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背景下，教育程度将选民划分为高教育和低教育两个群体，并成为了社会又一个分裂点。教育差距成为影响选举、公投结果的重要因素。今天法意君推荐阅读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David Runciman最近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文章《How the education gap is tearing politics apart》， 看看教育分化是如何导致英美两国的政治分裂的？

今年2月23日，在内华达州共和党的庆祝大会上，特朗普说：“专家都预测我们会输，但现在我们赢得了年轻人、老年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爱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最后一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似乎是特朗普的又一次失言，在失言背后，弥漫着公众的不满，但也反映了在低教育群体中，“特朗普风”愈演愈烈。

教育成为民主社会的又一个分裂点。高教育群体和低教育群体日渐疏离。后者害怕前者掌权，因为前者不懂得他们的疾苦。前者也怕后者掌权，因为后者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让两者走到一起几无可能，最近的选举则反映了二者的背离。

特朗普在低教育群体上获得的选票远远超过希拉里，而希拉里在高教育群体上获得的选票则远远超过特朗普。此情形远不同于2012年的大选，当时高教育群体的选票时平均分布的，奥巴马获得了50%，罗姆尼获得48%。但特朗普现在获得了白人男性低教育群体中76%的选票，希拉里是19%。当然，这里面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种族、性别。因为特朗普最大的支持群体是白人，无论他们受过多少教育。但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选票平均分布，低教育女性则强烈支持特朗普。尽管正式的投票还未开始，但很难否认：人们的教育程度日益影响到他们如何投票。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类似，脱欧运动也有它的“特朗普时刻”。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认为公众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自己做决定，而非听取那些精英的意见，因为精英往往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他们的意见来源于他们在大学里所学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帮助他们进入了权力机构：国际基金组织、英格兰银行、财政部等。迈克尔•戈夫要求选民勇敢地忘掉精英的“声音”，为自己做选择，而在6月23号的公投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75%拥有硕博学历的人支持留在欧盟，而73%没有任何高等学历的人则支持脱欧。Joseph Rowntree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说明：“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影响英国脱欧最大的影响因子。”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例如年龄。年纪大的选民更倾向于脱欧，这部分解释了教育分化的情形，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意味着年轻人更可能上过大学而年纪大的人可能未上过大学。最后该报告总结道，“年龄、阶级虽然仍有影响，但教育似乎有更大的影响。”

一份脱欧后的英国选举地图更经典地说明了教育带来的分歧。许多大学城如纽尔卡斯，约克，诺丁汉，诺威奇，剑桥，牛津等等，在脱欧的浪潮中支持留欧，宛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作者生活在剑桥，那里支持留欧的人占到74%。所以，脱欧的结果让作者担忧：无知者已经当权。在脱欧公投后，谷歌上的热搜词条竟然是：“欧盟是什么？”这说明英国的命运居然掌握在一群根本不知道欧盟是什么的人手上。

精英对民主的担忧

长久以来人类对民主的怀疑从未停息，现在更加强烈、重新浮现。如果公共政策变成变成了无知与智慧的斗争品，那么像剑桥大学这种地方则不得不接受他们落败的事实。这一切是如此的似曾相识，精英对无知者掌权的忧虑已非新鲜事。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担忧民主的原因有二，一是民主意味着穷人统治，也就意味着穷人会使用各种手段勒索富人的财富，而是民主意味着无知者当权，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做出各种蠢事。这些担忧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古希腊人十分清楚，民主会让穷人向富人伸出魔爪。于柏拉图而言，民主最大的缺陷是将公共事务的决定权交给那些没有能力做出这一决定的人。政治是一门技艺，而许多人并不掌握。更糟糕的是，人们会信任那些政治煽动家的承诺。政治煽动家可以指鹿为马，但谁会告诉人们那是错的？

对民主的恐惧从未消散，反而在政治危机的时刻愈发强烈。上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认为，现代公民缺乏足够的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做出理智的决定。他曾在一战期间在美国政治宣传部门工作，无疑明白制造公共舆论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民主不再简单，因为公共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不再能从人的内心自然获得。人们会根据刚刚从电视上看到的新闻而做出决定，会根据专家的分析而做出判断。事实的真相、理性的讨论对大多数选民来说可有可无。李普曼认为，民主的重建只能依靠一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专家，他们的任务是引导天生盲信的人们重新回到对事实本身的关注上。否则，公意的泛滥很可能就是民主的终结。

