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人类的主人”

一般来说当我们问“谁统治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在标准一致的框架内提出的，即国际事务的角色是国家，特别是大国，我们想到它们的决定和这些决定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坏事情。但是最好是我们记住这种水平的抽象也可能很有欺骗性。

当然，国家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它们的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和决定受到国内权力集中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居民经常被排斥。甚至在更加民主的社会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忽视“人类的主人”，我们就不能对谁统治世界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解，正如亚当·斯密在他那个时代所说的：他们是英国工厂的老板和商人；在我们的时代，是跨国公司的集合体、最大的金融机构、零售的帝国等。即使这样，根据斯密说的，同样明智的是注意到“人类的主人”所做的“最坏的事情”：“一切为了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为了人民”，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阶级斗争理论，一场残酷和不断的斗争，经常是单方面的斗争，大多数破坏了相关的国家和世界的人民。

在当代的全球秩序中，这些“主人”的机构非法占有巨大的权力，不仅在国际舞台上而且也在他们的国家内部，他们相信这些机构能保护他们的权力，用多种手段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当我们想到“人类的主人”的作用时，我们指的是这个时候警察国家的优先事项，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它是维护投资者权利的协议之一，在宣传和评论中被误称为“自由贸易的”协议。除了忙于起草协议决定性细节的数百名公司的律师和院外集团人员之外，谈判是秘密进行的，目标是靠“快速通道”程序以最好的方式获得通过，这些程序的设计是为了阻止讨论，只允许赞同或反对的选择。一般来说它的设计者们做得相当好。人民完全成为某种纯偶然的角色，后果可能是提前通过协议。

存在“两个超级大国”

上一代新自由主义的计划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削弱民主的功能，这同样遭到民众的反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但是也在世界权力的中心遭到反对。欧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许诺最多的倡议之一，在一个衰退的时期由于严厉的政策调整结果摇摆不定，甚至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谴责（不是被该组织的政治角色本身的谴责）。由于将做出决定转移给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和欧洲北部的银行，民主显得很惶惑，这对讨论投下了阴影。

统治潮流的政党迅速失去追随者，这对左派和右派都有利。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新星研究团体执行主任将普遍的失望归因于“随着实际上决定重大事件的权力从政治领导人（在原则上他们至少服从于民主政治）转移到市场、欧盟的机构和公司，产生了一种对政治领导人感到无能为力和不满的气氛，它们在整体上同意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一个非常相似的进程正在美国产生，大体上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地方是一个突出和令人关注的问题，因为权力被非法占有”。

更多的反对打击新自由主义突出表明这个标准另一个关键的方面：将公众抛在一边，经常认为他们纯粹是“观众”而不是“参与者”的地位，这是不可接受的，这在合法的民主理论中被确定下来。这种不服从总是让统治阶级不安。如果我们关注美国的历史，乔治·华盛顿将组成民兵的普通民众看成是他应当统治的“过于肮脏和令人厌恶的人，在最下层的阶级中他们表现出不可解释的愚蠢”。

威廉·波克在他精辟地分析起义—从“美国的起义”到当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起义—得出结论说，华盛顿将军“非常渴望摆脱那些他蔑视的战士，他非常接近于革命失败”。“实际上，如果法国不大规模介入和挽救革命的话，这是可能发生的”，直到当时游击队已经获胜—今天我们将其称为“恐怖分子”—具有英国人风格的华盛顿的军队“一次又一次被打败，几乎输掉战争”。

波克说，成功的起义一个共同特征是一旦胜利后就失去人民的支持，其领导人就镇压“肮脏和令人厌恶的民众”，实际上正是他们通过游击队的斗争赢得了战争，领导人感到可怕是因为这些民众可能不信任他们的阶级特权。精英们对“最下层阶级”的蔑视随着年代的推移采取不同的方式。近年来这种蔑视的表现之一是国际的自由派人士号召被动性和服从（“民主的节制”），这是他们在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民众运动民主化的危险后果做出的反应。

