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报:美国重新挑起冷战为其地缘经济战服务
2016-09-27 15:09:00        今日中国www.chinatodayclub.com                     来源:今日中国

西报:美国重新挑起冷战为其地缘经济战服务 今日中国 www.chinatodayclub.com

在苏联解体25年以后,现在“冷战”重新出现变成对世界和平日益严重的威胁。美欧正在利用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成对俄罗斯的军事包围,美国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是为了保持它统治强国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南海,这些被看作是一场“冷战”重新出现的根源,而人们曾以为冷战已经“永远消失”。

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掩盖美国挑动增加紧张局势的意志。几乎每天的报道都在确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特别是在与俄罗斯交界的国家显示积极存在的图谋。这些图谋通过建立新的军事基地、部署先进的雷达系统和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以及宣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基地驻扎B-52战略轰炸机去实现。

在所有这些部署的深刻背景下进行不停顿的军事演习,其中蟒蛇—16军事演习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波兰进行的最重要演习。

相似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北约干涉意图明显的侦察飞行,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战舰和船只沿俄罗斯的领海和东地中海航行,炫耀它们的存在。

这些武力的展示出自美国和北约将对手推向“深渊边缘”的战略,被西方媒体说成是对俄罗斯“威胁”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而做出的“合法的回答”(但这种假设的“威胁”从来没有出现过)。

似乎俄罗斯成了“侵略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了寻求如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受害者”。自从波罗申科政府被推翻以来乌克兰事件的转变发生同样的情况,西方认定它们出现在那里完全是“因为不能容忍俄罗斯的干涉”。

关于中国的情况,西方媒体对形势的评估好像是“航行自由问题”限制了美国战舰在这个亚洲国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水域航行的“权利”,或者说限制了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这对中国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动脉)水域的权利。

这样西方媒体所确定的事实和事件在没有进行更公正分析的框架内,可能迅速变成爆炸性的事件。西方媒体将与主要由美国智库制造占统治地位的论述拉开距离的意图归入有罪的“阴谋论”,这由传播媒体所有权的集中被故意放大,这些媒体的编辑部在报道国际事情时许多时候是混杂的,更接近它们的政府。不应当忘记这些媒体雇佣的记者对“公认的”消息来源和思想上的“均质化”(homogeneizacion)处于被强制的依附地位,他们被业主的说服战略“塑造”,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关于“冷战”重新出现的原因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大众媒体传播的内容一般是简单的,符合其道德标准,潜在的信息认为紧张形势的根源在于坏事(专制主义和腐败)和好事(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之间长期存在的斗争。另一方面,那些被抛弃的观点有其特色,或是明确反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讲述,倾向于求助于历史、地理,或在密切的利益和经济或金融秩序的压力下做出政治决定。

显然在现在的形势下,这些因素处在博弈之中。但是对于冷战回归的解释不可能缩小为只是说明情况,不管它如何公正。紧张形势的加剧完全是为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服务的,特别是借口“俄罗斯威胁”的重现,称它比现实的但是有限的“恐怖主义的威胁”更有说服力,这样可以为增加巨额军备预算寻找理由。

这不限于或多或少受到地缘政治学者如马汉、麦金德或斯皮克曼理论的启发而产生的地缘战略思考。这是面对美国保持优势地位的意志,位于世界历史的地理“中心”的俄罗斯的独特地位而产生的问题,因为在欧洲德国作为日益发展的大国面向欧亚可能与俄罗斯合作。华盛顿没有忽视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将其看成是走向建立一个中国—欧亚集团的第一个具体步骤。

对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比兹格纽·布热津斯基曾宣称,为了保卫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必须一方面“阻止”俄罗斯恢复其大国地位的所有企图,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在欧洲大陆的“伙伴”让欧洲臣服于美国。

美国以这种方式寻求在欧亚地区的权力关系中保持“高级仲裁者”的作用,由于前苏联的解体欧亚曾经受到美国的支配。

在普京政府的领导下俄罗斯的恢复,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2011年9月11日(纽约楼姐妹楼)遭到袭击以后美国新保守派采取的政策失败,使布热津斯基的“理论”未能实现。

正是这样,华盛顿为了实现控制欧亚大陆中心的意图,倾向于在国际金融系统中在控制新技术方面确立它的优势地位,将赌注主要押在签署双边级别的贸易和投资条约上,通过这些条约进行博弈,使其有利于美国和它的“伙伴”之间的不对称状态,目的是将进行政治制约的关键条件强加于人。

美国通过这项战略得到了什么?

