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3日 05 版）

最近，西方世界颇不太平：美国总统选举出现“邮件门”事件等，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内战引发欧洲难民潮，暴恐事件在欧美频频发生……很多国际人士惊呼：西方怎么了？中国有一句老话，“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西方国家出现的这些治理乱象，应从其制度体系、治理模式、价值观念上找根源。以个人权利至上、多党竞争、选票政治、金钱政治等为标志的西方制度体系、治理模式、价值观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何警示意义？如何在比较和辨析中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本期观察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编 者

西方社会乱局的制度性根源（人民观察）

韩震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的现象，如金融危机、经济停滞、暴恐频发、难民问题、选举乱局、民粹主义兴起、右翼极端主义暗流涌动、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等。面对这些乱象，西方国家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开出药方，也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掣肘中难以有效施治，西方社会似乎失去了自我调节以达到自愈的能力。这不仅让自视很高的西方世界感到尴尬，而且也在侵蚀和消解着西方社会的自信心。

西方国家的乱局绝不是偶然现象，更不是由于运气不佳。实际上，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根源。

对个人主义的放纵不断侵蚀公众利益

自由与民主曾经激发了西方人的创造精神和西方社会的活力。但是，当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其斗争对象——封建主义后，其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就出现了癌变的趋势。按照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理解，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的理想会落入个人狭隘利益的窠臼。欧美社会的现状证明了这个趋势的确客观存在。

美国学者贝瑞和威尔科克斯发现，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层面存在着一个难解的困境。这就是说，在一个所谓“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地（有时是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便其主张可能会伤害他人，并且可能不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困境在于，如果政府不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取消了他们的政治自由。当人们处于自由竞争状态时，这种利益的博弈还是可控的。但是，当资本的力量借助垄断发挥其能量的时候，利益集团就可以借助不受约束的自由压倒普通民众的自由。按照这两个美国学者的说法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下，利益集团一直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实行一些损害一般公众利益而有益于小部分选民的政策。” 普通民众没有足够的财力组成政治团体，也不可能形成增进自己利益的政治议题，而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却能操纵政治进程和议题。

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利益集团是一种癌，在西方国家机体内扩散却得不到遏制，使国家机体逐渐腐败、虚弱。譬如，有美国学者经过调查发现，美联储在治理中存在严重的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曾用秘密的应急贷款来满足华尔街大型利益集团的需求，包括大力支持那些列席地区联储银行理事会的银行家们。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华尔街的大亨们引发了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却依然能够享有超高薪酬。

资本垄断和财富集中激化社会矛盾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西方国家曾经进行了某些改革，使不平等现象变得温和了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但是，苏东剧变之后，资本主义的本性再次暴露无遗：它不断扩张自己的欲望，压缩劳动群众的利益空间。有西方学者指出，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对社会公平正义带来威胁。

近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很多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摆脱了中下层民众的压力和公平价值观的约束。为了转移矛盾，其社会上层人士还在政治上操纵议题，把工人阶级利益被剥夺说成是国外竞争和外来移民的结果。实际上，真正的祸根仍然是资本的集中与垄断。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指出的，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此外，在美国，机会不平等在最近几十年里显著加大了。关于不同社会阶层在考试分数、完成学业的时间、选择的职业以及收入等方面的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这种机会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趋于缩小，而现在则在不断扩大。这就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实际情况更加严重。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的说法，收入增速比顶层1%的人群更快的人群只有两个，就是顶层0.1%和顶层0.01%。显然，西方社会的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减弱了。

在历史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大，这是其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但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当今美国，个人改变出生时社会阶级属性的难度要高于欧洲。另外，美国的教育也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超级精英无节制地将资源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公立学校则资源匮乏。这是一种新的封闭：精英教育越来越只适用于上层社会。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或所谓“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现在，资本的任性促使资本主义再度野蛮化，从而引发了许多其自身难以化解的社会问题。

