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12月以来，在我们的美洲发生了改变地缘政治图景和阶级斗争图谱的事件，它打破了先例。我们试图通过本文评论这些事件，先简要回顾一下在我们的地区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后新自由主义周期的各个阶段，同时试图分析最近几个月的事件，这让我们进行反思，它对各国人民标志着巨大的挑战。我们集中谈右翼力量政在治上的进展，在选举和司法领域显示出来的进展，它们将两个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战略意义份量的进步政府（阿根廷和巴西的政府）推翻，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右翼赢得了议会和市政选举，在本地区改变了主观力量和客观力量的对比。

我们的美洲现在处在一个岔路口，面对一场过去和现在领导后新自由主义进步周期并成为主角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与那些绝望地以“离岸型资本主义（Capitalismo offshore）”的方式极力复辟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争夺地位的战争，“离岸型资本主义”是一种某些趋势尖锐化的资本主义，可能表明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解体的阶段内改变资本主义的周期。

这个政治时期给我们留下一个在选举领域已经积累力量的右翼，它只需要赢得选举（有的时候也不是选举，比如在巴西），与此同时左派需要获胜，特别是在街头，重新启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计划。

现在不是对左派遭遇失利遗憾的时候，而是要对“离岸型资本主义”反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人民攻势的新方式进行反思，重新展开攻势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社会和政治积累的时期，开辟另外一个进步的周期。但是也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及时调整进步时代变革的坚强核心（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已经成为反对派和某种不同选择的目标。

现在为了进行思考，需要懂得进步的周期表现为不同阶段，这个周期曾经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变成世界上开始建设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选择，或至少是反对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有进攻性积累模式的唯一地区。

先期阶段，或进步周期最初的积累（1989--1998）：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

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左派的历史性计划解体，在资本最集中的部门摧毁了工人和人民历史性的成果。但是，这同时告诉我们已经到了这段历史和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世界的南方开始萌发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在加拉加斯暴动（委内瑞拉1989）期间仍是雏形，在萨巴塔分子的起义（墨西哥1994）中已经更有组织了，还有其他先是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以后是反对同样政策的其他进程。

进步周期的第一个阶段（1998--2003）：国家—民众后新自由主义英勇的突袭

平民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变成政治计划，其赌注已经不是为了抵抗，而是为了夺取权力，或至少将夺取政府作为第一步。这发生在现行的宪法或机构的形式之内，作为一项战略的一部分这是在70年代中期文人—军人独裁期间革命力量被打败和公开的反革命时期形成的。

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以及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失去霸权引起的危机留下了一个政治真空，这被国家—民众的计划利用以便夺得政府。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司令（前总统1998）、在巴西卢拉（前总统2002）和在阿根廷内斯托·基什内尔（前总统2003）共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辟了时代变革的道路.

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后期，从下层和上层加强了斗争的安排，2002年4月委内瑞拉人民打败了反革命政变，勇敢地建设后新自由主义。

进步周期的第二个阶段（2004--2006）：政治积累的顶峰

与查韦斯、卢拉和基什内尔在一起的还有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总统2005）、厄瓜多尔的拉法埃尔·科雷亚（总统2006），同时在（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2005年12月拉美国家挫败了人所共知的（美国）帝国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ALCA）。不久以后，古巴和委内瑞拉的革命政府在2004年12月推动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乌戈·查韦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建筑师。在那两年的时间里，建立了宝贵的为解放人民服务的工具，如南方电视台或“知识分子保卫人类的网络”。

还发生了某些关键的“领导层的冲击”，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表明方向的改变，比如在玻利维亚的石油天然气国有化，在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建立制宪大会，或是阿根廷国家对文人—军人最后的独裁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要求原谅。

对于在本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还要加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确定。在这个21世纪的社会主义前景中，提出了“玻利维亚民主的和文化的革命”和厄瓜多尔的“公民革命”，以及“社群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作为时代的前景。

进步周期的第三个阶段（2007--2012）：后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稳定

加入进步政府坚强核心的还有中美洲，在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掌握全国的政府（2007，尽管达尼埃尔·奥尔特加在2006年11月的选举中获胜），在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上台执政（2009）。成为对人民有利的力量对比的进展还有在巴拉圭费尔南多·卢戈执政（2008），在洪都拉斯米格尔·塞拉亚政府向进步立场的转变。

