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10月7日刊登题为《为什么民粹主义高涨，是经济下滑还是仇外？》一文。作者为该所国际经济首席研究员费德里科·施泰因贝格。文章称，几十年前，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政治力量就经济开放是积极举措这一理念达成共识。于是，贸易和投资开始逐步实现自由化，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流动。这造成的结果是，西方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开放和全球化。虽然经济开放中也有很多“输家”，但大多数人还是为接受更大程度的全球化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知道福利国家能够充分保护他们。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向跨大西洋的富国市场出口商品，以及从西方国家返回其国内的侨汇，也正在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全球化这一创举似乎是有效的。

然而，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之后，这些政策的捍卫者（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在选举中被新的民粹主义政党逐渐逼迫得走投无路。这些民粹主义政党主张针对贸易和移民关闭边境。它们多数为极右翼政党，主张恢复在全球市场面前丧失的国家主权，并使欧盟运行机制失效及调整被认为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恢复对国家的控制”是被特朗普、英国脱欧支持者和法国国民阵线都认可的一句口号。他们想要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驱逐移民的方式来实现想法。他们想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论调为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对现状不满的选民。

文章称，目前关于选民越来越支持这些新政党的原因存在两种假设（而且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其一，有人认为民粹主义反叛浪潮是从中低产阶级选民中而起，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并且越来越相信他们的子女将来会比他们生活得更差。他们是全球化中的“输家”，以低技能工人居多，无法适应全球经济和技术的新现实。面对那些低工资国家的竞争，这些人丢掉了工作，同时也看到福利国家并没有充分保护他们，于是选择了那些承诺通过关闭边境来充分保护他们的人。

但是还有第二种假设，那就是选民们并非因为经济问题，而是身份和文化因素选择往右走。西方已经存在的潜在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在过去几十年移民数量激增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后果的影响下跳了出来。选民们开始支持强硬派领导者代表的政党，这些人为保护“民族身份感”和遏制因开放和多元文化带来的变化进程及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的消失开出了药方。对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制造的袭击产生的恐惧感为这些人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因为这让他们得以将民众的仇恨集中引向穆斯林移民，把安全问题变成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这是欧洲从很早以前就不再发生的事情。因此，强硬的领导者思路十分清晰，那就是诱惑那些有恐惧心理的选民，为他们制造错觉，让他们认为消除恐惧心理的办法就是让一位家长式的保护者掌管政府。

目前有实证来证明上述两种假设。麦肯锡咨询公司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至2014年，发达国家65%以上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已经停滞不前或出现了下降，波及大约5.4亿人。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调查也证实，美国一些从中国进口更多商品的地区开始出现快速去产业化的趋势，大批人失业。此外，恰好也是这些地区趋向于投票支持更加激进和主张更多保护主义的候选人。

但还有另外一些调查指出，极右翼政党的选民非但不是全球化中的“输家”，反而大多数都是白人中高产阶级，他们更加公开鼓吹仇外。

辨别上述两种假设哪一种是正确的，对于制定能够应对极右翼政党盛行的公共政策来说至关重要，极右翼政党正在对执行了几十年的创造出大量财富和繁荣的经济政策造成威胁。或许经济上的解释在美国更加重要，而对于欧洲则要突出身份认同感。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民粹主义的盛行响应的是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以及中产阶级缺乏机遇的话，那么应该通过完善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教育，来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收益。相反，如果仇外心理是关键，解决的办法就会更加复杂，就应该向敌对者解释开放社会所能带来的好处，并强化西方价值观。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