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已过10年，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没有如期完成联合国制定的、各国领导人郑重签署的“新千年计划”。更吊诡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却越来越成为西方带领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流话语批评的“靶子”！甚至国内外谁都可以凭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邯郸学步般地跟从西方话语的主流中国人也恨不得自断股肱。

敢于拒绝使用美元的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和朝鲜都被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作为死敌和“恶棍国家”就是例证。发展中国家思想界都知道：伊拉克被美国侵略导致政权颠覆和成千上万无辜平民伤亡，乃至全球媒体转播以极刑处死萨达姆，当然不是因为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编造的战争借口被戳破之后没有任何发动战争的罪犯被送上西方主导的国际法庭——而主要是因为这个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公开宣布拒绝使用美元作为其石油出口的结算货币。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就成了中国人能否有效地把中国经验从特殊论提升到“一般论”的理性高度的重大话语权问题。于是，今天的题目是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文︱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铁军

本文由瞭望智库摘编自作者所著《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独家授权发布

当讨论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的时候，有些属于对历史经验的不同归纳。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起到构建制度文化基础作用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可有谁想过要质疑，复兴的是什么文明？

早年我也是个文学青年，看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人大复校以后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老师介绍了大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以至于后来我成了个博物馆迷，非常推崇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但当我开始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时候，越多接触原住民文化，就越有了另外的批判性认识，在此提出来和大家共享——其实与文艺复兴同步的是殖民主义，文艺复兴中的很多艺术、文学或隐或现的包含着对西方几千年奴隶制的复兴……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古罗马的市民的民主制度的基础，都是奴隶制，享受着民主的市民，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与现在的黄金分割二八开相比都差远了，而那超过90%以上的人口是奴隶。

古希腊奴隶劳动创造的文明很伟大，但在那些巨石雕塑前被震撼的时候，应该看到其中几乎没有大量投入的劳动者——奴隶们的身影；应该想到这是古代希腊人在上攻到波罗的海一带使其奴隶贸易扩大了十几倍之后才有的奴隶劳动成果。

对有口皆碑的古希腊历史来说，最大的伟绩是马其顿城邦首领亚历山大的伟大东征，在于他打败波斯之后把边界向东扩张到印度边沿，由此成为跨欧亚非三个洲的大国，这也进一步扩展了古代希腊奴隶制，于是有了辉煌的文明时代。

古罗马一样是在奴隶制基础上形成的城邦文化，而且他的城邦文明是希腊的血脉传承。因为，罗马是早期希腊海盗占领的据点演变成了的城邦。海盗据点主要贮藏财富、烈酒和妓女。

于是，有了今天人们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还可以到处看到的关于“吃狼奶长大的双胞胎”的多种艺术表达（据说已经被意大利最新考古发掘证实了）——他们本来就是妓女生的孩子，一般都扔到河里死了就算了，但这对双胞胎却没被淹死，他们被失去狼崽的母狼养活大。

在罗马的国家博物馆随处可见的还有一个用陶器、壁画和挂毯表现的画面，吃狼奶长大的男婴成为罗马居民的时候，这个城市只有男人，其实这是海盗文化的传承——早年的海盗只有男人。那么，怎么解决男人问题呢？就到另外的部落抢女人做“媳妇”，于是就终于有了罗马城。这个古罗马成为城邦文明的过程，造成了多少其他部落的“杯具”。

类似的例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代表政府多次向原住民道歉，原因也是早年来到澳洲的白人大部分是属于罪犯流放——几乎没有女人。政府就下令当地所有土著家庭贡献一个13岁以上的闺女，交给政府培训之后分配给上岛的白人。于是，也就有了澳大利亚成之为国家的人口基础。

早期的西方文明，确实和后来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有很大的继承性。后来的文艺复兴在对中世纪农奴制表达批判意义的同时，内涵性地是对欧洲早期奴隶制的复兴——殖民化时期是欧洲的国家犯罪造成的对人类的屠杀、迫害和对资源的掠夺、控制。

