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信息的地缘政治问题已经贯穿世界历史几个世纪之久。自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商业化通讯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同时数百个新兴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信息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得引人瞩目。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场呼吁经济权力从富裕工业化国家到贫困南半球的再分配运动，引发了这一争论，而这场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广泛运动的一大中心则是信息传播和通信技术。这些言论仍有反响却已式微，真正引发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剧变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世界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转变，即焦点从经济的再分配转移到了如何争取新兴产业的失调利润。

随着我们经历历史的急转弯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网络系统和服务不但已成为信息地缘政治问题的冲突焦点，而且也是各个领域投资是否获益的保证。在讲座中，丹·席勒教授介绍了当下世界各地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情况，以及围绕数字网络可能带来的诱人利润而展开的国际竞争。美国虽然仍在战略领域占据主导，但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因素也日益增长。最终，这场较量将愈演愈烈，因为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并不能超越其内在深处的危机趋势。

2016年10月24日晚，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丹·席勒（Dan Schiller）教授系列讲座第一场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1报告厅举行，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荣休教授，丹·席勒教授围绕“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这一话题进行了分享。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维佳主持，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赵月枝教授担任评议人。在讲座开始的致辞中，程曼丽教授对丹·席勒教授的著作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丹·席勒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赵月枝教授则通过对丹·席勒教授学术经历的介绍，回顾了席勒教授从哲学学科转向传播政治经济批判的学术历程。

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现实影响

丹·席勒教授在演讲中用切实的数据介绍了世界各国数字化资本主义情况，深入讨论了数字网络的诱人利益所带来的国际竞争。

丹·席勒教授称，信息的地缘政治问题贯穿了几个世纪。培养专业市场数据、战略军事情报以及内政消息的可靠来源，一直是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通过信息传播影响世界舆论一直是各国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二战以来，随着近百个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信息地缘政治日益为人所瞩目。1979年，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一份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文件，保证每个国家主权完整，自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实际的道路，不受外来势力的影响和胁迫。其中，信息传播在建立这一新秩序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这场运动并没能发挥其预想中的作用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八十年代的社会变动深刻影响了信息地缘政治的发展。对信息的利用由最初的消除不平等逐渐走向了为最盈利的资本集团服务。丹·席勒先生认为，这些改变发生自尼克松时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结构性转变，焦点从经济的再分配转移到了如何争取新兴产业的失调利润，引发了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剧变。

丹·席勒教授深刻关注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他看来，信息技术的资本竞争和逐利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而2007-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到，数字信息技术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而资本主义核心的力量——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网络化的政治经济中不断发展和加速。这种现象被丹·席勒教授称之为“数字化衰退”。自80年代以来，投资组成、劳动价值和消费趋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矛盾的是，传统经济模式下对成本效率的追求，对劳工的控制却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有加深的趋势。当数字网络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雀跃，对互联网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抱有无限期待。然而，随后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期望能借互联网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厄运的美梦。IMF于两个月前发布了如何抵抗经济衰退的建议，而美国智库也发出警告，当下的经济正处于极端的倒退。产能过剩，投资者观望，失业率高企不下，商品价格跳水，交易量萎缩，这些现象都在警示我们新的经济冲击有可能到来，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即使在这一片哀鸣之中，数字产业经济以其光明诱人的盈利前景吸引着无数资本，令人难以拒绝，数字产业的整体资本投资率仍然不断上升。这种现象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之时非常相似，在大规模的凋敝中信息产业逆势上扬，这种“反常”正是由于数字产业的诱人前景。为了要在这一新经济模式中分得更大的蛋糕，了解信息的地缘政治成为了当务之急，主要是对主要的政治力量和大型企业的对抗进行整体性梳理。

美国数字资本主义概况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数字化产业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到2014年，美国的数字化产业从业人员增加了10倍之多。数字化产业不仅仅是我们传统认为的互联网产业，它嵌入和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因此，当我们看待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供应端，像阿里巴巴，还应该同时关注需求端。

以美国为例，尼克松执政时期，数字化投资大大增加。单是IBM在设备方面的投资，就增长了百分之十七，即使是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数字化投资仍增势不减。在2013年，美国在数字化方面的投资就达到了3310亿美元，仅仅35个国家的GDP能够超过这个数字。不仅是像Google, 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投资，美国方方面面的产业，如军队、银行、制造业、农业、零售等，都在加大对数字化的投资。

