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华锋：大校，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导，教授，国家“四个一批”优秀理论工作者。

石海明：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网络外交委员会研究员。

军事技术是直接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是建设武装力量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包括各种武器装备及其研制、使用和维修保养技术。军事技术诞生、成长于战争实践的土壤之中，并伴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而不断更新着内涵与特质。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技术主要表现为简单的器物工具、手工制造工艺及个人使用技能。与此相应，当时军事技术转移也主要依靠掌握一定技艺的工匠、职业军士流动来进行。在近代机械化战争时代，以武器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技术中知识含量已明显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战争的科技专家已开始成为掌握军事技术的关键人物。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布拉格和郎之万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专事反潜侦察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林德曼、汤姆逊、艾德里安和泰勒在设于法恩巴勒的皇家航空中心里设计和试飞同集团的新的飞机。”[1]显然，以武器装备这种技术要素的移动来进行军事技术转移成为当时的主要趋势。而今，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信息化武器装备大量涌现，在使军事技术中知识含量增加的同时，知识的知识也开始成为军事技术的新内涵。至此，军事技术转移的要素除了人与武器装备外，又出现了国防科技情报信息要素转移等其他诸多形式。

一、军事技术转移的动因

对抗性、暴力性及组织性是战争的特性。相应地，军事技术也具有对抗性、体系性和保密性。这就决定了军事技术转移的动力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换而言之，“军事技术国际转移动因的直接表现就是军事、战争、安全的需求，最终源于政治、经济的需求。”[2]

1．政治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政治动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扩张和政治合作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超级大国欲图称霸世界的政治动因，是隐藏在军事技术转移过程背后的真正的动力。”[3]比如，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与此同步，也存在一个军事技术扩散的过程。第一次是欧洲近代的全球殖民，使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英、法、德等国将其工业化产品推向了殖民地；第二次是冷战之后，超级大国以军火贸易、军事援助等方式将自己的武器装备输入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当然，就军事技术在国际体系中的转移而言，殖民时期的技术扩张比较显著。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形式就逐渐被大国的海外基地和海外驻军所取代。就后者而言，在历史上，两个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军事技术转移受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除了来自军火制造商的压力以外，工业化国家力推武器出口也有其内在的政治动机。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为了扩大各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就通过军事援助、军火贸易等多种形式扶植自己的盟友，诸多国家都曾因此受益。

2．军事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军事动因主要体现在军事结盟和军备竞赛两个方面，就军事结盟来说，为了达成共同的战略目标，一些国家会结成暂时的军事联盟。结盟的这些国家或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相似，或在利益追求上相投，或在地域与安全需求上相联。而在这样的军事联盟群体中，因文化和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军事技术转移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在二战后，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军事联盟团体(NACA),就由于在文化传统和语言上的相似性，采取了诸多类似的转移模式，并产生了很好的转移效果和革命性进展。“而同一时期由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组成的华沙条约，在苏联的强大势力下，政治力量凌驾于军事之上，军事技术通过政治因素得到了转移，而这种转移很大程度上是‘强制’式的。”[4]就军备竞赛而言，20世纪中东地区因军备竞赛而诱使军事技术扩散的例子就是极好的佐证。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由于身处敌对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迫切渴望发展己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具有战略威慑效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便自卫。时至1956年，英国和法国为重新夺回被埃及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即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要求以色列帮助其入侵埃及。作为回报，其承诺将援助以色列实现军事现代化。“以色列的第一种弹道导弹——杰里科-1型导弹在法国的帮助下发展起来，实际上是法国MD-620导弹的复制品。从此，中东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激起更多的中东国家把大量的财力、人力投入导弹的研制或从国外购买成品导弹与导弹技术上，形成持久的军备竞赛。”[5]无疑，这将进一步激发军事技术在中东地区的扩散转移。

3．经济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经济动因主要体现在由经济势差而牵引的科技合作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势差使得国际军事技术合作成了必需。换而言之，“目前世界上有一股巨大的商业压力驱策着军事技术的转移，因为这些技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都具有竞争优势。”[6]显然，在高新技术装备迅猛发展、研制费用日渐攀升的今天，国际军事技术合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比如，法国与德国就合作研制了“运输联盟号”运输机、“阿尔法”喷气教练机、“米兰”反坦克导弹、“罗兰”防空导弹。法国与英国也合作研制和生产了“美洲虎”战斗机。法国和意大利还联合生产科“奥托马特”反舰导弹等。当然，作为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经济动因，军事技术合作交流的形式还包括情报交流、学术会议、博览会等。