某些时候国家同意关注公众的意见引起权力中心的愤怒。2003年当布什政府邀请土耳其加入侵略伊拉克的“联军”时，85%的土耳其人对此持反对态度，这对华盛顿是阴影和恐惧，土耳其政府采纳了居民的观点。土耳其因为它背弃（美国）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受到痛苦的折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尔·沃尔福威茨被媒体称为政府的“理想主义者首领”，他斥责土耳其的军人允许政府的行为，要求土耳其军方道歉。对此事和其他许多我们广为流传的“对民主的渴望”事例沉着冷静的媒体继续发表评论，赞扬乔治·布什总统致力于“推动民主”；有时候也批评布什，天真地认为一种对外的权力可以其民主的渴望强加于其他人。

土耳其的公众舆论并不孤立。在世界上反对美国和英国侵略的舆论占大多数。根据民意调查，支持华盛顿战争计划的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到10%。反对派在全世界同时在美国举行大型抗议示威；帝国的侵略甚至在正式开始之前就受到如此有力的质疑在历史上可能是首次。在《纽约时报》的第一版上记者帕特里克·泰勒指出，“在世界上可能仍然存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世界公众舆论”。

在美国空前的示威是数十年前那些曾经谴责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的人发起的，这次抗议的影响达到很高的水平，尽管过于晚了。1967年当和平运动力量很大的时候，历史学家和越南问题专家伯纳德·法尔曾警告说，“越南作为文化和历史的单位遭到灭亡的威胁……同时遭到从未有过的最大战争机器针对这个广大地区的打击而灭亡”。

但是，争取和平和反对战争的运动已经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当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决心对中美洲发动一次袭击的时候，对此他也无能为力。里根政府模仿20年前约翰·肯尼迪发动反对南越的战争时迈出的步伐，但是面对公众强有力的抗议（这在上个世纪60年代是没有的）他不得不后退。打击是相当残酷的，战争的受害者还在康复。但是发生在南越和后来在整个印度支那的事情，在那里“第二个超级大国（指世界公众舆论）”强加的限制是无比糟糕的事情。

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公众大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没有结果。我觉得这是搞错了。再次表明侵略是相当恐怖的，后果是绝对粗野的。尽管这样，还可能是最糟糕的。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国防部长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布什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甚至从来没有注意到前总统肯尼迪40年前采取的措施没有遭到重大的抗议。

压力之下的西方权力

当然，关于影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策的因素有许多话要说，如果我们采纳国家意味着是国际事务角色的标准的话，它们被放到了一边。但是这不是一种普通的警告，允许我们采纳它，至少首先接近现实。于是，谁统治世界的问题立即引导我们关注在世界的权力中中国的出现和它对美国的“世界秩序”所代表的挑战，在欧洲东部新的冷战正在以慢火酝酿，全球都在反对战争，这引起对美国的霸权、衰落和一些类似问题的思考。

伦敦《金融时报》国际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对于2016年开始在常规的框架内对西方权力提出的挑战做了很好的总结。他开始观察世界秩序的形象：“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权力的绝对优势是国际政治的中心因素，这没有停止过”。这在三个地区是特别关键的：亚洲的东部，“美国海军习惯于将太平洋看成是一个‘美国的湖’”；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负担该组织军费支出的75%--“保障其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在中东，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大型基地的存在“让朋友安心和恐吓对手”。

拉赫曼继续说，现在世界秩序的问题是“这些适用于安全的秩序在三个地区正在受到挑战”，这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介入，还由于中国的领海正在变成“明显有争议的水域”。于是，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接受其他重要的大国在它的近邻有某些势力范围”。拉赫曼认为美国应当接受这个，理由是“在整个世界经济权力的扩散具有共同的意义”。

为了更加安全，存在着从不同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方式。但是让我们关注这三个地区，可以完全肯定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当今对美国的挑战之一：东亚

我们从所谓“美国的湖”开始。某些人可能注意到2015年12月中旬关于一架美国B-52轰炸机在中国南海执行“常规使命”的新闻，轰炸机越过中国建设的人工岛2海里的界线，中国国防部的官员说这恶化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存在热线的形势。熟悉上个世纪70年代在核武器时代不祥事件的人们非常清楚，这类事件经常使世界危险地接近点燃一场可能是最后的世界战争。中国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没有飞到加勒比海，没有面对加利福尼亚的海岸，中国没有在这些地区建立“中国的湖”的意图，这对世界是幸运的事情。

