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公共场合谴责了“暴力护牛”的行动。在此之前，因为“神牛十字军”事件而引发的混乱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7月11日，几名古吉拉特邦的皮革工人（属达利特种姓，即所谓“贱民”）因为被怀疑“屠牛”而被“护牛者”绑在车上，用皮带和木棍殴打，拍摄的视频被上传于网络；随后，愤怒的抗议者走上古吉拉特街头，并引发了暴力冲突，造成了包括警察和自杀的示威者在内的数人死亡。

这一系列乱象无不反映了当今印度多元统一社会所面临的双重冲击：受到民粹主义包装的、以“印度教特性”为旗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世俗主义原则的挑战；种姓社群政治下的社会碎片化。以上两种因素在印度立国之时就已然存在，但其并没有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而消弭；恰恰相反，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种姓社群的分裂是在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走上快速增长轨道的时期发展起来的。

“神牛十字军”：世俗主义受到挑战

印度多元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维系政治与文化多元的世俗主义原则正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教派主义的严重冲击。这使得印度社会出现了从多元化向两极化转向的趋势。世俗主义即宗教与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分离，建国初期印巴分治爆发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以及圣雄甘地遭到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的现实，都让民众倒向了反对宗教极端的一边，也让国大党坚定了新生的印度共和国走世俗主义道路的决心。1950年，印度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与平等尊重所有宗教的原则。1976年，“世俗主义”被正式写入印度宪法的序言。“世俗主义”成为印度开国政治家们所留下的最宝贵遗产之一。

然而，随着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笔政治遗产却出现了被削弱乃至动摇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特性”运动蓬勃发展，其代理政党正是今日在印度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印度教特性”声称印度教教徒是一个同质的民族，主张复兴印度教传统价值观，并将之作为社会治理的准绳。它们要求非印度教民众必须接受印度教文化的“驯服”。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其才能享受与印度教教徒同等的社会、经济待遇。“印度教特性”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以“印度教特性”为唯一基础的民族与国家。这种理念毫无疑问与世俗主义相悖，但却靠着标榜民族自豪感吸引了一批好斗的政治团体，也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对社会现状感到失望的中下层民众。

“印度教特性”不断上升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杀牛禁令”的推行。其实在历史上，印度教社会对杀牛和食用牛肉问题并不严格，但在“印度教特性”运动的大力推动下，它还是成了一个社会禁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期就曾发布禁止牛肉交易的命令，屠牛者最多可被判入狱7年，罚款5万卢比。自BJP上台以来，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局将屠牛禁令扩展至公牛和阉牛，哈里亚纳邦则就违反保护牛法例颁布了更加严厉的惩罚规定，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也被最高法院强迫执行了一项禁牛肉令。在政府的引导下，整个社会的“不宽容”氛围加剧。在各种暴力事件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神牛十字军”（Cow Crusades）——那种将“护牛”视为“保卫信仰”而攻击非印度教群体和低种姓人群的行为。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印度北方邦一地就因为屠牛问题发生了330起社会冲突事件。2015年9月，北方邦一名穆斯林村民因为有传言称其杀死了一头小牛犊而被数百名村民用砖头砸死。

印度社会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持相关理念政治势力的壮大——当今的执政党BJP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传统上，BJP的主要支持者查特、亚达夫、阿西尔和拉吉普特等种姓都来自新中产阶级和地主阶层，其特点是一方面反对精英高等种姓，另一方面又歧视和打压低种姓。随着20世纪70年代低种姓政党的崛起，BJP不得不开始拉拢低种姓，打出“印度教徒是一家”的旗号。1998年在BJP首次赢得全国大选后，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开始借助官方途径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例如在当时新编排教科书中加入印度教宗教内容，为了证明雅利安人“自古”就在次大陆而捏造“虚构之马”的事件等。莫迪政府还公开推行一系列和印度教相关的文化活动宣传，例如大规模推广瑜伽，将瑜伽列为中央政府公立学校的必修课程，大力推广印度教的宗教用语梵文教育等。2015年1月，印度共和国日前夕，在政府提供的一份以印度宪法序言为背景的广告中，竟然“遗漏”了其中的“世俗”一词。2月，BJP领袖拉维•山德卡•普拉萨德竟然公开提出要进行全国性辩论，决定是否把“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起从宪法序言中拿掉。

以湿婆军和国民志愿团（RSS）为代表的极右团体则长期以来一直宣扬保守排外意识形态，部分言论甚至体现出反现代特征，例如称古代印度已经研发了飞机和高级外科手术，吹捧中古时代印度教政治军事领袖，贬低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等。RSS的高级领导人甚至还多次宣扬牛的粪便和尿具有独特的“医疗保健”功效。一些极右翼团体还试图为刺杀甘地的印度教极端右翼分子凶手古斯“正名”，称其为“殉教者”和“爱国者”。BJP对这一类印度教极端右翼势力缺乏约束力，因而也难以阻止他们袭击少数族群。印度教族群和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氛围加剧，酿成了所谓“低度暴力”的社会氛围。

