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宿亮 发自惠灵顿

开放还是封闭？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在移民、投资和贸易等议题中扭扭捏捏地做出倾向于保守的政策调整。如今，恐袭的阴影加剧了它们的退缩

受困难民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率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9月18日首都柏林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遭遇重挫：仅以17.6％的得票率创下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最低纪录。而另一方面，持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进入州议会。

“纵观欧洲，风头正劲的政治家都是那些宣称世界危机四伏，明智的国家应该构筑城墙以抵御风险的人。”英国《经济学家》如是说。在该刊一篇题为《吊桥升起》的文章中，作者写道：永别了，左翼与右翼的对立。现在重要的是开放与封闭的竞争。

开放与封闭，反映了欧洲人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在日益发酵的不安全感下，人们反移民、担忧恐袭、捍卫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切与全球化背道而驰，但正如同那些反对对移民开放国门的德国人所言，“你只能去考虑自己国家的国民福利”。

在“筑墙者”的声讨中，全球化浪潮会戛然而止吗？

全球化的“魔幻现实主义”

2016年2月4日，一辆汽车横在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街道上，车主骑在折叠梯顶高呼口号。路边，328米高的“天空塔”让街道显得愈发逼仄。“天空塔”下的小巷里，警察套着荧光黄色的马甲列成一排，对面则是穿着花花绿绿的示威者。

“天空塔”是奥克兰标志性建筑，其中有新西兰最热闹的赌场，每天肤色不同、语言不通的人都在这里玩着世界各地赌场通行的游戏。此时，赌场楼上的会议中心里也是热闹非凡，来自12个国家的部长级代表正在这里签订一份谈了5年多的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在示威者眼中，这份协定是“洪水猛兽”，特别是其中的投资、知识产权等条款，将让不少人失去工作，是新的“全球化陷阱”。在会议中心里忙着面对闪光灯的部长们嘴中，这份协定则是建立“高水平”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批评声音点明TPP实际上在建立新形式贸易壁垒，是美国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招数”。无论如何，赌场中照例灯红酒绿，赌客们不会考虑封闭与开放，只会用全球化的语言追逐官能刺激。

西方有所谓“巴别塔”的传说：人们要联合兴建高塔，而神为阻止建设出手变乱了语言和口音。如今的天空塔是不是巴别塔不好说，但全球化就是这样一幅“魔幻现实主义”图景：每个人都在谈论，却说不清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全球化是技术革命。从远航帆船到轮船火车、电报电话，再到无处不在的互联网，造就了“地球村”的概念。传统观点中，全球化是一种经济现象：贸易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通过商业逻辑实现繁荣。但根据经济学的主张，理性个体自由参与交易就会把整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做强，即便是在贸易中的输家也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然而这种理论很难说服在全球化浪潮中丧失工作的民众，也很难解释现今以美国为首建立贸易保护壁垒的西方国家。

全球化只好成为了一个模糊的定论：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摇摇欲坠的“瓷器店”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曾说，他的信条不是“全球主义”，而是“美国主义”。他所主张的贸易政策不仅反对TPP，还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甚至还扬言要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而言之，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美国要“轻装简行”。特朗普是“闯进瓷器店里的公牛”，但问题是，瓷器店怎么开罪了特朗普？

不仅是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还有以鲍里斯·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政客。经历了诡异的公决之后，英国人决定退出欧洲联盟，让观察家们大跌眼镜。

鼓吹脱离欧盟的人认为，英国向欧盟的付出太多，而在当下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下，英国能够从欧盟获得的太少。另外一边，反对退欧的英国人表示，退欧忽视了一体化能够给英国带来的机会和资源。

无论如何，现今的结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英国仅仅从政府的进出账上决定是不是退欧，那美国当然有理由为那些因为国际贸易而失业的工人退出WTO，德国也完全可以不再把大量的财富拿出来补贴欧盟其他国家。

