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500年代以来世界之大变局，我们充满着热情的期待。这期待中怀有私利，对此我们毫不掩藏。国家利益是全世界最朴实真切的通用语言。而对于一个本就出身非凡，且长时间光耀天下，却在近500年里错失机会，遭受不幸，而今又熠熠重生的崛起之国来讲，这种心理更是无可厚非。然而，中国，就是中国，正如她历史上的与众不同一样，她绝不会只是驻足于私利之前，我们对世界有着更为远大的热望。

这热望，便是一个真正自由公正的新世界的到来！

作为“公产”的民主与自由

多少年来，美英的政治精英们以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言人自居，把自己描绘成唯一的自由世界，并置于整个人类的政治道义之巅，高举着自由民主主义的大旗号令世界，要求世界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造，并鼓吹这将是不可战胜的唯一道路。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又似乎使这一结论有了实践上的证明。于是乎，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主义再也不存在有力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1】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更要命的是，至此，这一套说法，似乎也已经不光是美英政治家们的说辞，而且变成了全球“公知”们公认的政治公式：西方，即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乃世界之最终大同；因此，人类的出路便是西方化。正如一切公式所传达的感觉信息一样，它散发着一种不许人们再争辩、再思考的强势力量。

呜呼，自由与民主，这个几千年来人类共同创造的“公产”，竟被帖上了西方标签，而成了美英独家经营的“私产”，其它人所追求和创造的任何别样的或新的自由民主模式，都被视为伪劣品而禁止销售，唯其可以强买强卖！

可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英，甚至被它他绑架的所谓西方，在自由与民主的“生产资质”方面的，并不比别人强多少。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自由主义启蒙学者为了增加自己主张的合理性，用古希腊城邦式民主来为自己证明。之后的西方政治精英，则更是看到了这种扯虎皮、拉大旗的政治效应，刻意地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史无限拉长，不断的向人们强化这样一种映像——今天西方的政治理念是从古希腊便开始，一以贯之的。然而，实事上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古希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古希腊的一切，甚至于罗马的一切，早已经被封建制的中世纪埋葬，成为了另一个世界。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社会“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2】而在欧洲黑暗且漫长的中世纪同期，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世界则展现出相较于欧洲远为成熟的开明与自由。在中国，形式上是王权治下，实质上则是平民政府，无论是先期的选举制，还是后期的科举制，都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制度性安排。

好在，文明的衍生发展并非完全是单向度的。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虽然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无休无止的战争，却也蕴含着民主的因子，因为封建领主们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君主坐下来，就权力分配问题讨价还价。后来，封建制和君主制先后衰落，封建领主和君主先后退出历史舞台，但协商进行权力分配的思路却扩展开来。另一方面，具有超世俗力量的基督教，虽然演化为对民众的第二层统治，且往往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极端，但其赋予民众的上帝选民的共同身份，却又包含着众生平等的道理。16世纪的宗教改革恰恰是从这一点出发，推反了早已异化的教权统治，施放出自由。也正是直到这个时候，欧洲人才从阿拉伯人手中，看到了古希腊人的哲学和政治学抄本——阿拉伯语抄本，并将希腊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种“城市部落式”的粗浅看法，与自己建立在痛苦经历上的渴望结合起来，开始真正的自由民主建设。

不过，民主与自由，作为人类共同的政治追求，在具体实现方式上，欧洲及后来的美国与中国则有不同。在国内的民主治理方面，西方人更在乎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也就是说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设计来保证民主。“合理”大于“合情”，只要是按照约定的规则行事，虽有不公，但也接受。这可能与其长于逻辑思维、注重商业传统和深赋契约精神有关。而中国人则更关注事实民主，或者说效果民主，也就是说更倾向于通过人为的调控来修正不公。“合情”大于“合理”，与冷冰冰的民主规则相比，人们更相信也更在乎切实感受。两者都各有建树，【3】也都各有缺陷。前者，民主的形式往往容易被财富，尤其是资本化了的财富扭曲；后者，用来调控不公的权力，则往往容易蜕变为阻碍民主的因素。前者的极端例子，正如近代以来革命如潮时的欧洲。后者的极端例子，正如中国历史上一段段因吏治不治而出现的暗淡岁月。所以，东西方两种自由民主的实现形式，实有相互借鉴之绝大必要，以便用彼之长补己之短。对此，中国早已自明，并诚恳地付出了，并继续付出着努力，但西方却一如既往的轻慢褊狭。