在这个阶段由于民众的动员，在玻利维亚（2008）和厄瓜多尔（2010）对坚定的玻利瓦尔核心进行政变的意图被打败了，尽管在洪都拉斯没有做到阻止2009年对民众政府的打击（当时塞拉亚政府加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12年在巴拉圭右派从自由国家的机构本身启动“软政变”的新战略，让卢戈政府下台。

我们的美洲进步和革命的建设道路上在公民投票中批准的新宪法都有它们的对照物。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新宪法巩固了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重建（1999年的委内瑞拉是个先例），做到将有利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落实到新宪法文本之中。

同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完全进入了向多极世界的过渡，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越来越明显。此外，2009年6月诞生了金砖国家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后来在2011年南非加入），在美国传统的“后院”抵消美国的霸权，为拥有更大程度的主权内在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进步周期的第四个阶段（2013--2016）：退潮和危机

查韦斯总统的去世（2013年3月）以象征性的方式开辟了一个国家—民众的集团退潮和危机的阶段，变成一个不再积累社会和政治力量的顶点，结果是左派和国家—民众计划或者说进步主义在选举中三次失败（标志不同，但最终被挫败了：2015年10月在阿根廷自从1998年以来唯一的左派政府或者说国家—民众的政府在选举中失败；2015年12月委内瑞拉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2016年2月玻利维亚左派在市政选举中失利。此外，2016年5月发生对巴西迪尔玛·罗塞夫政府的政治--机构—媒体的打击，最终罗塞夫总统被弹劾下台。

这个阶段对左派留下一场没有结束的辩论，即对国家的辩论。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雷内·萨瓦莱塔·梅尔卡多说过，群众的历史是一部反对国家的历史。因为在历史上国家体现统治的关系，尽管表面上它超越不同阶级的利益，对这些利益进行裁决，产生了必要的机构工具，以便让统治阶级繁衍。豪尔赫·维亚尼亚也认为群众的历史总是一部反对国家的历史，因此所有的国家到最后都否定群众，尽管它试图代表他们。在第二个进步周期的进程中这可能更加清楚，这帮助我们部分地理解在阿根廷或巴西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对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制度本身提出质疑的过程中，国家成为“过渡的国家”，几乎成为一个“逆行的怪物”，因为它表现了渗入机构新的力量对比，改变了游戏规则，准备指向民众权力的建设。

在过渡的矛盾辩证法里，国家的惯性逻辑同时阻碍民众发挥自我管理的经验。这是一个对机构本身进行改革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坚强核心的机构改革在第二个进步周期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在那里旧的魔鬼和它专横的逻辑在民主的外壳之下，支持复辟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力量重建文化、经济、机构和通信的措施。

与此同时，领导第二个进步周期民众政府的政治力量从上层将斗争放在优先的地位，贬低民众的自我管理，除非在对立尖锐的时候才求助于动员群众。相反，在进步政府的第一个时期，经常求助于下层的斗争，将其作为革命进程的再保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进步周期的第五个阶段（2016）：后新自由主义与“离岸型资本主义”之间争夺地位的战争

虽然我们进入了进步周期一个危机的阶段，但不能谈论它的结束。这首先明显的是，强调虽然统治阶级通过选举（阿根廷）或诉讼和司法的操纵（巴西）已经解散了政府和某些民众政府的国家机构，但是进步时代变革坚强核心的民众政府（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并没有垮台。尽管他们在部分选举进程中失败了，特别是委内瑞拉的议会选举，矛盾的对抗和社会分化已经尖锐化，但是由于革命的国家的支持，以公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革命建设没有停止。

委内瑞拉提出的三项在长期内超越资本主义关系的计划仍在执行，这表明我们时代战略的战斗是保卫这些进程。

进步周期进入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场争夺地位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左派对短周期选举的失败做了很好的判断和总结，对在巴西发生的事情以及总的来说对本大陆左派力量的政治动员和抵抗能力的落潮做出了判断和总结。

但是，进步周期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什么？21世纪“离岸型资本主义”表现的特点是什么？