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他们国家的海上贸易通道被敌视的大国包围，从日本到马六甲海峡，这些敌视的大国都得到美国军事力量的绝对支持。因此中国正在向西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一体化。这些发展一部分是在包括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框架内进行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很快加入该组织，伊朗将成为它的观察员。美国拒绝这种状态。伊朗要求美国关闭在本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中国正在建设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其意图不仅是将本地区纳入它影响的地区，而且要到达欧洲和生产石油的中东地区。中国正在投巨资建立一个亚洲能源和贸易的综合系统，拥有广泛的高速铁路和输油管道。

计划的内容之一是建设一条穿越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到达巴基斯坦由中国开发的瓜达尔港的输油管道，将保护可能受到美国干扰的海上原油货运。计划还可能鼓励巴基斯坦的工业发展，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所希望的，尽管有重要的军事援助，但美国并不关注；这可能刺激当地对恐怖主义的压制，对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瓜达尔港是“珍珠项链”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为了贸易的目的在印度洋海岸建设的基地，但也可能为了军事的用途，从前景说在现代中国可能有一天第一次将其势力投放到波斯湾。

所有这些活动不会影响到华盛顿压倒性的军事统治，但是至少在将来有可能爆发一场灭绝性的核战争，而美国可能是核战争的又一个受害者。

2015年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成为主要的股东。2015年6月启动时有56个国家参加，其中一些是美国的盟国，如澳大利亚和英国，另外一些国家挑战华盛顿的愿望。美国和日本没有参加。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的银行可能变成一个布雷顿森林诞生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竞争者，在这两个机构中美国保持否决的权力。同样存在的某些前景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合作组织将变成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等的机构。

当今对美国的挑战之二：东欧

我们看第二个地区：东欧。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上一场危机正在酝酿。这不是一件小事。理查德·萨克瓦对本地区进行了准确和清楚的研究，他在《乌克兰前线：边境的危机》中完全真实地写道，“2008年8月俄罗斯—格鲁吉亚的战争实际上是第一次‘阻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的战争’：第二场战争是乌克兰的危机，还不清楚如果有第三次战争人类是否能够幸存”。

在西方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温和的事情”。从逻辑上说，俄罗斯和全球南部的多数国家一起有相似的前途，西方杰出的分析人士也持有同样看法。乔治·凯南很早就警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美国重要的政治人士赞同他的说法，他们在一封给白宫的公开信中将北约的扩大说成是一个“历史规模的政治错误”。

现在的危机起源于1991年，与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垮台发生在同一时间。当时在欧亚对新的安全和经济制度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按照萨克瓦的说法，一种是围绕着欧盟所代表的中心有一个“扩大的欧洲”，但是越来越与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和政治共同体相联系；另一方面存在一个“更大的欧洲”的思想，这是一种大陆欧洲的说法，从里斯本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有多个中心—其中有布鲁塞尔、莫斯科和安卡拉—但是共同的目标是超越历来震动大陆的分歧。

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更大的欧洲”的主要倡议者之一，在戴高乐主义和其他的倡议中也有欧洲根子的观念。但是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的破坏性改革，更大的欧洲在下滑，这种说法一直在扩散。只是当俄罗斯开始复苏和在世界舞台上寻求一个地位的时候，在普京和他的同事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领导下这种说法才被强调，普京不断号召“‘大欧洲’所有的成员地缘政治的统一，从里斯本到弗拉迪沃斯托克，以便建立一种真正的‘战略合作’”。萨克瓦写道，这些倡议“被轻蔑而有礼貌地接受”，被看成只不过是隐蔽地重建‘大俄罗斯’而已，是在北美洲和大陆欧洲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在冷战的最初年代，这些事情与担心欧洲可能变成一股独立于超级大国和推动与第二流超级大国联系的“第三股力量”占主导地位的恐惧有联系。

西方对前苏联垮台的回答是它获胜了，这被作为“历史的终结”的标志受到祝贺，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后胜利，好像苏联应当受到教育以便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状态，如同它可能是一个西方的经济殖民地。北约的扩大随即开始，违反它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北约军队将不会向东移动一寸的口头保证，而此前戈尔巴乔夫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变成北大西洋组织的成员国，这是一种明显的历史上的让步。这次讲话只限于东德。北约扩大到德国以外的可能性没有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甚至也没有私下讨论过。