这正是西方形式化民主的问题——一旦被资本巧妙操纵，便很难有别的力量来干预和调整。今天的美国正是这样。广大民众或许依然充满了对自由民主的纯真信仰，但他们的愿望恐怕只能止步于“形式”了。今天的美国，已经被强大的金融资本力量偷买，变成了一个由少数人控制的“合伙公司”。这些少数人就是近来被称为“全球卡特尔联盟”的华尔街财阀，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家族、乔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尔•盖茨家族，以及一些一般民众很少听闻的名字。他们的实力来自于手中的150家跨国公司，占据着全球财富的40%，控制着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其代理人则掌握着像财政部、国防部、农业部以及国务院等这样的核心部门。在他们眼里，美国不过是一个敛财的工具，而且是从全世界敛财的超级工具，正如鸦片战争时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它贪欲无限，却责任有限，随时打算在需要逃避责任的时候把政府“关门”（事实上已经关了多次）。而美国的普通民众也不过是这个“超级公司”的临时雇员，或许他们的生活还是要好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但这不过是作为船员，与老板同船捕鱼，沾有余腥而已。有形式上的民主做挡箭牌，即便是1%的最富有者占据全美20%的财富，【4】10%的最富有者占据着80%的财富，民众似乎也是与口难辩。

“自由主义阴谋”

如果说，一国在其内部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实现形式，是因情而异，冷暖自知，别人无由责问的话。那么，它在面对国际社会治理问题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则是要别人感受冷暖。所以，就必须公论是非。在这一点上，早期的欧洲，后来的美英则是需要向全世界做出检讨的。

我们一向是从人心本善的角度来揣测人的。对自己这样，对别人也这样。所以，对于近代欧洲列强的对外殖民和战后美英通过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盘剥世界，我们并不会简单的将此归结为人心之恶行，而是更愿意将之看作是，西方一个糟糕且久远的传统，在近现代的惯性发扬。这就是极端的异己思想。既表现在民族、国家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宗教、教派关系上。

在西方人的早期历史体验中，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民族之间的利益之争，往往被看成是一种光荣的选择。而在战争之后，胜者一方将败者一方全部虏络为奴，几乎被看作是一种天赋权力，以至于战争变成了一种“生产行为”。正是频繁的异民族战争和对战败者这种态度，而不是单纯的私有制，造成了西方典型的奴隶社会。私有制的出现不过是肯定和鼓励了这种作法，唯有战争才能制造出足以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大量奴隶。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带着强烈的宗教情绪走向封建。这也就决定了其后的历史中，各种战争频仍，教派冲突不断。有所进步的是，在封建力量的相互制衡和基督教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作用下，欧洲内部虽互斗无止，但败而为奴的情况已无法接受。毫无进步的是，欧洲对所谓外部“异端”，则完全没有这层顾虑，依旧采取殖民主义。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自身力量的增强，欧洲人对内变得越来越文明，对外却变得越来越残酷。在这方面，离欧洲最近，又自我保护能力最弱的非洲最有发言权。可以说，一部欧洲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欧洲对外征伐史。

好在人类整体总是在进步。二战之后，美英已完全没有办法，更没有必要还采用老欧洲列强的那一套粗鲁且“不经济”的做法，转而通过利用自己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地位，通过对世界经济政治规则的主导，来获得更为丰厚的利益。于是，继续其内外有别的做派，拉着日本，捆绑着西欧，把自己包装成自由民主世界，把别人描绘为集权世界，对内一套标准、一套做法，对外另一套标准、另一套做法。实事证明，美英从未真心诚意的向世界推广并实践过自由民主，其意识形态叫嚣，不过是一种“自由主义阴谋”，以便让世界所有国家敞开大门，方便其掘取财富。