20世纪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对民主也是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民主由于过于重视短期利益，从而导致了经济危机。民主导致了通胀，而通胀的实质是穷人对富人财富的掠夺。也正因此，两位学者坚信市场的力量。哈耶克还提议限制45岁以下的人的权利，因为年轻人不知道好坏，而年长者对过去有天然的怀念。哈耶克希望民主应有自知之明的美德：有智慧地理解和思考。

李普曼、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希望改良民主制度而非摧毁它。民主需要自己拯救自己，选民需要从政治家的煽动中抽身出来。在二十世纪晚期，在这些思想家的影响下，情况逐步好转。专家能够从狂热的群众中抽身出来公允地评判、选民们的自我判断能力也在加强。

欧盟是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用谷歌搜索的这个梗狠狠地嘲笑了脱欧者一把。但高教育群体在冷笑之余，也应该明白自己能力的界限。教育不等同于知识、智慧，更何况知识本身也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投票。英国大学城只不过知道脱欧问题的利益攸关，而其他群体则做了大概的猜测。其实，两边都在猜，因为直到现在都没人知道脱欧后会发生什么。那些精英之所以做出一系列预测是因为这些预测与他们在大学学到的东西一致。就在公投之前，一份调查显示，受过大学教育者认为英国脱欧后会发生金融危机，而学历更低的人则认为脱欧以后一切都会如常发展。故而，实际更可能是这样的：政治观点决定了人们看待事实的角度，而非看待事实的角度决定了我们的政治观点。

在李普曼看来，“谁都不是理想的全能公民，谁都无法判断复杂的政治问题，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巴黎政治大学的教授。”历史已不止一次证明，即使是受过极良好教育的人都可能像普通人一样在道德和政治观点上误入歧途。受过教育的人好在他们知道如何表达，可能拥有更精致而自洽的世界观，因为他们在学校学会如何阐释自己的观点。教育可以教人如何表达自己的好恶，但无法教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固然，人们倾向于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观，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政治信念仅仅是其狭隘的私利的反映，他们还会相信他们的政治信念要求他们相信的东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所以更愿意留在欧盟是因为欧盟意味着切身的利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多的工作机会、充分地享受知识经济的红利。但人们眼中也不全是利益，比如英国脱欧也不单单是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好处。实际上，许多支持脱欧着都来自英国南部的中产阶级。而大学培养的也不一定是成功者，还有同等比例的失败者，尤其是当其毕业生背负着重重的教育贷款面对着惨淡的就业市场时。但无论这些学生贫穷或富有、就业或失业，几乎都支持英国留欧。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教育分歧不一定等同于利益分歧，还可能是政治信念上的分歧，也就是世界观的分歧。

教育分化仍在加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尽管大学生的参政率在稳步上升，他们的影响力也有限。但到了2012年，18岁到30岁群体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已接近50%。这就足够让社会分成两个阵营了。

并且，当下教育差距正通过一定的社会流动形式加以扩大。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正不断在社会关系上、地理上、职业上聚集在一起。在上几代人中，大学生通常和非大学生结婚，因为社会流动性不足下的选择是有限的。现在你可以自问，你有多少朋友没有上过大学？有多少大学学历朋友和中学学历的人结婚？当今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带来的不是社会的多元化，而是社会的分层的加剧。

社交媒体正强化这些分层，物以类聚的规则正强化不同群体的世界观。Facebook的新鲜事订阅就是一个能让用户更轻松地集中关注好友动态的机制。在脱欧后，受良好教育群体之所以感到震惊，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发现到社会上还存在这么多不同于他们价值观的声音。

这种教育分层在欧洲各国存在，最典型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而南欧和东欧则不明显，例如波兰和葡萄牙。在这些国家中高等教育群体不大，而家庭和宗教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美国再次表现差异性，因为其政治制度有特殊性。在欧洲实行比例选举制的国家里，小政党能吸收某些特殊的人群，代表少数群体的利益。但在美国“赢者通吃”的规则下，小政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这也使得教育分化让两党越走越远，日益背离。正因如此，大政党正竭尽所能地各社会群体凝聚起来。民意调查也展示出高教育群体和低教育群体在某些经济问题上的相同态度，如支持工会和不信任自由市场。