北约很快开始移动得更远，一直到俄罗斯的边界。北约总的使命被正式修改，直到变成一个保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能源、航道、输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机构，这为它提供了一个包括整个世界的活动区域。更有甚者，由于西方决定检查现在广泛推动的“保护责任”的理论，这与联合国正式的说法是绝对不同的，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能是一支干涉的力量，在美国的命令下进行干涉。

俄罗斯特别关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乌克兰的扩张计划。这些计划由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正式确定，当时北约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承诺它们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没有任何模棱两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欢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欧洲—大西洋愿望”。由于2004年的“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候选人获得胜利，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丹尼尔·弗里德急忙到达那里，以便“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愿望和欧洲—大西洋主义”，这是维基解密的一条信息透露的。

俄罗斯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国际关系的专家和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主要的报纸《外交事务》写道，“现在（与乌克兰有关）的危机根源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和华盛顿致力于使乌克兰摆脱莫斯科的轨道和将其纳入西方的事业”，此事被普京看成是“对俄罗斯利益的心脏直接的威胁”。

米尔斯海默问道，“此事谁能指责他呢？”这位学者指出，“也许华盛顿不喜欢莫斯科的立场，但是应当明白这种立场背后的逻辑”。这不应当是很困难的。众所周知，在这一切之后，“美国不能容忍远方的大国在西半球的任何地方部署军事力量，在它的边界更不能容忍”。

事实上美国的立场更有力，由于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不容忍正式接受“成功反叛”的名义，门罗主义宣布美国控制西半球（但是至今没有能够实施）。这样，一个小国（古巴）在前进，其反叛活动的成功可能遭到“地球上恐怖”和压倒性的封锁。没有必要问美国联合拉丁美洲国家会对华沙条约做出何种反应和是否存在让墨西哥和加拿大与该条约联合的计划。

比如在中国的情况，中国同情地看待普京的行动和动机，以便理解背后的逻辑，不必注意理解这个逻辑的重要性，不咀咒它。在中国没有过多的博弈，包括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生存问题。

当今对美国的挑战之三：伊斯兰世界

现在看主要关注的第三个地区--（大部分）伊斯兰世界，那也是2001年乔治·布什（美国前总统）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宣布的“全球反对恐怖的战争”（GWOT）的舞台--准确地说应当是再次宣布—里根政府上任第一天就宣布进行“全球的反恐战争”，说辞是针对“反对文明本身和在现代回到野蛮的一些邪恶分子散布的祸患”（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语）。第一次全球反恐战争已经没有声息地退出历史。很快变成毁坏中美洲、非洲南部和中东的暗杀和破坏性的恐怖主义战争，其不祥的反响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包括华盛顿蔑视的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谴责。

布什—奥巴马的“全球反恐战争”的说法是否成功可以完全通过直接的检查来评估。当宣布进行反恐战争的时候，反对恐怖主义的目标只限于针对在部落的阿富汗一个角落存在的恐怖分子。他们受到阿富汗人的保护，在大多数地方看不到他们，或是非常蔑视他们，但是他们恪守好客的部落法典，一些法典把美国人搞乱了，一些贫穷的农民拒绝为了（美国悬赏的）2500万美元交出奥萨马·本·拉登，对农民来说这是天文数字的金额。

有理由相信警察充分展开的一次行动，或甚至与塔利班严肃的外交谈判可能将“9.11”犯罪的嫌疑分子置于美国的手中，以便将他们送到法庭和关押判刑。但是这类选择并没在考虑之中。代替它的是考虑选择大规模的暴力，目的不是破坏塔利班（后来做到了），而是为了清楚地表明美国蔑视任何要求引渡本·拉登的设想。这些设想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探讨它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被考虑过。

也许美国只是试图“秀肌肉，获得一次胜利，恐吓整个世界。对美国来说阿富汗人的痛苦无关紧要，损失多少人也不重要”。这就是颇受尊敬的反塔利班的领导人阿卜杜勒·哈克的意见。他是谴责2001年10月美国发动的从空中轰炸运动的无数批评者之一，认为那是从内部消灭塔利班努力的“一次大倒退”，那是他们认为即将到手的一个目标。这种看法受到乔治·布什总统白宫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小组主任理查德·克拉克的肯定，当时布什提出了攻击阿富汗的计划。如同克拉克在会上说的，当他通报这种攻击违反国际法的时候，“布什总统在小会议室里大叫：‘国际的律师说些什么对我并不重要；我们将踢那些屁股’”。攻击也受到在阿富汗工作最大的救援组织的严厉质疑，它警告说有数百万人因饥饿处在死亡的边缘，后果可能是可怕的。对贫穷的阿富汗来说，多年以后这些后果仍然需要重新审议。