这种“自由主义阴谋”实创于英国。究其实质，不过是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冠冕之辞。在二战前的数百年间，英国的地缘战略就是充当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以调停者的身份，充分利用欧洲大陆国家的矛盾，不断改变联合对象，维持了欧洲大陆的均势局面，也维护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丘吉尔所言，英国的政策就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它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无论这个政策是多么地赤裸，但说出来，还是需要包装一下，赋予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捍卫自由与民主，便成了最佳的粉饰语言，可以随便涂写到旗帜上。这种虚伪与肮脏，在都采取现实主义的近代欧洲国际政治生态中，其实也并无大恶，无非是说了假话。但于此同时，英国在欧洲大陆之外的野蛮殖民，则是完全站在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由其来阐释和表达自由、民主，实在是对人类情智的莫大侮辱。

战后的美国则进一步光大了这套把戏。第一，与英国在地缘上是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一样，美国则可以看作是亚欧大陆的世界级离岸平衡手，它需要维持整个亚欧大陆的均势，推广自由民主无疑是实行干涉主义的好借口。第二，美国很好的盗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增长起来的自由民主精神，将对手一一丑化，树立起意识形态优越感。第三，通过联盟战略，将日、法、德等西方国家与自己和英国捆绑在一起，形成强势集团，绑架了世界道义。第四，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全面优势地位，通过推动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巧妙地将掠夺之实隐藏于自由主义名义之下，骗得全世界的无知粉丝忠心向往，可谓名利双收。而事实是，倘若，事情的发展改变了其在这一经济体系中的获利地位，美国会断然摧毁其天天宣扬的一切。这只需要看看它在打贸易战中的歇斯底里，尤其是它上世纪80年代干预日本经济从而使日本坠入停滞，刚刚过去的将自己的金融危机向欧洲大陆的转移，就会明了。

今天，美英的“自由主义阴谋”已经破产。人们不可能傻到不断地看到强盗抢劫，却还一直赞扬那是一种自由。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及其后美国的态度，给全世界上了深刻的一课。在美国“自由主义”炮弹的攻击和引诱下，解体后的俄罗斯放弃了自己的主义，转向西方式的民主。本以为如此诚恳地响应美国数十年来的自由主义教导，应该博得西方大家庭的热情拥抱，从此走上“民主导师”所宣扬的光明之路。然而，令俄罗斯怎么也想不通的是，迎接它的却是北约的继续东扩，美国对它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打压。原来老师一点儿都不在乎学生的民主作业，他需要的是学生倾家荡产，来付毫无上限的学费。俄罗斯人终于认识到，以前他们总以为和西方是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才明白，那是民族利益之争。可惜明白的太晚了。当他们明白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已经解体了。

没有了苏联这个后顾之忧，美国可以更加随意的对挡自己路、碍自己眼的国家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造了。然而，20多年过去，其改造过的国家，伊拉克处于内战的边缘，阿富汗重建看不到希望，利比亚、埃及动荡无定，经历了颜色革命的一些中亚国家也并无进步可言。美国撒下的所谓“民主自由”种子，已被证实不是水土不服，就是染满病菌，长出的是一串串吞食当地人民福祉的苦果。

就是大陆欧洲，也开始反思自己在美英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中的真正位置和可能的前途。回顾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大陆欧洲发现，美国意料之中获益最多，中国意料之外的获益也多，唯有自己是受害者。德法意等国不断地被新兴经济体超越，而美国大哥在与新兴国家讨价还价时，反过来又总是拿它们垫背。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权”改革，每次都是牺牲欧洲国家的席位让给新兴国家，而自己的席位数却一点不少。原来权力转移，更多发生在欧盟日本和中国之间，而不是中美之间。这让德法等国感受到极大的不公正。不仅如此，随斯诺登事件而曝出的美国情报机构对德法的监听，甚至是对德法领导人的监听，更让大陆欧洲国家感觉到，美国不仅对“自由民主世界”之外不民主、不自由，在“自由民主世界”内部也不民主、不自由。