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导致劣质民主

经过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争取，西方国家的民主在一个时期的确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但是，很多西方国家在制度上把民主仅仅理解为政治权力的票决。这不仅缩减了民众的民主权利，而且为资本的操纵留下了很大空间。被资本控制的“民主”操作，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为攫取权力进行不择手段的争斗。这不仅撕裂社会，也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认为，美国是被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精英阶层是社会议题和进程的真正决策者，“民主”实际上是糊弄大众的幻象。为了博取选票，党派竞争演化为演讲技巧甚至“颜值”的比拼，而真正的治理规划和理念却被遮蔽了。不同党派选出来的候选者往往不是真正有经验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者，而是一些巧言令色、善于用许诺博取好感的人。让美国人感到烦恼和无奈的这一轮总统选举，是这一趋势的最新发展。这些人上台之后，就把自己竞选时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即使有些人想有所作为，但考虑到连任的需要，也不敢真正进行触动利益集团奶酪的改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承认：“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当执政者没有连任顾虑的时候，其执政岁月也所剩无几，已经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可以改变。对此，一些美国人调侃道：现在看来，他基本没有改变什么，连关闭关塔那摩黑监狱都无法兑现。他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的头发变白了。

奉行干涉主义危及自身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

垄断资本所支持的军工综合体以及在殖民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霸权，促使西方国家任性地干涉他国事务，不仅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甚至战争，也危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

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综合国力优势使得人口仅占全人类人口一小部分的西方世界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这就促成了西方的傲慢。西方高人一等的霸权意识致使它们奉行干涉主义，不仅摧毁不符合其口味的国家的社会秩序，而且耗散着西方自身的力量。当前，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已经有捉襟见肘的态势：一方面，西方的干涉不仅没有给其他国家带来文明，反而使其陷入烽火连天和水深火热的境地；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高额军费，也动摇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影响了其国内的民生发展。另外，让干涉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是，西方国家引起的战火造成了大量难民。这些难民不断涌向欧洲，给欧洲和国际社会造成很大压力。哪里有野蛮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被干涉国家的人民变得更加反美、反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是反美、反西方倾向的极端化。

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西方国家不能平等地对待非西方国家。在欧美人看来，非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国家不能积极看待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反而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新兴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看作是对自己霸权的挑战。西方人惊呼：“我们正处在实力从西方转向亚洲的历史性转折点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让西方人低估了非西方文明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断用所谓“再平衡”“接触中的遏制”等举措来围堵、压制中国，这种行为将在更大程度上消耗西方国家的物力和道德资源。实际上，只有允许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世界事务和全球治理，才能建立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从这个角度说，西方国家确实应该进行比较深入、比较彻底的制度性改革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当今聚焦）

张维为

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很多国际人士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相对比，认为中国道路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它不仅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从而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坚持“实践理性”，避免制度偏见。西方国家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来评判世界。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的内涵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只要别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不一样，别国就是错的、过渡性的；如果不改变，最终是要崩溃的。但中国坚持运用“实践理性”观察世界，发现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以西方标准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两大类，已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元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对世界上的国家治理进行分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大类。“良政”可以出自西方模式，因为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但相当多西方国家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因此，“劣政”也可以出自西方模式，采用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而失败的国家屡见不鲜。

在国家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建构方面，中国的探索可谓艰难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美国政治制度，但很快发现水土不服，整个国家陷入军阀混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持实事求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胆而审慎的改革。这种“实践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成功避免了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政治浪漫主义，也成功避免了认为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经济浪漫主义。

坚持开放包容，避免固步自封。由于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们习惯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冲动。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失败甚至绝望而告终。

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到北京，希望邓小平同志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同志回答道：“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西方国家借鉴了很多有益经验。从引入生产线到引入企业管理模式，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发展，从发展互联网经济到发展各种高新产业，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对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吸收借鉴。但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比如，中国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变成一个大规模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国际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台阶。又如，中国热情拥抱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互联网革命，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目前已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在世界上最大的10家互联网公司中，4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就显得过于固步自封。不少西方人真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代表了“历史的终结”，结果骄傲使人落后。以美国为例，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创造了美国国力连续8年下降的纪录；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再次暴露了金钱政治、社会分裂等严重问题。从欧洲来看，多数西方国家也面临难民危机、债台高筑、经济低迷等难题。