印度教右翼保守势力的兴起也引发了其他教派和少数群体的反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他少数教派和群体的原教旨主义言论与行为也日益猖獗。各种极端主义行为出现了针锋相对的状况。随着冲突的加剧，许多原本持中立、理性或较温和观点的普通民众，也会主动或被迫选择更加激进和极端的方向，导致了原本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印度社会越来越走向极端分裂的状态。

“恩庇政治”：社会碎片化加剧

在现代印度，种姓制度的危害主要源自于它成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基础。当种姓与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相结合而成为“种姓协会”时，种姓政治必然成为印度社会被割裂、碎片化的最大决定性因素之一。

根据相关调查，目前印度农村中有高达51%的表列种姓——即低种姓、所谓“贱民”和部落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城镇中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表列种姓占34%。这些贫困人口是社会边缘人群，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缺少教育和就业机会。持续的不平等造成了种姓之间长期的社会裂痕与相互仇恨，构成了种姓政治的民意基础。在2009年的印度全国大选中，参加选举的政党有1000多个，其中全国性政党有6个，邦一级的政党有42个，其他则均为地方性族群政党。种姓因而成为“政治动员的无穷资源”。

印度的族群政治已经形成了新形态的庇护—依附关系。传统上，印度的农民依附于地主，下层种姓依附于上层种姓，前者用劳动力与服从交换后者给予的工作机会、土地或保护——即所谓的“义务交换”。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下层民众转而依附政治组织以及种姓政党、工会或地方性民族政党。这和西方的政治组织形态截然不同。例如，以孟买为基地的右翼组织湿婆军就是一个严厉的“父权”草根组织，其更类似“黑帮”或者“大佬”制度。这些政治组织又通过从政府获得公共资源来向其依附者施以恩惠，此即所谓“恩庇政治”。这种恩庇网络遍及印度社会，严重割裂、分化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很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让位于了政治斗争；以公权力作为交换买卖的商品，也使得印度的公共治理长期效率低下；公共资源完全以族群为单位进行分配，其依据更多的是族群政治组织的活动能力和发言权大小，这些都加剧了印度社会的碎片化。

催化剂：快速的经济增长

印度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其多元性受到挑战，是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步的。传统上，印度各个社群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流动的”，一个人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但现在这种边界却有了固化的倾向：每个人被迫只能在多重身份中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大量研究显示，经济的繁荣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或政治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在印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产业变迁和城镇化削弱了阶级、种姓、家庭组织的纽带。社会变革使底层民众摆脱了传统的依附关系，但社会变迁又使得他们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参与到政治中去。由于缺乏政治教育和公民意识，他们无法靠自身建立起集体认同，因而只能寻找新的代理人或依附相关组织。经济增长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更容易寻求某种动员结构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很多印度人只能依靠摇身变为种姓党派、“种姓协会”的政治组织。

2016年7月31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达利特种姓（即所谓“贱民”）团体正在举行抗议集会。就在这个月，四名达利特人因为被怀疑杀牛而遭到“护牛”团体殴打。

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平等。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在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政策下，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新成长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和工商阶层。由于印度并没有足够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和进行土地改革，大量底层民众和农民被经济增长的过程“抛弃了”。在族群政治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高度割裂：各地方主义或族群势力都把控着工会，确保职位不会被“外地人”和“其他人”抢走。难以被正式经济部门吸纳的大量失业、无业青年成为各种极端势力的冲锋队和打手。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主持的平权项目、补贴、公益和福利计划却在族群政治的背景下起到了强化族群身份边界的作用。在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获益及受损的人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这就使快速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分化而不是统一了社会的共同利益。

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变迁还使得许多人的经济地位与其社会地位相分离。“传统的现代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例如通过现代化交通长途朝圣，获得从前被婆罗门阶级垄断的宗教知识，通过电视、报纸和收音机了解教义等。在印度，很多前低种姓出现了“梵化”现象，即模仿和学习传统上高种姓生活方式的社会行为，包括改变职业、习俗、宗教习惯和饮食习惯等。例如，传统的低种姓亚达夫声称自己是黑天神的后代，而帕蒂达种姓则改姓以“攀附”刹帝利身份。这些梵化的低种姓在学习高种姓行为的同时，却又将高种姓视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这导致了梵化群体对其他社群的对立乃至敌视。传统价值观的传播也使得今日印度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

现任的莫迪政府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增长，而对多元化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束手无策，有时甚至火上浇油。尽管BJP为了扩大执政基础，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有发展主义色彩的、更具包容性的执政党，但其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仍带有明显的教派主义色彩。可以说，BJP承诺给选民的“增长与发展”，其附赠品必然是“神牛十字军”。BJP的“同盟者”，如全印学生联合会与“猴神团”这样的组织极端和好斗的性质也没有改变。BJP没有能力约束它们的行为，甚至在很多场合还向它们屈膝投降。作为BJP社会基础的新兴中产阶级也日益成为“印度教特性”思想的支持者。莫迪政府受困于自身的矛盾和局限，想对目前印度多元化社会面临的挑战有所作为，是比较困难的；它若指望靠经济增长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莫迪打出的“印度制造”，最后“制造”出的会不会一个更加极化和碎片化的印度社会，这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