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十三年后，2016年7月7日，英国公布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称为《齐尔考特报告》，它检讨了英国在前首相布莱尔当政时期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和后果，称英国选择加入“入侵”伊拉克行动时，军事行动并非“最后手段”，政府低估了入侵后果。这份报告在英国全民公投确定脱离欧盟仅仅两周后公布于众，被外界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英国的战略转型大局已定，今后很可能不会再跟随美国“摇旗呐喊”了。

紧盯伊拉克战争不放

报告的主导者是已经77岁高龄的约翰·齐尔考特爵士。他是英国枢密院顾问官，曾历任英国政府政务次官等重要公职，负责协调管理过警察事务，也曾专门负责对英国军情五处和六处的监管工作，现在仍是英国一家独立的政策智库——警察基金会的主席。齐尔考特在安全与情报领域经验丰富。2004年，英国成立专司调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问题的五人专业委员会，他就是当时的成员之一。委员会由罗宾·巴特勒男爵主导，由于调查时间较仓促，最终出台了仅196页的所谓《巴特勒文件》。文件认为，伊战前，英国情报部门对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存在严重缺陷，但没有证据表明情报遭到蓄意歪曲，并强调该情报错误是一个“集体性错误”，不应由某个人单独承担责任。这一调查结果遭到诸多质疑。

2009年布莱尔下台后，在反对党与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布莱尔的继任者布朗宣布成立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新的委员会由齐尔考特负责。而齐尔考特的此次调查，无论在时间的长度上（7年），还是在认真程度上都更让人信服——调查过程中，他约谈了当时的卸任首相布莱尔、现任首相布朗，及其他120余名高层人员，搜集、调阅了包括布莱尔私人信件在内的大量情报资料。最终，多达260余万字的报告才得以出炉。

在《齐尔考特报告》全文中，多次使用“入侵”一词来描述2003年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报告称，“这是二战以来，英国首次参与并以完全规模来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报告指出，事前，英国情报机构提供错误情报声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造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事后证明，并没有在伊拉克找到这些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出“当时的决策者基于有瑕疵的情报做出参战决定，开战理由和战后计划都不充分”。

报告得出结论称，英国选择加入“入侵”伊拉克行动，而在当时军事行动并非“最后手段”，“尽管收到明确警告，但布莱尔政府仍然低估了入侵后果，关于伊拉克进入后萨达姆时期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远远不足，政府没能达到既定目标”。

随着这份调查报告的公开，布莱尔写给布什的数十封秘密信件也被公诸于众。这些写于伊战爆发之前的信件，暴露了两人曾就联手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事进行过暗下承诺。在一封写于伊战爆发前八个月的备忘录中，布莱尔告诉布什：“无论如何，我必将与你同在。但现在应是坦率地评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而在另一封写于“9·11”事件发生之后的信件中，布莱尔对布什说：“先动手，再解释。”布莱尔本人也在调查报告出炉后随即召开记者发布会，对其决定参与伊拉克战争所犯下的全部错误“承担所有责任”。

英媒的“战争结算”

《齐尔考特报告》公布后，英国媒体纷纷发声，依据报告内容，重新“结算”英国的伊拉克战争，表示参与发动伊战并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给英国带来了惨痛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方方面面的，主要存在于英国的国际环境、外交形势、国家安全、财政与军队发展等方面。

从国际环境方面，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并未实现英国政府2003年描述的战略景象，教派冲突更加严重，国家团结与稳定时刻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至2009年撤军时，伊拉克方面至少15万人丧生，其中多数为平民，流离失所的百姓数量超过100万。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借机崛起、“基地”组织的死灰复燃，以及对埃及、叙利亚甚至土耳其局势的连锁反应，伊战后的中东局势更加恶劣与复杂，继而引发的“难民潮”和“暴恐袭击”，更使本已久别战火的欧洲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而从外交形势方面看，英国完全不顾欧盟内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参与伊拉克战争，将欧盟内部的分裂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也造成了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民众间的猜忌与不信任，从而成为英国最终“脱欧”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内安全方面，2005年爆发的伦敦“七七爆炸袭击”，共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是恐怖组织对英国出兵伊拉克的直接回应，从此英国国内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国内安全形势异常严峻，乃至英国人赴中东出游都不敢自称英国人，英国企业对于投资伊拉克顾虑重重，这也导致英国对于后来欧盟“摊派性”接纳大批叙利亚难民存在严重抵触情绪，从而加速了英国脱欧的进程。《齐尔考特报告》在7月7日发布，无疑有告慰11年前那起恐怖袭击案受害者的因素。

此外，在财政与军队建设方面，伊战中，英军共投入4.5万兵力，约占当时总兵力的20％（当前英军总兵力的30%），英军驻伊六年共有179名官兵丧生。六年的伊拉克战争，英国议会共批准300亿英镑（在当时约合600亿美元）的预算，已经给本已窘迫的英国财政带来严重负担，而实际开支高达370亿英镑，特别在英军2009年撤军后，竟然在2010年仍花费了80亿英镑用于扫尾工作，无疑使英国财政雪上加霜（当时的在野党称，伊战已使英国陷入财政危机）。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英国议会与民众对军队发展产生严重抵制态度，英国国防预算进而被大幅削减，军队规模缩减30%，从而造成当前英军诸如无航母可用的窘境。