美国在任何地方与没有它认可而开始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坚持对立的意图,因为美国认为更适合于为实现它在经济政策和国际关系利益的“地区之间的条约”开辟道路。这样,华盛顿在世界权力关系问题上认为它应当发挥“高级仲裁者”的作用,而这与让签署这些条约的国家屈从于美国领导下的经济制度和利益的意志是不可分离的,美国正在世界上全力建设这项制度,它几乎只是对美国有利。

美国的霸权主要通过在世界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去实施。帝国主义为了签署这些条约坚决施加压力,保护投资和知识产权,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这些条约将致力于在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框架内确保生意的“良好氛围”。

这些条约特别服务于巩固美国帝国秩序的重要机制,或者说巩固美国金融制度的优势地位、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中心作用、实施美国法律的治外法权,在关于知识产权的规章中重塑美国的标准。同时成倍增加处理贸易和投资纷争的私人机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方针中将其政府的作用排斥在外。

美国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做到让那些更弱小和“顽固不化的国家”不稳定,为此正在利用公认的通过选举道路做出“民主回答”作为支持渠道,通过在国内进行颠覆活动的金融和机构的支持,对这些国家的“罪行”或腐败提出指控,以及进行各种类型的经济制裁。

除了这些工具之外,在被他们评估为“很难破产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可以实施的战略包括在它们的边界地区进行阻遏和威胁:对俄罗斯美国在高加索制造持续的动荡,2014年在乌克兰推翻了(民选的)政府;对中国则在新疆自维吾尔治区制造分裂主义,在中国南海挑起领土冲突。

拉丁美洲成为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验地,华盛顿和它在当地的盟国通过它们在“独立的”司法权力机构和组成集团的媒体的影响,做到推翻他国政府(2009年在洪都拉斯的政变,2012年在巴拉圭的政府和2016年对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进行政治审判将其弹劾)。

让那些寻求扩大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政府如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领导的阿根廷政府处于瘫痪状态。阿根廷的政治学者埃德加多·莫卡来认为,“关于司法权力机构在阿根廷民主当中的作用存在很大的疑问,因为所积累的因素让人想到司法的腐败已经变成新自由主义复辟的支柱之一,处于与媒体的垄断链条平等的地位,它们的作用分工是有趣的:在阿根廷的政治中媒体绘出一张‘好事’和‘坏事’的地图,某些法官将这张图变成司法的裁决”。阿根廷最高法院的前法官劳尔·萨法罗尼赞同这种批评。

事实上,美国的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互相加强,在一项可以选择社会经济制度的威胁一旦被清除之后,就能使垄断和大公司的权力和收入得以恢复,因而使“发达”国家的金融和工业寡头--由美国、日本和欧盟构成的“三角组合”--得以重新确立统治地位,它们在国家政治制度内部的决定性影响将会增加,这样允许它们以“利润”的形式得到庞大的金融资源。

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和西方企业的跨国化对于这些寡头来说是关键的,他们没有保留地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在管理世界市场时保护自己企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

现在的帝国主义正在向一种更加集体的形式演变,其中美国作为保卫附属它的盟国,或是七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分享“共同的利益”的卫士采取行动,美国在实践中已经变成了“世界的董事会”。

在这个组合中附属的盟国应当对可能得到好处的不平等分配感到满意,这些国家的寡头们认为,“由于从美国对世界化制度的管理而得到的好处超过了他们自己感到的不便”。

围绕一个单极世界的梦想或恶梦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美国承担着世界宪兵的角色,它自傲有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干涉它认为有必要插手的国家,为此采用有影响的网络和通过当地的盟国,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残暴的武力进行干涉。

最近几十年美国干涉的结果是完全清楚的,它采取不同的措施改变别的国家的政权,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是在“敌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消失以后很短的单极时期发生的事情,美国认为它的世界霸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这个观点在美国的政治思想中继续占统治地位,尽管在世界经济领域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新自由主义在解决资本长期在实体经济中投资周期的问题时失败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这是破坏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经济的一个根本矛盾。对此还要加上民众对领导精英们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如同我们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三角组合”的国家所看到的那样。