下一个灾难轮到伊拉克。英国—美国的侵略完全缺乏可信的借口，那是21世纪最重大的罪行。侵略造成数十万人死亡，而在这个国家民众的社会已经受到美国和英国制裁的破坏，两名负责管理制裁的外交官将这些制裁看成是“种族灭绝”，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辞职了。侵略还造成数百万难民，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引起派别之间的对立，派别对立继续撕裂伊拉克和整个地区。在我们的文化、知识和道德领域某些信息机构认为这种侵略可以被称为“解放伊拉克”，这种轻浮真是令人惊奇。

五角大楼和英国国防部的某些民意调查透露，几乎只有3%的伊拉克人认为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有某种“合法性”，不到1%的人相信“联军”（美国—英国）的军队对他们的安全是有用的，80%的人反对联军部队出现在他们的国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支持攻击联军部队。阿富汗受到这么多破坏，进行一次可信的调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有迹象表明在那里某种相似的事情可能是确实的。特别是在伊拉克，美国遭到严重的失败，放弃了导致它发动战争的官方目标，让那个国家处在唯一的“胜利者”伊朗的影响之下。

（西方的）大头棒也在其他的地方敲打，特别是在利比亚，在那里三种传统的帝国权力（英国、法国和美国）一起工作，以便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但是它们立即违反协议，变成利比亚反叛者的空军部队。结果削弱了任何和平谈判安排的可能性；伤亡大量增加（根据政治学者阿兰·库伯曼的说法，伤亡至少增加了十倍）；利比亚变成了废墟，掌握在战斗的民兵手中；最近达埃什（极端组织）提供一个基地，从那里可以扩散恐怖。非洲联盟提出了某些相当明智的建议，原则上已经被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接受，但是帝国的三方无视这些建议。由于武器和恐怖分子大量流入，恐怖和暴力已经从非洲西部向东部扩散，与此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攻击使难民像雪崩一样从非洲涌向欧洲。

这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另一个“胜利”，如同长期令人恐惧的历史所表明的，是常见的事情：几乎是回到了400年前的起源。

暴力的代价—“人类的主人”

总之，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击使圣战者的恐怖活动从遥远的阿富汗的角落扩散到地球的大多数地方，从非洲和东方直到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还引起在欧洲和美国的恐怖主义攻击。对伊拉克的侵略实质上促使事情恶化，正如许多情报机构所预测的那样。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彼得·伯尔根和保罗•克鲁克香克估计，“伊拉克的战争使造成致命受害者的恐怖分子攻击指数增加了七倍，达到发生数百次新的攻击，数万平民死亡；尽管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排除在外，在世界其他地区致命的袭击增加了33%以上”。还发生了其他许多恐怖事件。

一批为人权而斗争最大的组织—美国的“社会责任医生”、加拿大的“争取全球幸存医生”和德国的“世界预防核战争医生”等组织—进行一项研究，试图对战争的三个主要地区（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12年“反对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现的尸体总数做出尽可能现实的估计，包括仔细统计在这些国家主要的出版物和有关受害者数字公布的数据。这些团体“谨慎的估计”是在那些战争中有130万人死亡，重新计算“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人死亡”。

总的来说，由奥斯陆和平研究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冲突地区三分之二的死亡发生在内部起因的纷争中。在这类冲突中98%的死亡发生在一些有军事实力的外国进入有争议的地方之后。在叙利亚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高出西方对达埃什（极端组织）进行空袭死亡人数的两倍多，中央情报局开始重视它对战争的军事干涉，这种干涉似乎引来了俄罗斯人，俄罗斯先进的反坦克导弹使它的盟友巴沙尔的力量增加了十倍。最初的征兆表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轰炸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政治学家蒂沃·基维马基分析的证据指出，“在世界上所谓“保护”的战争（由‘志愿的联军’作战）已经变成主要的暴力根源，冲突中受害者的一半以上是由此造成的”。更有甚者，他还证实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在叙利亚存在外交解决的可能，但是被忽视了；90年代初的巴尔干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在印度支那的战争，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军”犯下的最严重罪行。在伊拉克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提出来，这里肯定有某些教训。