更重要的是，类似的信号并非第一次出现。从1947年开始，基于自由贸易的理论，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套全球化的贸易体系，最大可能地降低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可惜，达成协议的难度一次比一次高。最新的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从15年前开始，直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结果。

多边贸易体系建立迟迟难以推进，这本身就是全球化面对的危险信号。一方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成员越来越多，但世界贸易组织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决定了谈判只能在众多成员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自由贸易经历了降低关税等初级阶段，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性难题，如降低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在经济发展阶段各异的成员之间讨论这些问题本身就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强势的发达国家不断在谈判中增加“私货”，让谈判更加遥遥无期。

全球化面对的另一个危险信号就是以TPP为代表的贸易集团以及近年来流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从谈判角度看，可选择对手的小范围谈判远比多边谈判容易。但国际贸易却不可能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例如，经济学家在分析TPP的内在矛盾时就曾经指出，这个排斥中国的贸易协定是“在王子不在场的情况下排演哈姆雷特”。而各国之间复杂的双边自贸协定以及其中的最惠国条款、原产地规则，更是把国际贸易从商业行为变成了专业的“法务行为”，其中的千头万绪就像是混乱的“意大利面条碗”。

结果，这些试图“抄近路”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举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因为彼此规则的交叉降低了自由贸易的程度。从2006年开始，世界全球化进程基本上停滞不前，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更是举步维艰。

“逆全球化”背后的政治动机

只可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分工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便是高呼贸易保护的特朗普也是在全球化贸易中攫取财富的。现在，他号称要“让美国重新强大”。在一个全球分工业已成熟的时代，美国真能仅靠着自己的力量“重新强大”？

对于欧洲而言，反全球化则可能意味着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重新出现，这可能意味着贫穷与危险。一些欧洲媒体发现，现在宣扬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欧洲政党的支持率几乎是2000年时的两倍，而且它们还进入了9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或执政联盟。例如，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是议会第三大党，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是议会第二大党。明年这一趋势将会加剧：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是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热门人选。

“全球化”的反对面就是“爱国者”——这是勒庞的主张之一。“全球化反对者通过迎合选民偏狭的本能获得胜利，彻底分裂了主流政党。”《经济学家》说。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这些政党的主要弱点在于，除了大肆抨击欧元、自由贸易和被控是“福利国家寄生虫”的外国人之外，他们拿不出经济政策。

不过，全球化或全球贸易并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事件，背后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坦承，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则是坏事，因为全球化增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即便是被称作经济一体化典范的欧盟，在其建立之初也绝非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服务于美国冷战的政治策略。因为美国不会无缘无故扶植一个经济上与之竞争的强大欧洲。

从这个层面上看，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的减弱”。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政客看不到在支持全球化中能够获取怎样的利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经济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为了缓解国内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在移民、投资和贸易等议题中扭扭捏捏地做出倾向于保守的政策调整。

历史上对此早有先例。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风头正劲的日本汽车就曾在美国遭遇过自由贸易的“滑铁卢”。“就让那些丰田车在码头上生锈吧”，这句话成了日美贸易战中的名言。作为一名西方政客，在经济不振的背景中最廉价、最有效的政治万金油就是“指责外国人”。房价上涨，可以说是有钱的外国暴发户移民造成的；工人失业，可以说是外国商品廉价倾销导致的。这种狭隘的政治借口在短期内能够吸引大量对现实不满的选民投票，却与全球化所要求的长远眼光相悖。

从某种意义上看，今天全球化面对的算不上是新问题，其核心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分配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已经从一种思潮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中国投资的电影选用美国好莱坞演员，在欧洲拍摄、在大洋洲制作后期、在中国院线上映，这已经不是新闻。但相形之下，与这种生产方式配套的分配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照冷战思维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全球化的红利进行分配。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的经济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出现经济发展困难时，割肉离场自然成了发达国家的“天然倾向”。

开放还是封闭，这其实不是拥抱还是放弃全球化的问题，真正建立合理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问题的关键。