坚持民生为本，避免空谈民主。西方政治文化谈得最多的是西方国家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却在非西方国家频频遭遇失败。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外来的价值与这些国家老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严重脱节，导致政治机器空转和无穷的政治纷争、动乱甚至战争。“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迅速褪色，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面临类似情况。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导致西方国家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西方政坛今天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的一句名言：真蠢，问题出在经济！大多数西方民众最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民生为本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它把人民当作国家的基石，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当成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民心向背”的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坚持民生为本，不仅是指党和政府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指国家的制度安排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为人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为本的理念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难题也有重要启迪。

坚持综合创新，避免简单照搬。综合创新能力较强，也是中国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善于学习、长于综合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历史上，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比如，中亚民族发明的二胡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乐器，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成了中国的“国球”。社会主义理念也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日本、德国等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在开发区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经验，等等。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外国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创新。

从更大范围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离不开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我们把选拔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单纯依赖选举的政治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了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制度。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展现了独特优势和竞争力。在法律领域，我们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等弊病，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橘化为枳”细思量（思想纵横）

彭国华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典故，少时已耳熟能详。但不事农桑的我，对“橘化为枳”的机理毕竟有几分隔膜。寓居京城多年，我这个“江南游子”领略了南北风物的种种差异。有一个亲身经历，使我对这一名言有了真切体验。

紫苏是我的老家田间地头常见的一种植物。儿时，母亲常将它的叶子作为烧鱼的佐料，鲜香无比。来京之后，为了留住这一饱含儿时记忆的“乡愁”，我托人从老家带来一些紫苏种子，种在阳台上的花盆中。然而，待它们长成之后，其叶的色、香及其作为佐料入菜后的味道，与儿时的记忆大相径庭。种子没有变，但它们生存的水土环境发生了改变，其产物就可能发生了“质变”。这一生活经历告诉我，嫁接有成功的，但更多的则成为“橘化为枳”的一个现实注脚。

有过与我类似经历的人，对现今国内外一些人着力鼓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西方模式，恐怕就会多几分理性和清醒、多一些反思和考量。以“宪政民主”为例。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制度模式无疑具有“普世”意义：西方可以用、用得好，我们也可以用、应该用。这一看法是否经得起推敲和检验呢？我们不妨追根溯源，考察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从其“播种”阶段即原初设计来看，“宪政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针对的是人民大众的直接民主或所谓“泛民主”，目的是避免所谓“多数人的暴政”，捍卫新兴资产阶级以占有和支配私有财产为核心的个体自由。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如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赛亚·柏林的《自由五论》等，找到其历史线索与理论依据。由此来看，一些人将“宪政民主”描述为“依宪执政”“多党竞争”“代议民主”“三权分立”等，其实并没有触及这一制度模式的本根，乃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望文生义，掩盖了它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对人民大众设防的初衷与本质。

进一步看，西方“宪政民主”模式所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在今天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即使是在所谓“民主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这一教条也已被放弃，相关的规制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对遗产税的规定和征收越来越严格、比例越来越高：一般从8％起征，最高可达到55％。也就是说，今天美国的资本家和富豪们尽管在世时可以享受累退税的好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他们一辈子积累的财产，可能有一半以上在去世后要“充公”。这样一来，很多富人宁愿把财产的绝大部分投入慈善事业或转赠给朋友，也不愿意缴纳高额的遗产税。因为前者还可以图个好名声，而后者纯粹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以往国内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往往把美国富人的慈善活动作为他们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典型案例。其实，一些美国富人做慈善，除了公益方面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了逃避高额的遗产税。

正因为所谓“宪政民主”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远远背离了它的初衷，所以它的适用范围越来越窄，常常被局限于几年一度的投票大选上。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即使是所谓总统大选，投票率也越来越低，以致候选人不得不通过电视传媒等大众娱乐工具，把自己打扮成“准娱乐明星”，以吸引眼球、招揽选票。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其名著《娱乐至死》一书中，对此有过生动描述和深刻揭露。

我们的先贤孔子在谈到察人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意思是说，根据说话办事的动机、过程及心态来考察一个人，他的本性又怎么能隐藏得住呢？察人如此，考察一种制度模式更应秉持这一态度。对于西方“宪政民主”乃至广义上的西方模式而言，不考察它维护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与初衷，不考察它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状况，不考察西方国情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企图将其简单移植到当今中国的社会土壤中，会开出怎样的花、结出怎样的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绝不可忘记了“橘化为枳”的古训。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