“英美特殊关系”不再

英国通过发布《齐尔考特报告》，对其持续了几十年紧跟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彻底反思，舆论普遍预测，英国今后的中东政策将更趋保守，特别是对于采取军事行动的议案将异常审慎。一名英国外交部前官员表示，英国首相的“军事倡议受限”可能成为该报告的后果之一。他强调称，“报告还意味着，未来首相提议的军事行动将比在叙利亚更难开启”。2013年，英国议会下院就否决了对叙利亚动武的表示，今后英国将不会再抛开联合国的合法程序，发动或参与派兵进驻其他主权国家的军事行动。

发动全民公投并最终确定“脱欧”，同样标志着英国已经不愿再受欧洲与美国的束缚，将追求更加务实、更加符合本国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脱离欧盟并不代表英国将全面倒入美国的怀抱，相反，“脱欧”体现了英国正在摆脱美国对其政治上的主导，因为美国一直是英国“脱欧”的坚定反对者。“脱欧”的尘埃落定，及《齐尔考特报告》的正式出炉，恐将宣告英美间特殊的外交关系成为历史。

实际上，近年来，英美关系早有去特殊化的趋势。卡梅伦担任首相后，英美两国表面上挺热乎，实际上英国一直在避免对美亦步亦趋。2013年爆发了“棱镜门”事件，当时曝光的美国监听对象包括法国总统、德国总理等美国盟国领导人，英国作为美国铁杆盟友似乎被排除在监听对象之外，甚至有传言表示英国配合美国的监听活动，并分享了美国从中获取的重要情报资源，因此英国对该丑闻长期表示沉默。然而，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6月援引“棱镜门”主角斯诺登近期透露的信息指出，英国首相卡梅伦可能也一直被美国暗中监听，因为英国政府与议会的大量人员早已处于美国国安局全面暗中监控之下。其实，早在2013年11月，英国安全部门就正式明确将美国苹果公司的iPad从安全设备列表中移除，随后还向内阁成员发放了新的移动设备隔音箱，在重要会议时，可将随身携带的移动产品放置其中，以免被监听。当然，英国不愿再“跟随”美国，最重的还是在伊拉克战争中“折了本”。英国参战的主要目的，除了能保持和增强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外，更希望能获取伊拉克的石油开采主导权，并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获取巨大利益。然而，伊拉克战后局势长期难以稳定，油田千疮百孔，伊拉克新政府对于对外开放石油开发权也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再加上近年来各国对石油需求降低，石油价格暴跌，投资开发伊拉克石油的利润远远没有美英当初预想的那么大。尽管英国最大的英国石油公司（BP）在2009年就成为伊拉克最大的鲁迈拉油田（世界第二大油田）的第一大股东（占股38%），但投资回报并不理想，该集团去年宣布连续亏损，将全球裁员5％。目前，英国在伊拉克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据统计，2010年，英国对伊投资额仅占其外资总额的2.9%，位列投资来源国第九位。目前，英国进口原油不到伊拉克原油的3%。这让英国觉得参与伊拉克战争得不偿失。

不仅如此，一直秉持自由市场贸易的英国，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的限制。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8月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变得日益严重。而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位居各国之首。美国由此也被该报告认定为限制自由贸易的头号国家。因此，从经济上看，对英国来说，传统的大西洋关系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也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放弃“大梦”好远行

如上所述，《齐尔考特报告》的出台，标志着经过冷战考验的美欧同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英国已开始修正立场，转而奉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由此再看轰轰烈烈的英国“脱欧公投”，似乎也应重新评价。不少人觉得最终选择“脱欧”，是很多英国民众怀旧保守，想重温“大英帝国”的雄风，不愿接受欧盟“颐指气使”摊派的重重义务与责任。事实上，鼓吹“脱欧”的英国政治精英和各领域的杰出代表，在对英国的未来进行更为全面理性的思考后，也认为英国加入欧盟后，尽管分到了欧洲共同市场的红利，但并没拿到欧盟的主导权：欧盟共同市场的最大受益者是自身工业制造实力强劲的德国，主导欧盟前进发展的则是法国和德国，英国只是名义上的三强之一。从这一点上看，英国也许早就有了“脱欧”之心，至少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那为什么没有早早地“脱欧”呢？真正的阻力恐怕来自有着“传统特殊关系”的美国。英国在欧盟只是名义上的三强之一，这个三强之一是干什么用的呢？说白了，就是美国在欧盟内制衡德法的政治工具，与北约一道成为裹挟欧盟服从美国意志的绳索。英国已处于欧洲国家利益的边缘地带，在欧盟或欧元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在这些英国精英看来，将来无论是谁来主导“欧美合体”，英国在“欧美合体”内根本没有话语权。因此，“脱欧”及抛弃与美国的传统特殊关系应是最佳选择。脱离了欧盟，抛弃了传统英美特殊关系后，未来的英国对外战略将更加独立、更加务实、更加开放。

放弃美国“大哥”，也不再找欧盟“抱团”，英国实际上是在放弃重塑“日不落帝国”的美梦。事实上，随着欧元区的扩大，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伦敦作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的地位早已摇摇欲坠，只是由美国强大的资本体系和欧盟在支撑。然而，这种强撑的“体面”是没有意义的。从2015年英国作为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开始，西方媒体就认为，英国是在务实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努力保持或建设成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的强国。由此，有英媒指出：卡梅伦其实也是“脱欧派”，毕竟他才是发动公投的始作俑者，只是碍于对欧盟的“承诺”不好变脸太快。甚至有英媒揣测称，也许不用几年，卡梅伦还会春风得意地重回唐宁街10号。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