针对脆弱的社会采取打击造成的后果很少令人吃惊。对于想理解现在的冲突的人们来说，威廉·波克对起义的仔细研究应当是必读的，对于那些策划冲突的人肯定也是必读的，设想不仅是权力和统治，而且冲突的人道主义后果对他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波克阐明了一个行为多次重复的准则。当然，侵略者不喜欢居民不服从他们，开始居民是温和的，后来引起更加坚决的回答，同时反对派得到加强，居民支持抵抗。暴力的循环加剧，直到侵略者撤退或通过近乎屠杀的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

回应基地组织提出的博弈

奥巴马通过无人机进行暗杀的运动，全球恐怖主义明显的更新表明了同样的准则。对许多观察家来说，这个运动正在更加迅速地制造恐怖分子，超过了进行暗杀的嫌疑分子，某一天这些嫌疑分子企图伤害我们。这正是在纪念“大宪章”800周年时一名宪法的律师做出的突出贡献，“大宪章”确定了推测无辜的原则基础，这是传播文明权利的基石。

这些军事干涉的另一个特点是相信在消灭起义的负责人的时候，起义将被战胜。但是一般情况是一次行动获得这种成功时受到凌辱的负责人将会被更年轻的人取代，他会更坚决、更粗暴和更有效。军事史学家安德鲁·考克本研究了美国杀害贩毒者和长期实施恐怖主义的重要人物的运动。他在论文《致命的链条》中具体讲述了研究的相似结果。前景是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无疑现在美国的战略家们正在试图找到暗杀“达埃什的哈里发”阿布巴克·巴格达迪的方法，他是基地组织领导人阿伊曼·萨瓦希里的对手。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美国军事科学院反对恐怖主义作战中心成员布鲁斯·霍夫曼预测到这项暗杀活动可能的结果。他估计“巴格达迪的死亡会扫平接近基地组织的道路，将出现一股在范围、规模、野心和资源上空前相结合的恐怖主义力量”。

对基地组织和达埃什的仔细研究表明，美国和它的盟国正在继续实施它们相当准确的计划。这些组织的计划是使西方陷入一个很深的泥潭，如同它们能够“使美国和整个西方在国外陷入一系列没完没了的行动以便将其削弱”一样，企图以这种方式使美国和西方在本国社会失去权威，被迫浪费资源，提高暴力的水平。

研究圣战者运动锐敏的学者之一斯科特·阿特兰估计，实施“9.11”袭击花费了40至50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和它的盟国军事和安全回应的费用达到上千万美元。根据成本/收益的严格关系，这次暴力行动特别成功，甚至大大超出本·拉登的想像，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这里在整体规模上表明了不对称战争的“柔术风格”。在这一切之后，谁能说我们比以前更好或整个风险正在减少？

如果西方继续挥动“大头棒”，在战术上继续圣战者的指南，可能的后果是更加暴烈的恐怖主义和它更加广泛的吸引力。阿特兰建议说，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在我们反对恐怖的战略中应当支持一种激进的变革”。

基地组织/达埃什得到一些美国人的支持，服从他们的指令。《纽约时报》中东和国际问题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2003年曾为在伊拉克的斗争向华盛顿提供咨询，他在查理·罗斯秀的节目中说，“这里我们有我称之为恐怖主义泡沫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是去世界上的这个地方撕裂这种泡沫。重要的是我们去那里，去这个世界的中心。让我们拿起一根大棒，打破这种泡沫。没有别的方式做这事。他们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的男女青年从巴什拉到巴格达走进每座房子。你们认为我们开放的社会对我们不重要，你们相信为了这种泡沫的幻想我们将离开吗？这就是战争”。这完全是一种“秀”。

