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心巩固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和军事成分的联合，预示着它可能打破单极化，抵消现在西方保持的霸权，这已经引起华盛顿和它影响下的国家的惊恐。

北京—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在人口方面是个巨人，共拥有15亿居民。从地理观点来说也很大，它的面积达2900万平方公里，三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2%。其中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和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这个新的轴心已经形成，同时它在有争议的地区在陆、海空领域具有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OTAN）实现平衡的军事实力，这是北约和与北约及五角大楼有联系的智库的分析都承认的。

走向多极化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根据它们的政府的决定，在世界上成为战争冲突或政治上有紧张争议的广大地区落实战略上的合作。它们对遭到侵略的国家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人民，在协调的框架内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因而扩大它们的影响力，这影响它们周边的冲突以至国内安全，而且也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发展广泛的关系。特别是在华盛顿和欧洲更多地集中于它们“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地方，发展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它们接近，比如与拉丁美洲的权力轴心发展关系。为此，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这个地区开展积极的外交并不令人惊奇，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亚瓦德·扎里夫最近访问6个拉丁美洲国家就表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接近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想法。无疑这是由塔克菲里（takfirí）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催化而成的，这些团体的成员中有来自俄罗斯和中国领土的恐怖主义运动和雇佣军的成员，恐怖主义对这些国家构成一种不能忽视的威胁。以中国为例，它的武装力量与叙利亚政府接近—在俄罗斯和伊朗与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达成的协议保护下—是一种具有战略性质的变化，在国际冲突的领域这是中国引领的方式。

这样，根据亚洲在线网萨尔曼·拉菲的分析，2016年8月中国海军少将关友飞率代表团对叙利亚的访问是一种“外交上的运作”，是对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军事和政治挑衅的回应。中国的存在也使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国感到有压力。中国因素在加入“三方联盟”的问题上被用来在一些阵线上施加外交和政治的压力，这样避免西方大国和它们在中东的伙伴推翻阿萨德政府，因而在俄罗斯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靠近伊朗有一个行动的基地。必须注意到中东和中亚地区对中国所代表的地缘战略因素，因为中国经济收到它所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近50%经过那里。

早在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上说，CICA应当变成一个关于安全对话和相互合作的平台，应当建立一个防务磋商机制，以便建立一个回应重大紧急情况的安全中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罗哈尼出席了那次会议。习近平是在签署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历史性协议之前说这些话的，该协议的金额达到4000亿美元。他的讲话应当被解读为这项协议除了合同的巨大数额所包含的地缘战略的结果。伊朗总统罗哈尼出席了这项协议的签字仪式，从那以后伊朗政府也与这个亚洲巨人（中国）的企业开始对话，签署协定和合同，而且为开发、建设港口和铁路，甚至为勘探石油天然气的项目提供资金。

2015年4月，在第四次关于国际安全的莫斯科会议上伊朗宣布它准备与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共同回应来自西方的威胁，进行全面合作，这种威胁主要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导弹的战略，这直接影响到德黑兰和北京的政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看作是首要的敌人。伊朗国防部长侯赛因·德坎在那次会上说，“我们的国家愿意支持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多边军事合作的思想，以便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扩张，应对北约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我相信我们能够与北京和莫斯科一起保持三方的对话。为此我们已经讨论了地区安全的某些方面”。

第四次关于国际安全的莫斯科会议成为一个完美的场所，让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宣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特别是美国以及其他世界大国并不准备继续观察，而是采取行动，根据国际法不允许在西方国家有争议的国际行为带来干预的后果。在双边和三边会议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代表团确定了一些关键的事项：第一，三方的合作应当是新的多极秩序的基本点之一；第二，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认为在与欧洲和美国有关系的军事领域制定一项战略行动计划是首要的事情；第三，中东和中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反对西方的霸权有利。这个新的轴心被某些人称之为“欧亚三方协约”，它正在巩固一个漫长的政治、战略、外交和军事的一体化进程。

一种有多项目标的联合

中国的兴趣不仅限于贸易领域，其想法是走向地中海，更直接地进入欧洲市场—如同在古代它拥有的丝绸之路那样—今天北京想全力复兴丝绸之路，中国与有关国家正在达成的所有协议和项目都是根据这个想法进行的：铁路、港口、道路、海运和能源等，在这里俄罗斯和伊朗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这个许多国家介入的全球化贸易领域也与中国国内治安的因素有关。中国政府有兴趣抵消位于西北边界地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恐怖分子的存在与活动，该自治区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在那里活动的恐怖分子的团体有很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这些恐怖主义团体正在形成和取得经验的地方有理由关注相对的安全问题，在侵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中这些恐怖分子的团体曾经参与。

这与俄罗斯联邦的立场非常相似，俄罗斯也将此看成是消灭恐怖分子的机会，在它的边界之外有数千名车臣和塔吉斯坦恐怖分子，当这些“战士“回到他们的共和国的时候，对俄罗斯的安全可能意味着一种危险。2007年在北高加索恐怖主义团伙宣布成立所谓的“高加索酋长国”，欧亚观察的研究员马尔塔·特尔指出，“这标志着车臣起义的恐怖主义航道一种彻底的转向。马贾多夫的顾问多库·乌马罗夫最终放弃了争取车臣独立的斗争，以便领导自称为‘高加索酋长国’的机构，这是一项以‘沙里亚’为基础的国家计划，它可能占领作为俄罗斯联邦组成部分的北高加索的一些共和国”。