但是,在涉及实施帝国主义的政策时“坚定不移”的立场继续出现在美国的“议程”中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一个是由所有不同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条约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法律秩序”的严厉,保护投资和知识产权。这是为金融界的利益建立的一个“圣殿”,目的是在做出政治决定时保护其利益,这已经使相关国家屈从于美国这项“新的权利”,它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掏空了自由的代议制民主的内容,只保留它的外表形式。

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不同,那时为了生存下去和保持权力必须接受与工会和政治力量谈判,对某些劳工和社会政策进行改革。而现在的制度彻底排除所有的改革和经济模式的转换,这就表明这个制度的性质完全是反社会的,这个问题已开始引起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关注企业领导层的媒体的担心。

如同建立在“神圣权利”基础上专制主义的君主国一样,在这项制度中几乎不存在对实体经济和社会有利的谈判和改革的空间,这项政策既反映在西方集团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与它们认为“顽固不化的”国家的关系上。

这种严厉的第二个来源是在政治、经济、媒体和学术领域干部和职员的阶层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均质化”。这种“均质化”是最近几十年在这些领域实施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结果。

候选人在很长的时期接受培训和选择的标准形成了这类特点。这种思想的“均质化”现在成为批评和怀疑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假设,为探索新的解决办法以便远离或反驳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个障碍,因此不论是在社会关系的领域或是其他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中,它对谈判的灵活性也是一个障碍。

在霸权不稳定日益增加的环境中,美国这种“坚定不移”的立场与现实存在更多的矛盾。这种“坚定不移”的立场在帝国主义联盟世界制度的某些部分之间表现为“缺乏和谐”和连贯性。

美国在保持它的联盟阵营纪律的“松驰”可以由产生于对单极化“发昏”的某种“酒醉状态”得到解释,从2013年初这种单极化就迅速消散了。但是从现实主义考虑形势,这种“松驰”也可以由“新自由主义的专制主义—美国的霸权主义”的两重性所要求的变化得到解释,这个两重性本身可能就是矛盾的根源。

美国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单极化,但在它的盟国阵营内缺乏纪律,美国在中东、非洲北部、俄罗斯和中国的外围表现出来的鲁莽行为,在国际关系中造成“一种精心策划和对帝国主义很有用处的混乱”,以便在短期内处理由新自由主义的专制主义引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这后者也可以被看成是在世界上制造和利用没有结束的紧张关系,以便让它们作为安全的外部阀门起作用,用来缓解国内的社会压力。

从帝国主义力量本身的逻辑来说,在中东出现的混乱是一个雄辩的证据。美国侵略伊拉克和利比亚,在叙利亚制造不稳定,在埃及对“穆斯林兄弟会”政治上的开放;另一方面对宗教分子和倒退的政权提供支持,这至少使形势复杂化,大大推迟出现一个更加稳定和发展的阿拉伯世界,或者说推迟在一个向多极化演变的世界上建设阿拉伯世界的一极。

确定的事实超出了在这种混乱中美国赢得的“战术上的优势”和“得不偿失的胜利”,使中东地区和世界的和平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我们能够想像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表现,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个成员国的元首,他的计划是重建“奥托曼帝国”,他在叙利亚支持起义的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伙,同时以残暴的方式对库尔德居民进行残暴的镇压。

在乌克兰由于“政权变更”制造了危险的火药桶,建立了一个由这个国家制造问题的寡头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新出现的和旧有的纳粹分子之间组成的联盟统治的政府。

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执行的政策为一个政治--宗教的运动(瓦哈比主义)服务,以便对至少被认为是世俗的社会制造不稳定,公开挑起军事冲突,比如在叙利亚和也门,因为激怒增加与伊朗的紧张关系,沙特对这可能在整个地区加速引起一场战争并不在乎。

以色列是一个深陷与伊朗对抗的国家,它参与在中东地区制造不稳定,它无视数十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它扩张领土和仇恨的政策以及残酷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谴责和批判。

因此,保守的卡托研究所成员卡本特最近提出的说法引起关注没有让任何人吃惊,他是《国家利益》出版物的合作者,卡本特写道,“已经到了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裁减美国过于扩张的联盟网的时候了”,他提醒说,在冷战结束的时候,这项任务从来没有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执行过,现在必须执行这项任务了。