对未来的期待

总的来说，阿特兰和其他亲近的观察家们同意该处方。我们应当开始承认一项细心的研究所表明的东西：那些被圣战吸引的人“怀念他们的历史和传统的某种东西，与他们的英雄和道德有联系的某种东西；对我们来说达埃什非常残暴和令人厌恶，甚至对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它直接讲述他们怀念的东西……在这个时候造成更致命的凶手既不是可兰经，也不是一个激动的原因和一个保证胜利的行动号召，而是重视朋友的眼睛”。事实上了解可兰经的文本或伊斯兰神学的圣战者很少。

波克建议最好的战略是“一个指向社会福利和在心理上令人满意的多国计划，让人们仇恨达埃什，相信暴烈的事情会更少。这项计划已经由我们确定：社区的需要，对过去的侵略的补偿，号召新的开始”。波克还说，“一项仔细提出因为过去的伤害要求原谅不费多少事，可以做得很多”。这样一项计划应当在难民营实行，或是在“消沉的巴黎郊区简陋的民民区”实施，在那里对达埃什价值的容忍或支持还相当广泛。甚至可以通过真正致力于外交和谈判，在对暴力采取轻率手段的地方做得更多。

对“难民危机”做出体面的回答是有意义的，尽管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到2015年在欧洲仍没有重视此事。最后这意味着大量增加对利比亚、约旦、土耳其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在那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情绪低落，勉强能够生存下来。但是问题仍很严重，那些自称“进步的国家”提供的形象远没有吸引力。

有的国家由于国内广泛的暴力产生难民。比如美国和第二位的英国和法国。之后，有的国家接受大量难民，包括那些逃离暴力的难民。如中东的黎巴嫩（按人均计算是接受难民的“冠军”）、约旦和停滞以前的叙利亚。有的国家在制造难民的同时不仅拒绝来自中东的难民，而且拒绝来自美国边界以南“后院”（拉丁美洲）的难民。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令人痛心。

一个诚实的形象在历史上使跟踪制造难民倒退更远。老记者罗伯特·菲斯克报道，达埃什拍摄的第一批录象之一表明“一台推土机正推沙，以便破坏标志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边界的土埂。在机器破坏土坡的时候，摄像机显示沙地上一个人手中的横幅，上面写着‘结束赛克斯·皮科协定’”。

对于本地区的人民来说，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安排是西方帝国主义无耻和残暴的范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马克·赛克斯和法国的乔治斯·皮科秘密策划瓜分本地区，人为确定一些国家的边界，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帝国目标，完全蔑视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利益，违反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承诺，那些承诺是为了劝诱阿拉伯人实现军事的联合努力。这种安排反映了欧洲国家的实践在以同样的做法破坏非洲。“将奥托曼帝国曾经相对安全的省份改造成为世界上一些更不稳定和更具爆炸性的国家”。

从那时以来，西方对中东和非洲的不断干涉加剧紧张局势、冲突和混乱，撕裂了当地的社会。所有这一切最后的结果是一场西方几乎难以支撑的“难民危机”。德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拥有8000万人口，它表现出欧洲的觉悟，开始接受（但是时间不长）近100万难民。比较而言，黎巴嫩是一个穷国，接纳了150万难民—相当于本国居民的四分之一—还加上50万巴勒斯坦人（联合国难民办公室的统计），他们大部分是以色列政策的受害者。

欧洲也抱怨受到破坏的非洲国家驱赶的难民的负担。现在欧洲正在收买土耳其（它已经接受了200多万叙利亚难民），让它使那些逃离叙利亚恐惧的人远离欧洲的边界，这正是奥巴马在做的事情。奥巴马对墨西哥施加压力，让其保持美国自由的边界，摆脱那些企图逃避里根的全球反恐战争后果不幸的人以及那些逃离最近的灾难的人，其中有在洪都拉斯发生的军事政变，奥巴马几乎是唯一认为洪都拉斯政变合法的总统，那次政变给中美洲带来糟糕的后果。

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写美国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回答。至少我认为它不会有任何回答。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谁统治世界？”我们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靠什么原则、什么价值统治世界？”在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公民的头脑中这个问题更加重要，由于前辈的斗争，这些公民享受一种特别的自由、特权和机会的遗产，现在他们对于如何回答人类非常敏锐的挑战，面对着一种不祥的选择。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5月17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原文摘自诺姆·乔姆斯基的新书《谁统治世界？》大都会书籍，美国帝国项目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