这里也有中国政府减缓在南海经历的紧张焦点的目标。美国通过它在亚洲的伙伴国家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施加压力和进行挑衅，美国将在韩国部署反导“萨德”。塔斯社认为，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这将在本地区打开一个“潘多拉盒”。中国决心打击数千名定居在叙利亚的维吾尔“志愿者”，包括在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拉卡市，那里有一个居民区多数人是维吾尔部族团伙的成员。俄罗斯政府和伊朗政府对影响到它们社会的恐怖主义团伙有广泛和具体的情报数据，但中国人没有这些数据，因此他们需要工作，对可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活动的每个恐怖主义团伙搜集资料和进行情报分析。华盛顿和它的欧洲伙伴控制着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动，倾向于给北京制造不稳定。

此外，这个北京--莫斯科--德黑兰的轴心决心与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沿岸的君主国的政府对抗，这些国家的政府向恐怖主义团伙提供大量资金、武器、后勤支持和情报，为恐怖分子开放它们的边界，这些恐怖分子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社会已经犯下很多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华盛顿的“幕后领导”战略的框架内进行的，从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至今已经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包括在东地中海和马格里布地区。

美国的这项战略清楚地包括三项军事联合的侵略：首先在马格里布对利比亚的侵略—由法国和英国发挥主要作用，其次是在东地中海对叙利亚的侵略—由塔克菲里的恐怖主义团伙发挥主要作用，这得到土耳其、约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封建君主国的支持—第三，在中东对也门的侵略，在那里的活动由瓦哈比塔（wahabita）君主国领头。上面提到的所有军事联合都号称“打击恐怖主义团伙”，但是结果遭到成惨败。这是一种可耻的犯罪行为，甚至是企图将西方和它的中东伙伴的不称职最小化，借口是它们支持“温和的反叛者”。在谈到塔克菲里团伙的时候，并不存在“温和的反叛者和极端的反叛者”之间的区分。遭到这样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经济手段、装备或是没有情报，而是因为西方的目标是肢解利比亚，使叙利亚巴尔干化，制造地区的不稳定，保持统治的霸权，拒绝这些国家居民的权利。

三个国家巩固这种想法不仅在政治上进行协调，也在军事上进行协调。俄罗斯和伊朗已经做出了某些决定。其中之一是允许俄罗斯使用伊朗西部的哈马丹空军基地，使俄罗斯的TU-22M3轰炸机满负荷的航程可达到2500公里，就近攻击在叙利亚活动的塔克菲里团伙，用这种方式使歼灭恐怖主义团伙更加有效。使用该基地是德黑兰和莫斯科之间军事协议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伊朗政府将装备最现代化的S—300PMU2导弹系统，这种导弹的有效性非常接近S—400的先进水平，伊朗遭到西方的批评，西方指控俄罗斯提供这种导弹是“不合法的”。这种指控更多是隐藏着惊慌和恐惧，特别是以色列，通过它的主子美国表达出来。

哈马丹空军基地不仅允许使用一条跑道供更有效的轰炸机起降，满载打击恐怖主义团伙的装备，而且为保护使用基地，同时用一种能够保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现代武器设备装备伊朗的防卫系统，伊朗经常受到以色列统治者通过战争宣言进行威胁，特别是在讨论伊朗核计划的时期。S—300PMU2防空导弹系统由8个发射器组成，装备在运输车上。每个发射器斜面上有4枚导弹，能够同时跟踪的空中目标多达100个，在200公里的距离内针对其中的32个目标发射导弹。

俄罗斯使用伊朗哈马丹空军基地是向西方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俄罗斯和伊朗之间正在共同工作，对此还要加上中国政治上的支持—甚至它们在军事领域的接近，可能部署军队支持反对恐怖主义团伙的斗争，与叙利亚阿拉伯自由军和真主党民兵开展的联合行动已经收到了效果，这种情况表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领域应当做的事情。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联合开始应对西方针对些国家施加的压力、封锁、制裁和侵略。不论是直接进行施压或是通过对领土的要求施压，比如在中国南海，通过干涉推翻政府，建立亲西方的政权，比如在乌克兰就是这样做的。在俄罗斯西部的边界上竖起一道军事的墙，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或是强制和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1979年伊朗革命胜利时就开始打压伊朗，借口伊朗的核计划加大打压的力度，指控伊朗有所谓“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心。这是为了开展更加恐怖的行动的借口，歪曲伊朗的政治观点，操纵舆论，操控国际机构，违反国际法，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制裁。华盛顿进行的经典赌博之一是制造恐慌，为了进行制裁而施加压力，指控伊朗，制造不稳定，企图推翻不顺从美国的那些政府。

关于第四次莫斯科有关国际安全的会议，马迪·纳泽罗亚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俄罗斯-–伊朗之间的同盟对美国来说正在变成最糟糕的噩梦。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对此做过预测，他曾警告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将形成一个欧亚合作的轴心，挑战美国和它在世界上的盟国的优势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个欧亚联盟可能作为“一种中国—俄罗斯—伊朗的联合”而出现，以北京作为中心点。对中国的战略家们来说，应对西方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联合最有效的地缘政治平衡砝码可能是组成一个适当的同盟，在波斯湾—中东地区将中国与伊朗联系在一起，在前苏联地区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

像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如此重要的国家在不同的领域合作，如经济、政治、能源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将从梦想变成现实，这对摇摆的西方的霸权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是一种催化剂，但愿有越来越多和对现状持有异议的国家确定走自己的道路。这个三方联盟：北京--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在国际政治决定的领域是一个好消息，一个积极和令人鼓舞的消息，它将走上结束单极化的道路，向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的“单色调”的选择。现在是世界进行翻转的时候了，一个好的开始是对霸权主义的权力制造噩梦，如果这是三重的，那就更好得多，尽管西方的媒体企图将它最小化。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9月4日拉丁美洲南方电视台网页文章）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