新的右翼：这个新的右翼没有计划。至今右翼的任何统治者都没有落实一项他们反对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计划。不论是哥伦比亚的乌里维（前总统），还是智利的皮涅拉（前总统）以及墨西哥的佩尼亚·涅托（前总统）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没有计划，但是存在利用左派政府所犯的错误和弱点进行思考。马克里（总统）作为阿根廷的“经理”对于“离岸的右派”是重要的“火的考验”。这个右翼尽其所能向前走，目的是将对劳动的剥削和财富的集中最大化，但随着他们的合法性和选举能力受到破坏正在后退。

为什么是新右翼呢？它有一种更加现代的向外的思考：尽管在阿根廷的情况下，右翼为文人—军人独裁的谋杀和拷打者辩护，但是他们有一种对人权的思考。尽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保守的和倒退的（如在不同的声明中表明的那样），他们接受--或至少是现在不质疑—公民的权利，比如婚姻平等的法律等。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公开出现时手里举着十字和剑，而是将群众的非政治化作为遵守纪律的工具。在选举运动中他们使用彩色的气球，而不是旗帜和口号。

新的社会阶级结构：进步政府重新分配财富，不搞社会政治化（在玻利瓦尔坚强的核心在次要的程度上出现过这类断言，也说明这些进程经历的部分问题）。来自民众的中产阶级在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时没有找到其他的选择，只有选择“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或“购物文化”。进步周期没有做到在文化领域打败资本主义的霸权，一旦民众阶级达到不久前属于其他社会阶级的消费水平时，他们在内心就会接受其他社会阶级的政治偏爱。因此在这个进步周期的新阶段，阶级又回到政治争夺的中心，但是并没有使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变成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选择。

复辟资本的霸权或金融寡头的社会政治力量霸权的新渠道：弗拉克斯·罗马诺指出，在洪都拉斯、巴拉圭和巴西发生的政变表明，“我们在设计形式上民主的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的机构时，继续让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统治能力渗入：不必再使用武力夺取政府的国家权力”。

也没有必要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或是人民的武装起义去夺取90年代和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者的政府。为实现表达抵抗的进程和90年代反叛周期的斗争，社会--政治力量已经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也就是说，在这个机构危机或霸权危机的时期，金融寡头丧失了对国家机构的指挥权，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允许民众政府的上升，现在通过这条道路复辟政府或右翼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革命或和平的改革因此是逐步的，并没有完成，可以看到陷入了民主选举和自由表达的圈套。这是在一种民主的资本主义形式内仅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两难处境。

右翼对传统的政变加上所谓“软政变”，由于帝国主义的非政府组织介入，它们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或国务院的资金，寻求推动“拉丁美洲的春天”。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委内瑞拉）右翼的基金会如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也插一手。

金融的寄生性加深：正如豪尔赫·伯恩斯坦指出的，金融化的趋势加强了，自从21世纪初以来这一趋势一直表现出来，在2009至2013年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停滞，尽管2014年以后有所缓解，2015年12月全球的金融衍生产品比1998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因而可以证实经济金融化的深入与整个金融体系的衰退和解体是有内在联系的。

另一方面，伯恩斯坦指出，“经济的全面金融化造成的萎缩被压抑，减少了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这无疑影响到那些后新自由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将其生产的一部分用于赚取外汇的空间，它们用这些资金资助内在的发展。

新的媒体恐怖主义：帝国主义引导的第四代战争在这个进步周期的新阶段发挥关键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私人手中的大众媒体对右翼的政党是一种补充，当这些政党威信扫地的时候，媒体就取代它们，同样冲锋陷阵，履行政党反对左派的职能，制造和传播关于左派政府腐败、贩毒、公民不安全或政治上没有能力等重要舆论。这样，金融寡头的“联合参谋部”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企业集团和媒体组成。

阶级斗争在公共的媒体空间特别是社交网络上有重要表现，变成一个战场，如同我们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所观察到的那样，媒体还将巴西发生的政变和整个巴西右派合法化。

“软政变”的思想家之一吉恩·夏普写道：“在21世纪战争的性质已经变了。我们用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武器作战。”因此不分析大型媒体作为“离岸型资本主义”心理武器的作用，就不可能理解进步周期的这个新阶段。因为狼披上了羊皮。