卡本特写道,他认为有两类盟国应当被裁减: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小国,对美国来说在经济上没有战略重要性,它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好;另一类是“可憎的盟国”,从沙特阿拉伯到土耳其,经过埃及和以色列,它们的国内政策和地区政策“令人憎恶”。

但是“裁减”并没有进行,在不远的将来也不会进行。现时是正好相反,因为美国在继续吸引或寻求吸引更多的俄罗斯邻国或是接近俄罗斯的国家加入北约,并不考虑这些新的盟国是否隐藏其政治意图。

考虑到华盛顿针对俄罗斯挑起边界的严重事件,在美国的支持下,所有的战争行动都将冒着在几秒钟之内变成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整个地区的对抗将迅速变成世界性的冲突。

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华盛顿正在清楚地给人的印象是在可能导致战争微妙的行动领域,它不能够将帝国的纪律强加给它的盟国。

数千年来帝国的纪律所秉持的原则是,盟国和附属国除了为帝国的最高利益服务没有别的利益。在实施霸权的方式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不论有多少诱惑都无关紧要,任何区别都不足以解释这项原则的破裂。

在2011年从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非常负面的反应来看,当奥巴马政府抛弃当时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时候,很难排除一个单极世界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是合适和有效的假设,因为这为实现它们自己的地区野心提供一个有利的框架。

这些盟国对放弃单极化为它们的计划提供好处没有任何兴趣和意愿,因此继续它们冒失的行动,在情况允许的框架内挑动或造成危险的政治或军事对抗,因为对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来说回到冷战可能是有好处的。

社会学家伊曼纽·沃勒斯坦最近在一篇题为《美国日益不稳定》的文章中分析说,不稳定已经不是一个所谓“南方的国家”专有的问题,它正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扩散。

尽管与此同时“在所有这段时间里美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失去权威,在战略上已经没有霸权主义的权威。那些提出抗议的人和候选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认为这是可以扭转的,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现在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全球软弱和不可靠的伙伴。这不仅只是美国的视角,对于与美国可能亲近的盟国如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英国和加拿大来说,这也是确实的。过去一些国家曾经坚决反对美国的政策,比如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领域在黄金时代对美国的信任感几乎100%动摇了,情况每天都在变坏”。

沃勒斯坦提出的严厉看法似乎得到事实的确认,如在7月19日发生奇怪的政变图谋以后,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转向和变化。

美国的衰落对于一个了解历史的外交官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洛夫来说并不感到突如其来,他说,“我们正在国际范围内看到重要的变化”。今年6月1日拉夫洛夫说,新的经济发展和影响的中心正在出现并获得力量,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但是“我们还观察到欧洲的变化是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已是一个没有辐射传统福利的地区,而是一个辐射不稳定的地区”。

这种从欧洲产生的不稳定的“辐射”无疑是欧盟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带来的后果,是欧盟主要的角色(特别是德国和法国)表现出没有能力反对来自华盛顿冒失的政策带来的后果。

还要补充的是,欧洲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和单极化已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处在地缘政治的过渡之中,这可能成为一个多极化的雏形,或正如俄罗斯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多中心主义”的雏形。

冷战和心理战是为了进行地缘经济的战斗吗?

被议会弹劾的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最近说,金砖国家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出现在国际事务中是一个空前的事件,从多边进程和建设一个多极世界的观点来说它达到了一个顶峰。她在谈到美国和它的盟国时指出,“我们知道这让某些国家陷入了恐惧”。

如果像沃勒斯坦所指出的,“美国帝国主义已经不是霸权主义的国家”,那么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计划,反对任何社会经济选择的“殊死”战斗就取决于我们华盛顿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制造的“战略上共同的敌人”这个幽灵的理解,美国重新挑起“冷战”将有助于帮助建设它需要的“西方世界”,华盛顿意识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凝聚力的“紧迫性”。

这也是为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警察的镇压、直接的干涉或插手和政治颠覆“寻找理由”,其目的是取缔任何社会经济的选择,不论是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选择,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的选择,因为这些选择回应人民合法的社会和经济的需要。

古巴人法比安·埃斯卡兰特·丰特对理解这种复杂的现实提出了很明确的看法,他指出,“心理战的观念”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就在美国开始形成,开始时被称为“冷战”。正好在1951年首次出现在美国陆军的字典里,定义如下:“心理战是一个或数个国家在宣传中和媒体上开展的反对敌人团体的中立或居民朋友、团体的行动整体,以便影响他们的观念、感情、意见和行为,是支持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策和目标,心理战是为这项政策服务的”。