本报记者 张伟 发自北京

英国《经济学人》曾经报道，在多瑙河畔的奥地利工业城市林茨，其中心城区卡普兰霍夫区满是创业公司和科技公司，在这里，全球化意味着客户和机会。而距离卡普兰霍夫几英里以南的地方一片萧条和贫穷。在那里，全球化意味着衰败

以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和英国公投脱欧为重要标志，今年以来，从华盛顿到伦敦，美欧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似乎迎来了一个高潮。

全球化以往主要由美欧国家主导和推动，但如今美欧却要调转方向，迈向全球化的对立面？为此，有西方媒体甚至惊呼“全球化时代面临终结”。

高收入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可以说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和发展，虽然有反对声音，但从未成为欧美社会的主流。与全球化的倡导者相比，反对者似乎一直面目模糊，往往以抗议者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会场之外。

然而，今年接连出现的反移民浪潮和英国脱欧却让人突然意识到，全球化的反对者俨然正在撼动乃至改变美欧整个政治体系。2016年美国大选更是被描述为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之战。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爱德华·卢斯发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和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在人口构成方面几乎惊人的相似——同属大西洋两岸的蓝领白人。这一群体成了当前反对全球化的中坚力量，根本原因在于收入不平等。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重创美欧国家经济后，这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虽然倡导者称赞全球化逐渐让世界变平，但客观上来说，一个平坦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更符合商业阶层的利益。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与劳动的收益严重不对称，以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更加自由流动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在《全球不平等》一书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指出，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也使大多数国家内部，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而“极度的不平等终将变得难以为继”。这一判断似乎已在美欧得到有力印证。

在英国脱欧公投中，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外，只有伦敦等几个大城市明确选择“留欧”，而那里恰恰是所谓“全球化精英”的聚集地。相比之下，英格兰、威尔士的其他地区基本上支持“脱欧”。

类似英国的这种地区分化现象也出现在其他欧洲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曾经报道，在多瑙河畔的奥地利工业城市林茨，其中心城区卡普兰霍夫区满是创业公司和科技公司，在这里，全球化意味着客户和机会。而距离卡普兰霍夫几英里以南的地方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林茨，那里一片萧条和贫穷。在那里，全球化意味着衰败。

全球化倡导者经常拿出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用于论证自由贸易有利于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但事实证明，参与国家的内部必然有赢家和输家，赢者欢欣鼓舞，而输者心存怨念。多年来，美欧主政的精英阶层一直忽视国内全球化输家的命运，导致当前反精英主义情绪高涨，最终造就了诸如“特朗普现象”。

欧美政治语境下的替罪羊

由此，美欧当前出现的反全球化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益分配严重不均，属于国内分配政策失当。然而，在美欧当前流行的政治语境下，全球化俨然成了所有问题的“罪恶源头”，从而形成一股来势汹汹的全球化“逆流”。

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股“逆流”似乎不足为惧。毕竟，经济全球化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依然能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带来净收益，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赢家补偿输家，就可以让全球化惠及所有人。此外，在各国高度依存和紧密联系的当代，几乎无法想象，即便英国真正和欧盟分家，又即便特朗普胜出美国大选，那么英国和美国就会放弃巨大的经贸利益，实施孤立主义和闭关政策吗？这并非化解美欧当前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

然而，经济利益得失不是全球化的全部，政治、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比如移民和难民问题，再比如恐怖袭击问题。回顾全球化发展历史，虽然大方向可以说一直保持不变，但其间也是起伏跌宕，比如当赢家和输家对立激化的时候，全球化进程就可能受阻、放缓，乃至后退。可以设想，如果美欧国家不平等现象难以解决，导致政治生态发生根本变化，显然会对全球化今后发展方向带来变数，并可能产生深刻影响。

面对美欧全球化“逆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即“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理这个进程”。推动全球化继续前行，显然需要不同以往的国内和外部政策，全球化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的改善，而这又与全球治理改革密切相关。❖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