与此相比较，中国，乃至由中国而扩展开来的整个东半部亚洲（包括中亚东部、东亚、东南亚和北亚），其历史体验则完全不同。中国人的人文关切与政治智慧无疑是早熟的。当年黄帝联手炎帝打败蚩尤，并没有将蚩尤部落民众视为异己，强虏为奴，而是以天下同族待之，对归顺者厚赏，对有才者重用。只有对凶恶不宁者，才加以木械，驱逐到“有北之乡”（用现在的话叫劳动改造了）。于是，黄帝在诸侯们推举下，成为天下共主，文治天下，以期协和万邦。这正是中国没有经历典型奴隶制社会的主要原因。【5】这种天下主义，怀柔政策，成为之后以中原为核心，整个东亚地区“国际社会治理”的主基调。尤其是在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关系上，北方游牧民族侵犯中原时，有时伴有掠夺民众以为奴的情况，而当中原王朝施以还击时，则总是以武训之，以文教之，将融合而来的少数民族民众给予妥善的安置。正是这种天下主义的武功和大爱，使得中国历史上，如此广大地域范围内，各民族最终融合凝结成大一统中华。【6】

由此扩大到历史上的整个东部亚洲，中国对外也总是以道德教化、武力训诫, 而非残暴的征服为手段，来追求更大的“和谐依存、福泽天下”的理想，实现以华夏为中心的“四夷宾服”。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古代的“朝贡”、“藩篱”完全不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灭人国家为自己的殖民地，也不是杀人越货式的掠夺，而是要求一个独立小国对一个大国表示政治上的“宾服”和“归顺”。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有出征高丽、安南、爪哇之举，但此类战争多因被征国家显示出不“宾服”、不“归顺”倾向所导致，战争也多以恢复原有秩序为目的，中国没有把与自己陆地相连的朝鲜、越南攫为自己的殖民地。相反，明清两代曾多次帮助朝鲜击退日本的侵略，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明朝郑和的远洋船队曾七次远航，也并没有把东南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清朝规定附属国贡期：琉球3年1次，缅甸10年1次，暹罗3年1次。而实事上，琉球1806-1859年朝贡45次，平均近1年1次；缅甸1788-1853年为13次，平均5年1次；暹罗1777-1853年为38次，平均2年1次。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清朝反赐之物远多于附属国所贡之物，对它们来说朝贡成了极合算的“买卖”，而不是强对弱的剥削。中国这种主动实践的朴素的和谐依存思想，对人类社会是有长远指导意义的。

如此，简单的历史性的两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对于推动世界自由和谐，本负有特殊的且无可替代的责任。然而，由于自身种种原因，中国近代步入衰落，不仅没能以主导者身份参与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建设，反而成为东西洋列强对外暴戾政策的受害者之一。这既是中国的悲哀，同时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悲哀。

虽然，自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已经在或紧张或舒缓的气氛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时光，但是，对于美英（及其绑架下的欧洲）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宣扬的价值观念，实难让人对国际社会的明天有更美好的期待。战后国际主义的理想和实践安排，本在为主权国家建立保护，而今天，它却反成了强者干涉弱者的工具。正如普京所言，“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安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国际法像一堵厚实的墙一样在保护它”。【7】美英毫无顾及的干涉主义、强权政治和对军事手段的特殊喜好，令整个世界在国际政治文明方面的进步大打折扣。

新意识形态较量

如今，世界进入新一轮大变局、大调整。国际秩序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全在于此时人们的选择和努力。在全世界被美英的“自由主义阴谋”忽悠了一圈之后，人们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通向真正自由世界的可能的道路。或许，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们，包括被美英绑架的大陆欧洲的人们，才愿意，也才能够听懂，中国自古以来和谐依存、福泽天下的国际社会治理之道。人们应该有理由相信这一理念和这一道路的可行性，因为它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东方实践。过去，只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偏见才障目不见，只是因为中国的有气无力才难闻其声响。

当然，旧秩序的得利者恐怕是要出来否认和反对这些的。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而且，正如历史上的许多次一样，这很有可能变成一种决定世界前途命运的“新意识形态较量”：既美国想维持老一套，但中国想给世界带来新的更美好的可能。这是旧霸权主义和真自由主义——一种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之间的较量。于是，人类历史便产生了一个极为奇妙的故事——一个立国200多年的新帝国拼命地想要维持旧秩序，而挑战这一旧秩序的，却是一个已有5000历史的老大故国。不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8】。对中国来说，这种将使世界史家称奇的事情，其实也并无新奇，只能算是温故而已。

