，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准备派有名气的将军到日本，梅克尔少校向参谋本部建议：“什么人都不必去，也不必带一本书，只要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参谋本部问他有何能耐，他说出一套理论来：“我们人派得愈精愈多，人家只学得点滴皮毛，我一个人去，向他们说明军事学的道理何在即可，道理弄懂了，就一通百通。要日本人自己建立军队，而不是德国人去帮日本人建立军队。”梅克尔和他的团队把普鲁士军事教育模式带到日本，改变了日本军官思考战争的方式，强调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的技巧。经梅克尔指导，1887年日军部队的训练规章在全军得到统一。1888 年，日本废除了区域性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镇台，以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组建陆军第1到第6 师团。此外，还修改征兵令，彻底实行了全民皆兵和普遍服役制度。由于成功实施了日本陆军的改革，桂太郎、川上操六和儿玉源太郎被合称“明治陆军三羽乌”。恰恰是这次改革，为日军在六年后击败清军奠定了基础。

可见制度建设需要有领导力的精英人士来完成。

至于改革内容，美军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将部队战斗力和编制转型过程归结为条令（Doctrine）、组织（Organizations）、训练（Training）、装备（Materiel）、领导力（Leadership）、人员（Personnel）、设施（Facilities）、政策（Policy）等八个方面，美国陆军相关的学术著作将其看作“评估目前能力和进行变革方案的建构”。同时，如果我们结合机动（Movement and Maneuver）、情报（Intelligence）、火力（Fires）、保障（Sustainment）、防护（Protection）和指挥（Command）等战斗力要素，根据中国国情，按照战斗力生成模式科学规划、统筹安排、扎实推进、完善过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看到党领导下焕然一新的人民军队。当然，前提是有一批能够锐意改革、希望名留军史的改革家，这些革命军人能够秉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以放眼看世界的胸怀和战死沙场的勇气去完成改革的大业。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