新的知识界：作为对媒体补充的方式，右派一直在建设一个必要的知识界流氓资产阶级，以便进行他们的讲述，分裂人民，将人民变成消费的“公民”个人，模糊阶级斗争，减缓新右派的休克措施。他们是后现代主义和新世纪的继承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以后软化或伪装资本短暂的意识形态的胜利，讲述大型加法计算器的结束，称结果才具有价值。现在他们用新的轻松反叛的方式争取了部分青年，他们不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矛盾和不公正。

资本主义破坏的新方式：新自由主义复辟的主体现在没有运作，过去只在有进步政府的国家运作。在左派成为反对派的国家发生了不不可想象的恐惧，在墨西哥阿约兹纳帕43名学生消失了，在哥伦比亚军人和民众集体消失了，或是在洪都拉斯印第安领导人伯塔·卡塞雷斯被暗杀，这是对人文、社会和公共财产破坏的许多事例中的一部分，因此资本主义能够保持和提高利润率。虽然这是一场资本的历史斗争—目的是抵消不可避免的低利润率趋势—所产生的恐惧找到了新的迷宫。

帝国主义和分裂的新形式：在美国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ALCA)被打败10年以后，太平洋联盟（AP）出现了，成为寻求消耗和损害拉丁美洲一体化工具的一个危险，这是比ALCA更大的危险，因为太平洋联盟不仅介入自由贸易的经济，也介入政治一体化领域。由于美国的存在，太平洋联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个补充的进行分裂的工具，由于开始时智利是AP和TPP成员国的双重身份，它寻求制约中国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影响。

新的大陆地缘政治：但是，对多极世界的希望理由就在这里，我们的美洲在多极世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霸权的衰落，加上中国和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格局中越来越雄心勃勃的作用，这对争取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在哥伦比亚结束武装冲突取得进展，拉丁美洲变成一个和平区的参数。有社会正义和起义组织政治参与的和平目前还不是一个事实，但这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前景，鼓舞我们继续前行。

美国调整政策恢复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一旦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应当导致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或玻利维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员。这些因素有助于看到进行这场反对“离岸型资本主义”争夺地位的战争的地缘政治新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性的战斗是保卫革命政府已经取得的前哨阵地。

怎么办？

在这个历史时刻和我们经历的政治时期，关于应当指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左派的战略是什么，我们应当提出列宁在1902年提出的同样问题。

为此，正如阿尔瓦罗·加西亚·里内拉（玻利维亚副总统）2016年指出的，对我们更有用的是列宁进行的革命和治理国家，列宁在1921年做了自我批评，他写道：“我们犯了想要立即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错误。从直接飞跃的战术过渡到围困和逐步包围的战术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确实进入一个新的防御性斗争的阶段，如果我们理解历史，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的那样，革命也有波浪型上升和下降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为第二个浪潮重新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积累，这是从坚强的玻利瓦尔核心必须产生的，这个核心由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古巴、厄瓜多尔组成，加上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陪伴。

为此，我们再次说明在这个反思的节点上各国人民斗争的重要战略，我们相聚保卫这些不同的经验，通过这些经验在坚强的核心开展革命。我们应当试图建立一个保护的盾牌，以便能够继续发展建设民众政权的经验，成为不声张的革命，同时要理解只有保持革命的政府才能继续这些建设，尽管要付出革命的进程所包含的所有牺牲。

再说列宁，这位俄国革命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是“苏维埃+电气化”。在这个进步周期的新阶段，我们应当建设的政治计划是类似的公式。我们的苏维埃是民众的政权、政治的培训、创造新的领导人和没有腐败的革命伦理。我们的电力是解决所选择的生产性道路的效率和技术，而不是寄生性和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向我们标明的道路，要解决我们的人民眼前的需要，建设新的通信方式和手段，如果我们想要打破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霸权的话。

最后，回到在内部进行真正的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道路，这将给我们重新掌握民众主动性的力量，在我们美洲坚强的核心内及时纠正错误，在那些我们已经开展抵抗和保卫我们的历史成果的地方，重新思考组织和民众斗争的模式。（本文是《从下层，从上层。关于民众政府的抵抗：在拉丁美洲时代变革的舞台与前景》一书的概述，该书即将由古巴哈瓦那道路出版社出版）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9月15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厄瓜多尔拉美社2016年9月12日网页）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