二、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路径

“军事技术转移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有秘密的；有双方直接转移的。也有通过第三方转移的；有政府的，也有民间的；有促进转移的，也有限制转移的。”[7]概括而言，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路径主要有战争实践、国际军备贸易及科技人才流动三条主要通道。

1．战争实践

武器装备是战争进行的工具，战争则是检验武器装备效能的重要方式，至少在电子计算机和军事运筹学理论充分发展之前是如此。越南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武装直升机，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出现的空载导弹，海湾战中的现身的隐形飞机及“爱国者”导弹等等都是佐证。可以讲，战争是新型武器装备的试金石。海湾战争期间，美国M1A1坦克与伊军的T2坦克交锋后，美军通过战场缴获的坦克，就间接了解掌握了前苏联的坦克技术。从军事技术转移的角度观察，即可见正是战争实践促成了武器装备在敌对双方间的传播与扩散。再如“蒙古军队的西征给所到之处的各国都带来灾难，但也客观上打通了一度阻塞的东西方陆上通道，中国和欧洲双方的使者、商人、学者、工匠和游客沿此通道在13～14世纪期间频频互访，这就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创造了条件。13世纪前半叶，欧洲人在本土上亲自体验了来自中国的火药威力，而且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继续驻扎在离他们很近的钦察汗国，必定千方百计的探求制造火药的技术，这就导致中国火药术直接传入欧洲。另一方面，元宪宗蒙哥（1208-1259）即位后,又派其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1253-1259),1258年以火箭、火炮攻陷阿拉伯帝国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于其地建伊利汗国（1260-1353），定都于波斯境内的大不里士，因而使中国火药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已如前述，欧洲还可通过阿拉伯人获得火药信息。”[8]“因此，伴随着13世纪蒙古军队的西征，在阿拉伯地区和欧洲战场使用各种火器之后，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很快西传。14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火铳、火箭、喷火枪、手榴弹、炸弹和烟火等，都是根据中国技术和火器仿制的。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欧洲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欧洲人脱离了仿制阶段，从15～16世纪起进入了自主研发阶段，对已有的火器做了改进。例如：1529～1569年在锡比乌（Sibiu）兵工厂工作的德国火箭技师哈斯（ConradHaas）在其用老式德文书写的手稿中，提出将几个火箭筒同时绑在一个箭杆上发射，就可以增加射程和推力，这与稍早时的中国人万户想到一起了。”[9]

2．国际军备贸易

“军备贸易缓和了强国之间的不平衡，但加剧了武器生产国与非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利是弊，就看这个国家的目标与价值观念。从微观上看，军备贸易对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0]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之间的军备贸易，已进一步演进为发展武器装备不可缺少的条件。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卓有成效的军火贸易，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本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国际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加强武器装备和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苏联就向受援助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图-18中型喷气轰炸机、米格-21喷气战斗机、安-12运输机、蚊子级导弹摩托艇和各种地对空、空对地和空对空导弹。冷战时期，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也都接受了苏联的武器援助。它们用这些武器参加了历次中东战争、直至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3．科技人才流动

作为军事技术最初的和最重要的载体，人的因素可谓至关重要。古代信息手段落后，许多工艺、技术手段都只能通过人实现传播扩散。即便是现代，掌握尖端科技的专家学者，依然是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青睐的宝贵资源。元代著名的火药西传，就是通过战争期间被俘的军火工匠实现技术转移的。美国在核武器的研制中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曾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一大批德国犹太裔科学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以及研制V-2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等都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来到美国的。据美国官方统计，在1949年到1973年期间，世界各国迁居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达16万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每年仍有6000名以上的科学家、工程师进入美国。可以讲，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够研制成功，外国科学家功不可没。当时，研究设计和装配第一颗原子弹的洛斯阿拉摩斯科学实验室设有7个研究部，其中高级研究部是由费米领导，理论研究部由贝蒂领导，爆炸研究部由苏联物理、化学家基斯卡柯夫斯基领导，匈牙利核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的泰勒，丹麦核物理学家玻尔以及英国科学家查得威克等也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并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就向非洲、拉丁美洲及中东派遣了大量军事技术人员，“1978年，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军事技术人员和顾问有1.08万苏联人，有1300东欧人。”[11]空间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如1969年，美国靠“土星”V型火箭实施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就是在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领导下获得成功的。此外，美国在制定“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五角大楼的招聘者专程到欧洲搜罗人才，5年内计划投入250亿美元，以吸引欧洲高级科技专家。对此，西欧各国十分担心。西欧实施“尤里卡”计划，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挥高级科技人才的才智，避免人才再度流入美国。

