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西方模式，人们就想起市场经济，但是那种模式现在也许只能在教科书里才能找到，因为现实中的西方模式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分析到，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回归二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主张守护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制度。保守派则试图将这些制度连根铲除，想把美国拉回镀金年代。理解这一悖论是理解当今美国的关键。事实上，这也是理解当今西方模式的关键。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历史上西方国家制度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从市场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回归，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定型达到顶峰。第二次转型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的回归。而目前西方正面临第三次制度的转型，准确地讲正陷入一种政治与经济的迷失之中。

开始于14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一次制度革命，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它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所以，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

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他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而不是民主，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问题所在。

不错，从产权所有制来看，西方社会依然是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但是从社会分配来看，不断提高的累进税，社会福利等等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经济体制。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病，我们可以不是社会主义者，也可以进行改变，那就是通过提高财产累进税，提高所得税累进税率以减少税后收入，化解社会不平等现象。这样既可以保有私人经济的效率，又能实现社会的总体平等。但是，问题是生产与分配是不可分割的，设想生产是私人的，但是分配是社会的，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对此哈耶克讲到，事实上我们不能根据某种社会公正或者分配公正的标准进行收入分配，这种企图很可能会毁掉市场秩序，结果就是平均主义与吃大锅饭。

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而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同时，时至今日，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到底是资本主义使民主陷入困境？还是民主使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停滞？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前者认为那种所谓对资本有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利的，事实并不是如此。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然会带动社会共同富裕也是不真实的，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常常以牺牲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经济自由并不能使社会走向自由与繁荣，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而是走向受资本统治的奴役之路。

后者则认为正是民主导致高工资，高福利与高税收，由此压制了资本的积累，破坏了产权制度，使得资本投资无利可图，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因为显然如果没有投资，自然就没有发展。民主不仅使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停滞，而且也使民主自身难以为继，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支撑越来越高的工资，越来越高的福利，越来越高的税收呢？所以，事实上民主并不能使社会走向共同富裕，而是使社会走向一条共同贫穷与受集权统治的奴役之路。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接受一次采访中曾经讲到，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在于以往的所谓左，中，右都走不通了，左派意味着一些价值：促进平等，或至少限制不平等；为团结而行动，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保护弱者，特别确保穷人的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中派即第三条道路理论，指的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简单来说，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奉行类中庸之道的福利社会。右派模式，即实际上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模式。之所以都走不通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主张的价值观改变了，而是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在一个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老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了，世界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打开了，而且没有人可以关闭它。

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可以说目前美国与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

作者简介：鲍盛刚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