如果我们引入现在时髦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就能更好理解,但实际上这是华盛顿过去“通过其他手段进行战争”实践的“抄袭”,同时也是最近由布莱克威尔和哈里斯出版的书《通过其他手段的战争》的名称,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新保守派重要的前官员,受到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被称为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智库)的赞扬。

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先强调的是,作者将他们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执行国际政策的经验结合在一起,要求美国政府对地缘经济的作为与对盟国和伙伴关系中关于安全合作的作为表现出同样的兴趣。

比如,以同样的方式利用美国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帮助盟国,如波兰和乌克兰,确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有助于平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地缘经济政策。

朱利安·斯奈德对这本书评论说,“争夺领导地位的竞赛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但是“华盛顿为了解决在国外的问题非常迅速地将手放在手枪上,而不是放在公文包上”。

布拉克威尔和哈里斯强调,这并不是美国放弃它在世界上的作用,而是“美国启动一项通过贸易、金融和投资政策将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

斯奈德指出,“地缘经济是在国家之间争夺工业手段旧有角逐的继续”,在“这场地缘经济的对抗中美国的敌人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交易领域本国政府是主要角色”。布拉克威尔和哈里斯认为,中国的开发银行(BDCh)和巴西的开发银行(BNDES)可能依靠资本在一个与西方不对等的级别上推行它们的外交政策。

面对那些要求使用贸易、金融和投资作为武器的人们,斯奈德反驳说,“古巴和伊朗也许不同意。美国采用最强有力的地缘经济工具时制裁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他补充说,甚至《通过其他手段的战争》的作者们也指出,在上个世纪美国是将制裁强加于人主要的国家,制裁多达120次以上。回顾一下历史,可以补充说从凡尔赛条约(1919)开始,对苏联的侵略和之后对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主要在经济、贸易和技术的领域,目的是阻止这些国家通过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体化协调地发展经济。这项政策仍在继续,可以说是英帝国的大炮政策的继续,但是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在继续。

像过去一样,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是中心问题

争取和平的动员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方式展开。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社会战士在这个意义上正在集合他们的努力。这些战士来自不同的活动领域,但是有共同点,即已经意识到没有制约的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灾难。

他们知道这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总是导致帝国主义在南方国家的征服和掠夺,对比之下在北方国家的社会建立了一项食利主义、破坏性和寄生性的制度。

他们同样清楚,这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欧洲军事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1939--1945)的根源。观察现在的现实,他们意识到这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只能更多地加深世界上所有国家现有的巨大社会断裂,不可避免地带来封建主义和奴役的方式。

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挑衅,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某些盟国领导人不明智的政策可能轻易地将世界推向一场新战争的边缘,而这次将是使用核武器的战争。

美国退役将军乔治·李·巴特勒(1991—1994年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接替领导战略司令部,或者说他是苏联垮台和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任司令)是一位有份量的冷战见证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至少在理论上谴责在核时代军事对抗的战略。根据他的说法,这“这在军事和政治上没有理由”,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预计“核战争可能使生命不能持续”,因为“数十亿人、动物和所有活的东西将在可以想像的最坏的死亡条件下失去生命”。

今天,为了所有这一切,在反对切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反对已经世界化的帝国主义和世界各国的寡头再次成为中心问题,这是一场为了社会的生存和地球的生态平衡而进行的斗争。(阿尔伯托·拉维洛塔和米歇尔·阿格纳耶夫是古巴拉丁社网页的撰稿人)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8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古巴拉丁社网页)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

【慎重声明】 凡本站未注明来源为"今日中国"的所有作品,均转载、编译或摘编自其它媒体,转载、编译或摘编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及其子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时必须保留本站注明的文章来源,并自负法律责任。 今日中国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最新资讯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免责声明 | 广告服务 | 我要投稿 | 意见反馈 | 信息纠错 | 网站地图

未经今日中国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本站今日中国(www.chinatodayclub.com)提供空间和技术支持 Code ©2009-2016 今日中国版权所有 业务联系:sunny@chinatodayclub.com

{"remain":4997753,"success":1}http://www.chinatodayclub.com/html/global/info_13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