自二战以来，军队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深远，军费投资的领域，都大量吸引了商业资本。美国拥有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只海军舰队，在177个国家都有军用基地，因此美国在军用信息通讯技术的需求如此之大，其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是最重量级的互联网巨头的投入的7.6倍之多。有一位副国防部秘书长曾说，信息技术让美国军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银行业对于信息技术的投资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银行业务的扩展，新产品的开发对数字化需求促使银行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投资。以美国银行巨头摩根银行为例，2007年银行的IT员工有2000人，数字化投资达到了70亿之多，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摩根银行继续增加其对信息技术的投资。这足以说明银行业对于信息和数字化技术的重视。

制造业、农业和零售业也都是数字化技术的需求大户。早在八十年代，制造业就开始紧跟信息技术发展的脚步，如数字化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业信息系统、早期工业机器人等。工业制造品与信息技术的联系紧密，甚至都可以称他们为信息产品。现代商业化农业与数字化技术的联系也十分紧密，比如孟山都公司雇佣科学家，通过模拟天气状况，生成并评估不同天气和土壤状况下作物的生长数据，并与另外的农业机械制造公司合作，通过安装在农业拖拉机上的软件搜集天气微系统和具体的土壤状况，最后把这些数据卖回给农民，帮助他们增加收成，同时依靠数据赚取利润。沃尔玛是非互联网企业中数字化技术投资最大的公司，他们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来对存货和销售信息进行数字化，优化存货系统和销售信息管理系统。但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后来居上，在数字化技术创新方面击败了沃尔玛。跟银行一样，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这些行业仍十分重视对数字化的投资。

欧洲、日本的数字资本主义

当下电子信息行业的投资回报丰厚，发展迅猛，各国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需求来源于互联网作为商品化平台的功能：云计算、物联网、5G无线服务、企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等。这些是新的商品化项目。数字化技术产业不断发展，智能城市、在线教育、生物技术、在线医疗、在线政府等，这些都是当下回报最高、资本最集中的领域。丹·席勒教授提出，许多人所相信的政府可以成为数字化技术发展的直接获利方是不正常的。

丹·席勒教授强调，尽管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政治危机的趋势还没有被克服。互联网压倒性的成就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互联网的影响植根于2007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在经济滞涨的时候，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标志着网络服务在危机处理将起到主要的作用，而资本也将承担起主要的治理工作。全球贸易体系从生产、流通到销售阶段，重新围绕数字化技术进行改革创新。数字化影响了所有的行业和公司。丹·席勒教授称，没有人能成为这场历史浪潮的旁观者，数字化不是一个可要可不要的选项。这也是为什么信息的地缘政治受到如此大的关注。然而，在这场持续的浪潮之中，没有哪个公司或国家是能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逐渐向多极化政治经济格局转变。

欧洲富裕资本国家自二战重建工作以来，就与美国相互竞争，在高科技创新发展加大投资。然而，美国国内对于电子信息行业的大力支持使得美国企业有相对于欧洲企业的绝对优势，但美国市场仍然是向所有企业开放的。欧盟虽然公开否认对欧洲企业有特别待遇，但他们确实为本土信息行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和监管上的支持。斯诺登事件让欧洲各国开始意识到数字化时代保护国家隐私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德国在数字化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美国，这促使默克尔政府加大了在研发上的资金投入，以推动欧洲的数字化。欧盟把美国当作是在数字化发展上的头号敌人，对美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屡屡设限，保护本土企业。但是，欧洲对美国的数字化抵制受到了其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影响。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战争，以及英国脱欧都给欧洲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欧洲国家民族主义抬头，右翼政党有上台的可能性，欧洲一体化趋势受到威胁。就目前状况来看，欧洲内部持续的混乱正阻碍其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对欧洲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抵制，美国表现出十分强硬的立场，政府大力支持资本的数字化扩张。

日本也是在数字化资本主义方面发展迅猛的一极。在二战后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进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同期美国的经济崛起。到了90年代日本开始发展电子产业奋起直追，但其电子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其第三经济体的经济水平并不匹配。即使安倍上台后有扩大电子行业的政策支持，但日本失去的两个“十年”造成的差距，以及日本与美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捆绑，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实质上的威胁。