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内含成本对外转嫁的外部性制度构建。而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继承原来殖民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延续，也是原有利益集团转嫁制度成本的结果。

据此，不妨再看看到底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各位可以讨论一下。也许可以检验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经得起不同的经验过程的实践检验。如果任何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能和其表现的历史起点相一致，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不过，我们今天教科书中的大多数理论逻辑，都找不到与其逻辑起点相一致的历史经验的起点。

如果愿意进一步讨论东西方文明的演变，就会去价值化地看人类历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全怪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在殖民化中复兴奴隶制。因为，西方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取决于人类在不同生产关系下受到的环境约束——文明的形成及其延续与自然地理高度相关。

大约在中国从黄帝到夏商两朝赶上气候变暖时期，东西方人类社会发育都明显加快。但最早的气候变冷（小冰河期）大约是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到秦汉之际，演化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地域冲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气候变暖期间，亚洲大陆400毫米等降水线北移，华夏农耕文明已经扩展到了北方；气候转冷等降水线南移，干旱草原游牧民族的所有部落都生存困难，不得不联合南侵。华夏农耕文明就和北部游牧文明的各种民族之间出现了频繁的战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战争很大程度受到自然因素影响资源环境变化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冷和北方干旱引起的频繁战争，导致汉代重新完成中国大一统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匈奴于大漠以北”。

这也许客观上成了罗马几百年后衰败灭亡的原因之一。被汉武帝打败的匈奴残部西进到欧洲，那时候欧洲北部的原住民大多处于采集和渔猎状态，抗自然风险能力极低，匈奴铁骑逐步压迫那些处于半原始状态的部族只能拉锯型地后撤，渐渐向西、向南迁移，其中有些部族南向进入亚平宁半岛，那就是欧洲历史记载的所谓“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南侵，这些是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和灭亡的因素之一。只不过，这是个至少百年以上的漫长传导的过程。

但，汉朝征伐匈奴只是中华汉唐盛世影响西方文明的第一段。唐朝是第二段。唐朝先后击败东西突厥，残余突厥人沿着中亚进入小亚细亚，部分定居于安纳托利亚半岛，成为土耳其；其一小部分继续西进，曾经打败了东罗马的衣钵传承拜占庭帝国——也是导致拜占庭帝国解体的历史原因之一。

据此，虽说我们的中原农耕文化“安土重迁”，从来就没有威胁过西方；但被中国汉唐盛世两次打败的游牧民族渐次西迁，确曾对西方有过些负面影响。

到了中古时期，欧洲不再有完整意义的大国，由此进入千年黑暗中世纪，欧洲半岛主体部分那些高度分散的蕞尔小国，连维京海盗都应付不了，至今找不到多少历史文物或者文字清晰地表达这个时期的真实历史。

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宋代——政府治理和文官制度最完善的时代——形成了三权分立的中央集权和科考取士的文官制度。

宋代科技文化和工商业繁荣，是当时世界最发达国家。其对外贸易盈余显著增加——主要靠海运瓷器出口，运到阿拉伯世界，不仅靠转运中国货带火了阿拉伯，也搞穷了中世纪的欧洲那些小贵族们建立的小王国。

我曾经在欧洲到处走，看到很多的中世纪小城堡遗址，那些小土豪手下管着几百人就算是个诸侯了。那时候的宋代则是大船出海，回来“十船九空，唯一船实之白银也”。欧洲白银外流普遍危机，长期战乱频仍。欧陆边缘的战败国都要用白银赔偿，而战胜者则更要买中国的东西，于是战败者去了盛产白银的南美。

宋明之际，中国的白银储备占世界的60%。这个基本上不产银子的国家，凭什么用白银作为货币？因为大规模贸易形成的长期盈余。

过去是“弱国无理论”——因为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了，就被别人编造说：中国之所以战败，主要是中国人素质低，加上自己的制度不好——封建主义“闭关锁国、落后挨打”。