有一点，我们必须现在就认识到：中国只能在改造世界中成就自己，而不可能像当年的美国那样，在成就自己后才去改造世界。这是由时空（天时、地利）因素共同决定的。

论“天时”，今天的世界已深深地融为一体，这与百年前美国发迹时的世界完全不同。那时的强国可以有选择的取世界交流联通之利，而避世界危机传导之弊。但今天，任何一国的发展都离不开全球经济整体大环境，世界政治形势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影响到每个国家的内外战略选择。论“地利”，美国孤悬世界一角，远离亚欧大陆是非之地，这使得它能够进退自如，利益两沾，从容地做一个世界级的“离岸平衡手”，在不强时学英国的“光荣孤立”，搞“门罗主义”【9】，在稍强时只在太平洋一个方向搞“门户开放”【10】。总之，可以暂时避开欧陆列强们的权力争斗，坐收渔利，发展自己。待到欧洲集体毁灭，自己处于强势时，再出手“杜鲁门主义”【11】，接管时局。

中国则全然没有美国这样的选择自由，因为本身就处于亚欧“大棋盘”之中，无论棋局好坏，你都是这好坏的一部分，抽身不得，唯有努力拼杀。过去20年，美国一超格局稳定，认为自己可以慢慢收拾世界，前10年，初登大宝，主意未定，后10年，忙于反恐，难以东顾，才使得中国得以韬光养晦，飞速壮大。因此，我们且不可把短短20年的经验太过放大和相信，以为未来中国还可以再轻松享受一个相同的战略机遇期。而是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身处全球地缘政治斗争漩涡的现实，以更积极的作为，为自己夺得一个扎实靠得住的发展时段。在这个时段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受委屈，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付出太多成本。

中国应该是和谐世界的倡导者，新自由世界的引领者，时移势异，这个“头”，今天的中国当得，也应该当。苏东巨变之时，小平告诫我们“绝不当头”，那个“头”是旧意识形态之头，是新冷战之头，当无好处，也无力去当，自然力避之。但今天，在美英“自由主义阴谋”破产，世界徘徊不知所向的时候，中国必须继承起自己的历史传统，高举真自由主义旗帜，与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和愿意进步的力量一起，努力为人类塑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麦金德说：“组织者的思想主要是战略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则主要是道德的。”【12】而我说，在国际层面，离开战略的道德，只能是空洞的自说自话，而离开道德的战略，也只能是一只纸老虎。因此，真正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也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中国人应牢记自己“知行合一”的古训，朝着自由新世界的方向，坚持自己的道德，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展开自己的行动。

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个理想问题，也是个战略问题，是我们构建国家软实力的基座。现在，在中国的战略理论界有一个几乎已成共识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二三十年里，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而忽略了国家利益，在诸如北部湾的白龙尾岛问题、图们江口划界等问题上，犯了理想主义的病，至使国家利益受损难补。并由此得出结论，面向国际社会，就应只拿国家利益说事儿。在这样的因果推论中，捍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无疑是被认为不包括在国家利益之内了。这就从根上屈解了小平同志“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这一论段。因为，在小平同志的思想中，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捍卫，历来是被看作至高至重的国家利益的。但看看近一二十年来，我们在面对国际矛盾的时候，似乎恰恰是按照前面的所谓的“共识”行事的，几乎看不到应有的大国心态。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粗陋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之上，何来半点软实力。

当前，美英的“自由主义阴谋”已经败露，美国关于自由美好世界的期许，早已被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留给世界的是一股股重回权力争夺战场的阴森气息。这气息充斥在罗伯特·卡根、罗伯特·D·卡普兰等有影响力的战略学者的新著述中，弥漫在美英的整个军政知识界。这种气息已经使整个世界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中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是眼睛朝向内，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出人意料的改变了世界的话。那么，接下来的30年，中国则需要眼睛朝向外，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最终成就伟大的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高举公平正义、和谐依存的真自由民主旗帜，给不安的世界带以新的希望，并进而凝聚起和平的力量，防止西方糟糕传统的再次来袭。