金砖五国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情况

丹·席勒教授用翔实的数据介绍了金砖五国的数字化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巴西在经历了殖民主义、独裁统治的历史后，于1985年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进入21世纪，巴西也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包括在数字技术领域的霸权。然而，2014年巴西经济下滑和国内政局动荡使得巴西对美国的数字霸权挑战无疾而终，新上台的保守派表现出右倾的倾向，巴西作为金砖五国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被美国分化；南非1994年民主化之后，执政党采取了与跨国资本媾和的道路，但进入21世纪其多数地位逐渐受到少数党的挑战，无暇顾及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印度保护主义传统浓厚，但后来开放市场之后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资流入增加，实际上限制了其本土企业的发展。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谁就拥有了经济主导权。莫迪政府选择了与美国结盟，增加合作机会，来换取经济上的发展。虽然印度的网络发展空间巨大，但印度对美国的依靠决定了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俄罗斯属于与美国对抗比较直接的国家。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政治的“进攻”反而引起了激烈反抗，且俄态度强硬。俄罗斯提倡本土数字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域名的本土化，来加强对俄罗斯网络的控制力，以此来对美国霸权进行对抗。但由于俄罗斯目前发展的水平限制，它的挑战仍不能对美国霸权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丹·席勒教授最后谈到了中国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数字化道路完全有别于其他金砖国家，它并没有依附于强国的发展，而是通过走向国际市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实现了自我保护和主权的完整。中国的发展是比较聪明的，在引入外资的同时实现技术转让和产业升级，扭转了对外资的依赖，甚至开始推动本国资本走出去，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转让方面中国企业仍受到了美国的种种阻挠，而且中国新兴的互联网巨头的底层架构是基于国内的市场，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在国内市场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市场。丹·席勒教授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市场规模很大，同时，没有一个国家或机构可以垄断一个行业。新的模式还会出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增加其对美国在竞争中的话语权。像阿里巴巴这样有意走出去的互联网企业，国家可能通过给予相应的支持，来减少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中美在数字化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国内更多持有消极的态度，认为中美会走向对抗。比如去年习近平书记访美接见硅谷企业领导人的消息在美国精英层当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应，认为中国取而代之的野心十分明显。就这一问题，丹·席勒教授表示，具体走向还要看未来两国是否能够在发展上达成共识或寻求共同发展的土壤。

丹·席勒教授最后提到了互联网治理的问题。在2012年迪拜峰会上，美国在是否应该在国际电信联盟的框架下讨论互联网的规制问题持反对意见，但其游说并没有得到各国的支持，此后斯诺登解密事件揭露了美国对于世界各国包括其盟友的监视。这两个事件使得互联网治理有了新的动向。美国把持互联网的态度有所松动和软化，以美国主导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在分析各国之间的斗争发现，国际的团结局面，包括在金砖国家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瓦解，这可能是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化衰退斗争的一个节点即将出现的标志。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国内的精英也创见性地提出了要和中俄合作来制定国际秩序，进行共同的管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回应美国实力削弱的趋势。但是这种意见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前助理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化，希望通过有力手段来挽救这样的局面。

美国的霸权地位动摇，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出现了削弱的现象。连菲律宾这样的前殖民国家也开始对美国进行指手画脚。丹·席勒教授认为，美国虽然仍在战略领域占据主导，但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因素也日益增长。最终，这场较量将愈演愈烈，因为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并不能超越其内在深处的危机趋势。

讲座评议

赵月枝教授首先进行了点评。她谈到，丹·席勒教授的到访使她想起了达拉斯·斯迈思对中国的访问。1971年达拉斯·斯迈思造访中国，来到了北京大学，开始了中国学者和西方批判学派的交往。彼时正值第三世界解放浪潮风起云涌，美式现代化范式受到广泛质疑。斯迈思以他独特的学术视角进行反思：有没有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消费道路，能够为传播带来新的期待？为此，他来到中国，希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下的民主传播实践。回到加拿大之后，达拉斯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批判学派的中西交流开始于达拉斯的造访，相比达拉斯，丹·席勒的到访得到了更多师生的关注。由此，赵月枝教授表达了对于中国学术界发展和传播批判交流加深的期待。

讲座的最后，程曼丽教授联系当下中国传媒研究的现实谈了自己的感悟。程教授称，反观我们国家的传媒研究，置于市场经济背景下，以技术逻辑为主导的研究占据绝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将目光集中在技术和平台调整方面，对于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和福祉充满了期待，而忽视或缺失了对技术依赖的批判性的、理性的思考。丹·席勒教授为我们展示了理想光环包裹下的互联网数字世界的另一方面，即资本的全球扩张，互联网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关系。丹·席勒教授的历史思维、全球格局，以及深刻洞察力，对于当下研究者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启发，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把握传播领域现象背后的根源，以批判的思维去突破和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认知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