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尔多伊利的《自由和平文选》 资料图片

近年来，中东北非地区乱局丛生、乌克兰冲突僵持无解、美俄关系坠入冰点的同时，地缘政治的阴云也让东亚的和平黯淡无光。在战争幽灵徘徊不去的今天，重读米切尔．多伊利( Michael Doyle)的《自由和平文选》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多伊利是民主和平论的提出者。这本出版于2011年的论文集《自由和平文选》(Liberal Peace: Selected Essays)集结了多伊利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的重要文章。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评价多伊利的学术贡献时指出，他引发了整整一代的学者关于自由主义和战争的争论。

其中1986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权威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的《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收录在文集的第三篇，它是该杂志百年历史中国际关系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在所有文章中排名第十六位。民主和平论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甚至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话语和实践。多伊利在该书的序言中表示，他论述国际自由共同体的文章曾受到克林顿竞选团队的欣赏，他在克里、奥巴马的竞选中也提供了外交政策的咨询。他还曾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和前秘书长安南的特别顾问，以及联合国民主基金主席。

这本书中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面世的几篇论文论述了康德、亚当·斯密、洛克、卢梭、熊彼特、罗尔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国际政治当中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启示，并把它与修昔底德思想影响下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了比较。另一些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章则探讨了冷战的终结为“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带来的机遇，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如何保护、维持和扩大这个共同体；如何把它作为全球秩序的核心，将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独立的和平区”(separate peace)扩展成为更加 完整的全球民主。

多伊利从康德著名的《永久和平论》中总结出了自由主义关于和平与战争的两个传统，形成了民主和平论一以贯之的核心观点：19世纪以来，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和平的，它们形成“独立的和平区”，为北约联盟以及其他的国际合作形式提供了基础。同时他也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并不会自我克制以避免与非自由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甚至在这方面表现得“轻率鲁莽”(interna-tional“imprudence")，例如欧洲的殖民战争和20世纪美国的军事干涉行为。

受到康德启发，多伊利认为民主国家不愿相互打仗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是人员牺牲、金钱投入、战后重建和战争债务等一切战争苦难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对战争的代价非常敏感，因此对于开战十分慎重，通过选举等制度对国家决策者形成了制约。民主国家逐渐形成了用和平方式处理矛盾的利益共同体。但由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计算（失误）、相互误解与怀疑等原因，一些民主国家会对其他国家诉诸武力。

民众对战争代价的认知以及自由贸易导致相互依赖的增强是民主和平论的重要支柱。的确，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推动了战争的现代化，战争的成本大大提升，战争与和平收益的计算也随之改变。这是否就改变了自由民主国家的理性等式呢？多伊利和民主和平论的众多追随者都同时看到了民主国家之间大致和平的状态以及民主国家对“异类国家”开战的倾向，但他们离开了世界体系的框架理解西方国家的战争行为和观念，因此无法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战前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相对和平的状态相伴的是频繁的殖民战争。正如研究数据显示的：1815-1914年间欧洲仅爆发28起国家间战争，但同期发生了107起殖民征服和殖民反抗。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刺激了工业国家向全球开拓工业品和剩余资本市场及原料来源的狂热欲望；同时宗主国的安全观也随之全球化了，他们建立起诸如新加坡那样的海军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这些经济政治安全利益导致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摄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殖民帝国的西方民主国家既合作又斗争，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催生了殖民地独立浪潮。殖民地的反抗斗争与东西方的冷战同时进行的局势促使西方民主国家紧密地站在了一起，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最初由战争开创的殖民体系通过经济控制、制度建立、意识形态控制等非暴力手段得以稳固，生成了更具长远的经济、政治与战略意义的不平衡的国际结构。这一结构并未在殖民地独立运动中死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西方工业国家通过推行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继续加剧了南北不平衡。

同时，暴力手段远未退出历史舞台，只是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从19世纪门罗主义到21世纪初的布什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巨伞笼罩着“和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结构，随时准备为美国及盟国的利益而战。西方国家通过武力促使中东民主转变“自由 议程”，输出“自由民主”的价值，助推伊斯兰国“崛起”及南海风波等，无不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偏执和狭隘的利益观念关系密切。

康德谴责商业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犯，多伊利也对“自由帝国主义”持否定态度。他在讨论小布什“自由议程”的遗产时认为，武力强制的民主化是错误的，只会适得其反；应当鼓励这些国家的民众去决定是否发展民主，通过商业贸易和国际契约使所有国家都拥抱自由主义，从而实现和平的转变。他糅合了贸易和平论与民主和平论，和平的主张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表明贸易和平论并不是一个高明的逻辑。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国内民主也并不必然带来和平的对外政策。法国历史学家、政治社会学奠基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 Charles - Henri Clerel de Tocqueville）敏锐地发现了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情感而非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民主国家内部利益分化与意识形态分野曾是导致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通过为膨胀的军事工业寻找市场，战争有可能促进而非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另外，发达的技术和代理人的战争确保民主国家能以很少的人员代价赢得战争，这些将削弱民主对战争可能存在的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无情地驳斥了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爵士(Sir Norman Angell)的贸易和平论（安吉尔认为，随着国家之间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战争是有利可图的想法已经成为了“大幻觉”。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所有贸易自由主义者的梦想，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对贸易和平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全球化和经贸往来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加剧了国家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并造成了全球环境的恶化。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与贸易和平论相反的观点，即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当前深刻复杂的变革也可能摧毁民主和平论的“大幻觉”。多伊利建立了以自由贸易和国内民主为主要支柱的乐观主义进化论。概念与逻辑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反映，实质上，他相信存在着两个在理性和道德上都分道扬镳了的世界。前者正步入和平的光明，后者仍隐身于战争的阴霾。这种对立是虚幻的，根本上体现了狭隘孤立的西方中心主义。当自由民主的世界战争已变得面目可憎时，西方国家却仍热衷于在欠发达地区实施暴力。建立和维持不平等的全球体系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实现长期和平结构的原因。只有在世界史的视野中我们才能清楚辨识国内变化的真正意义：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并未使发达世界一劳永逸地成为安全孤岛。我们应反思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偏见并建立平衡正义的国际秩序。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