但教育分化源自于人对不同价值的取舍，通常是自由者和独裁者的对立，这又使得两个群体之间难以调和。独裁者热爱秩序和控制，自由者想要更大的自由和容忍。是否支持退欧可以通过对死刑的态度展现出来：越支持死刑的人，越是希望英国脱欧。现在英国工党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左倾自由派和（亲工会、反资本家、亲移民、高教育水平）和右倾独裁派（亲工会、反资本家、反移民、重视惩治犯罪和社区建设）。两边都能够争取到约20%的选票，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就是议会的多数党，但现在它们互相仇视、互不信任、不再联合。

同样的情况也在摧毁着美国的选举政治。支持特朗普的低教育群体在共和党内声势浩大，同时许多传统的共和党人摇摆不定，其中包括许多高教育群体。一些共和党人可能会转而支持希拉里；而一些传统的民主党人则会可能会被特朗普的独裁言论所吸引。的确，历史证明美国的民主政治具有充分的弹性，其政党制度也包容过不同的群体和文化。然而，高教育群体和低教育群体之间的鸿沟仍有可能越拉越大。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还牵涉到价值观的对立问题，这是一个相互理解的困境。

教育正摧毁着民主政治的根基

穷人和富人的矛盾仍然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矛盾。但那个古老的恐惧——民主会让穷人掠夺富人的财富，其实言过其实。宪法，包括美国缔造者们小心翼翼制定的那一部，都在不遗余力地保护富有阶层的利益。各种日益复杂的制度安排也在赋予各种领域的专家们以权力：国防、金融、环境、医疗等领域。而代议制民主被证明是在防止阶级斗争上是有效的，因为它为公众的不满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民主选举。就如1932年的罗斯福、1945年理查·艾德礼、2008年的奥巴马，无不是在公众对前任政府高度不满的背景下上台。当不平等开始蔓延，民主制度会尽其所能地纠正；它同时防止发生因众怒而导致不理智的情形，例如穷人向富人财富的没收剥夺。

高教育群体和低教育群体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高等学历是进入精英圈的敲门砖，尤其是律师、医生、科学家、公务员、学者等群体，而他们控制着社会上绝大多数权力和资源。不是所有高教育水平者都是世界的赢家，但几乎所有的赢家都受过优良教育。如此看来，知识似乎成了影响力的化身。一旦知识变成权力的前提条件，知识就不再为自己代言了，而是为其拥有者的世界观代言。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不再是知识，而只是另一种特权的象征。

故而，教育分化有可能会打破维系代议制民主的纽带。为维护自身利益，减少决策成本，人们选举代表去代表他们做决定，这些代表拥有和人们相近的价值观，其中包含人们对知识、智慧的尊重。但一旦知识被认定为另一种特权，那么信任民选代表为人们做决定的基础也就被侵蚀了。

教育分化比穷富分化更加有害，因为教育分化有着道德上的正义性。当下富人很难摆脱社会上对他们道德低劣的假定。当他们试图寻求制度的保护时，人们会认为他们在寻求自己的利益。但当高教育者寻求制度的保护时，他们能将这种诉求包装成“专家的意见”，这散发着虚伪、自私的恶臭。

经济学人杂志的Jeremy Cliffe认为，脱欧者可能赢得这一次，但可能就在二十年后，英国的第二次公投将会决定重返欧盟，因为那时大学的普及率会更高。在政治上，二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那之前，高教育者和低教育者之间的鸿沟有可能会越来越大。在某些乐观主义者看来，包括那些在卡梅隆身边的人看来，脱欧公投、“特朗普风”不过是民主试图找到愤怒宣泄口的另一条途径。但当下似乎愤怒仍然在累积，而原因就是教育分化。我把房门上锁，并非为了不让她进去，而是为了防止自己逃到她身边。

编译文章：How the education gap is tearing politics apart.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oct/05/trump-brexit-education-gap-tearing-politics-apart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