这是世界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似乎对建立真正自由新世界的并无多少信心。因为，整个世界依然笼罩在美英现实主义理论的阴影之下。强者霸，弱者受，依然被论证为国际社会无法逃避的现实规则；强者必霸，弱者必哀，依然被论证为国际社会自然的历史逻辑。这真是个糟糕的思想遗产，而且已经成了阻碍国际社会进步的恶魔般的咒语。在此语境下，人们不仅基本无视近代以前中国在东部亚洲“和谐依存”的国际政治实践，反而有意无意地将历史上东部亚洲的宗藩体系曲解为西方一样的殖民霸权体系。不仅认识不到这一东部亚洲经验的普适价值，反而不假思索地为美国别有用心的“中国威胁论”附和。甚至于中国越解释，周边的国家越觉得中国有什么图谋。

或许，最终解除这个恶魔般的咒语，还得靠中国更进一步的成长，和成长中、成长后对自己曾经坚守的国际道德的伸张。这是人类社会唯一一个延续5000年而不中断绝灭的文明体，对世界应有的贡献。作为中国，也必须明白价值观与推行价值观的途径之间的区别，就像古代中国的中央王朝以霸道之手段，推行王道之理想一样。一个和谐依存的世界，并非只靠善良和包容就能建立起来，它既需要平等无欺的仁者之心，也需要教化惩恶的雄者之气。我们必须建立起足够的实力，凝聚起最广泛的同盟，去击败一切破坏性力量。

真正的自由世界万岁！

（国防大学 牛明明）

注释：

1、福山的著名论断。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2),p.21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在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的打击下分崩离析，蛮族国家中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实现了统一，在西欧推行新兴的封建制度。

3、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太过赞扬前者，而贬低后者。甚至于对整个西方史和整个东方史都取此种态度。人们总是喜欢逐览丰繁跌宕的故事。从这点来说，几乎就是战争史的欧洲史，自然要好看些。然而相比来说，更为平静的东方世界史，恰恰是由亿万生灵更多的幸福恬适感受所组成。难道后者不应得到更多的歌颂吗？

4、2012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口号正是“99%对1%”。

5、现代以来，把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阶段放大为全人类的通则，并以此来硬套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是一种自我蒙蔽双眼的愚蠢做法。在这方面，郭沫若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中国没有经历典型的，即以奴隶劳动为整个社会经济主体的奴隶社会。一直绵延许久的家庭蓄奴制，怎可与奴隶社会相提并论，别忘了“宰相家奴七品官”。真正的封建制社会也不过有周一代，而且，周的血缘封建制，与罗马的军事封建，欧洲中世纪的契约封建也有着极大的区别。至秦统一六国，行中央集权，则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宣告了封建制在中国的终结（后来汉初有部分反复）。如此等等，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真是需要一次彻底的自我再造。限于主题，这里无法展开论述了。

6、许多中外学者总是把欧洲政治破碎、中国政治一统的原因归为地理条件的差异，认为欧洲是因为地形的割裂，才造成了政治的破碎，形成了多国共存局面。而实际上，中国地理上差异和割裂的程度，一点不比欧洲低。造成中华一统的最重要力量还在于文化。欧洲人将自己的分裂归罪为哪些大多数并不很高的山，是说不通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广袤的中东欧平原不也是列国林立吗？

7、Speech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t the 43rd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8、《诗经·大雅·文王》

9、“门罗主义”发表于1823年，此时，美国已经分别利用法国、英国、西班牙、俄国的困难先后购得路易斯安那、北达科他、佛罗里达、阿拉斯加等地，并进一步向西部扩展，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力量有所增加的美国要求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则保持中立。随后，美国开始侵吞墨西哥的领土，1845—1848年从墨西哥掠夺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科罗拉多等地，共计230万平方公里，占墨西哥领土的54％。

10、美国以“门户开放”为旗号，把其势力扩展到美洲以外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先后兼并了夏威夷、关岛和维尔京群岛、中途岛等地。

11、1947年提出的“杜鲁门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大张旗鼓地夺取世界霸权的宣言书。它公开宣布：为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必须”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利用“美援”，排挤英法，夺取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控制权；利用“美援”给美国商品打开新的市场，这样美国的势力就扩张到全世界。

12、（英）H•J•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 P25。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