三、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影响

军事技术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人类战争实践之中，军事技术的转移也是技术社会学视野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军事技术的国际转移对国家利益、全球安全及国际体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战争作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就是一个充满反常逻辑的领域。“攻其不意，击其不备”一直是历代军事家们心中念念不忘的“谋略法宝”，与此相呼应，军事技术的保密性就是达到出奇制胜的要诀之一。一战中坦克的问世对此作了恰当的注解。在当时的战场上，机枪、铁丝网和火炮已经使战争陷入了僵局。此时，在海军大臣丘吉尔的支持下，英国开始了“机枪破坏机”的秘密研制，很快在英国海军部就诞生了一个“斜方形铁盒”。为了蒙蔽间谍，英国人把它称作“Tank”（箱，匣）。随后，战场指挥官黑格迫不及待地将之投入战场。英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正面5公里的一块阵地，战场的僵局开始打破。显然，世界各国在发展军事技术时都十分重视其保密性，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事关国家利益。这一点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转为经济实力的竞争，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在其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军事技术的国际转移就越发对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影响。

2．对全球安全的影响

由于“核心国家”之间的军事实力“革命”往往有着决定特殊时期历史进程、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作用，而军事技术又是重要的军事实力要素。因此，军事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全球性“流行”，注定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安全隐患。20世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核武器与核技术。尽管核武器掌握在以美、苏为代表的少数国家之中，但核技术却有一种冲破“牢笼”的趋势，核扩散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全世界人们的心头。显然，核技术革命的一个后果，就是使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日益显著。对于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来说，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可是先进军事技术的获得却又使整个世界变得更不安全。的确，军事技术发展水平作为各国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安全战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战略对抗中，拥有军事技术优势的一方往往会占有绝对的主动权。而全球军事技术转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受制于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国家”——“领先的国家需要知道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努力控制或推进革新的传播。后继国家则必须决定是否、何时并如何反应。革新和转型的过程与扩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三个过程共同作用形成了国际战略环境。”[13]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何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严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安全机制，以防止相对先进的军事技术泄密、得以扩散传播。

3．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技术既是国际体系的产物，又是其内在构成要素与变革的动力。”[14]因此，由国际间交流导致的技术或军事技术扩散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以铁路和核武器为例。铁路的出现对国际体系有四层影响：首先，它提高并变革了国家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其次，它使得欧洲内陆国的工业经济不断增长以至合并为一个民族国家，并从那些古老的、与大陆权力不相称的国家取得了政治霸权；再次，在欧洲之外，它促使那些先前在欧洲政治控制下的分散地区统一成一个全球经济体系，此经济体系规则由欧洲制定并主导；最后，它提高了国家参与平时计划和工业活动的能力。换而言之，为了满足铁路带来的复杂性及组织需要，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的参与渗透并扩大资源开采力度。作为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变革性要素，铁路的推广和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就引发了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反应：时间的统一，空间距离的“缩短”，国与国之间交流方式的改变。再说核武器技术，作为美国在20世纪中期获得超级权力地位的基础，核武器的破坏力、射程及相关的效费比使美国得以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转化为巨大的安全罩，这一安全罩甚至延伸到了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由于核武器的破坏力和洲际导弹的射程，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安全已经很难保证。同时，其破坏性和维护的高费用也使得大国越来越难以承受。因此，未来将逐渐出现一种新的趋势：所有超级大国都尽量避免直接的对峙，而代之以边缘化的、非战争形式的对抗。而这必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持续的革命性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戟锋.兵器进化之路[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43

[2]康学儒.军事技术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298

[3] Barry Buzan.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politics.Lynne RiennerPublishers,Inc.1998.p8

[4]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Technology and Ideas, edited by Emily O. Goldman and Leslie C. Eliason. 1998.p117

[5] 高硕，试析中东弹道导弹的扩散，阿拉伯世界2003（3）：10

[6]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 edited by Emily O. Goldman andLeslie C. Eliason. 1998.p390

[7] 康学儒.军事技术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292

[8]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459

[9]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470～471

[10]Barry Buzan.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8.p51

[11] [美]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M]，任泉，刘之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301

[12]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Ideas, edited by Emily O.Goldman and Leslie C. Eliason. 1998.p2

[13] Geoffey L. Herrear.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railroad，the atom bomb and the politics oftechnology chang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p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