真是这样吗？从秦汉构建大一统的制度努力直到宋代，中国人用了差不多上千年，才完成了对诸侯分封和节度使割据等封建制度的改造，形成维护中央政府法统治理的国家政治——这就已经不再是西方历史指称自身遭遇“千年黑暗”的封建主义制度了……

1840—187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约30年帝国主义多次侵略，中国就把财政赔得差不多了，同期官员和军队都抽鸦片了，上层建筑“被鸦片化”，中国就成了弱国了。而且，1870年之后，由于国家财政失效了，中央政府不能给地方正式税银支持的开支了——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央财政严重亏损不足养官而导致地方乱收税费的状态，清朝就允许地方征收“厘金”。交不起的老百姓就造反了，于是到处是农民起义。

总之，西方通过殖民化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之前的序曲，确实与中国有关——是其对华贸易的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财政危机，引发长期白银战争，才有对美洲白银产地的殖民掠夺，和进一步对非洲的奴隶制掠夺造成的三角贸易……就是这种掠夺全球，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1

战后双寡头地缘控制下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如果说，二战之前是西方产业资本过剩大危机压力之下列强不断瓜分殖民地和市场的纷争构成的多边地缘格局，那么，战后则演变成了双寡头为实现地缘控制战略而推进的产业转移。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把借二战机会大幅度扩张起来的过剩制造业向欧洲和日本转移，这就有了美国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同期，俄国也向东欧和亚洲的中朝印等国家做类似的雁阵式产业转移。

战后产业转移进程中，欧洲得到设备生产恢复，产品给美国，美元回流给欧洲，到了60年代就有了与滞留在欧洲内部流通的美元相类似的大量的海外美元，比如有石油美元、毒品美元等。海外美元的大量沉淀导致美国人不再允许那些拥有美元的外国投资人随时来换黄金，于是就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战后的这个体系本来使得美国已经成了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但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该体系解体之后就一定会导致了无储备约束的各国货币滥发。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也势必走向金融资本主义道路。

客观地说，只要金融资本脱嵌于产业资本追求独立利益，其导向就是加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必然的寄生性：内生地具有强烈投机特性的金融资本越是追求超越产业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越是具有其腐朽性和投机赌博势必导致的垂死性。

一旦资本投资人可以靠玩票子挣钱，谁还愿意来千辛万苦地做产业？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搞产业的人一定会吃亏。金融市场的愈益混乱也是一定的，因为金融资本不再具有产业时代资金要素的性质，不再满足追求产业的平均收益率，而是由于追求流动性创造的超额收益率，而势必去制造越来越多的衍生品。

2

当代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从财政税收结构看，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更多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搞的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实际上不承担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那么，风险责任只能最终由中央来承担。…………政治上的地方化第一个派生的社会现象，是地方追求工业化收益而同样不承担制度成本。

当西方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就转移过来了，于是转移了产业的西方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兴起和民主政治扩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就被放弃了。

接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就成了主导矛盾，中央政府仍然使用传统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干群对抗，遂使财政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前不久我给广东人讲课时候说，2008年南海区连续发生成规模的打工者有组织的罢工并取得成功，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了经典理论描述的对立矛盾引领社会结构变化的里程碑。

第二层的派生结果是西方转移产业使得地方政府促进形成了更多亲外部资本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因为，西方是把旧设备高价淘汰给中国。于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形成外债，欠债国家在西方压力下的国内上层建筑因此产生了转轨、改革，从原来的亲内资变成了亲外资。于是，地方政府推动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这在发展中国家成了普遍现象，不管何种意识形态。

各位注意，本国在最近两年才多少改变了亲外资的政策。此前，国资收税超过50%，民资33%，外资仅14%，何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现在虽然统一所得税率25%，但是地方化体制下的政府仍主动减免。

从1999年以来国债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结果，是国有垄断资本的加强，对于民资确实是不平衡。但同期大规模引进外资则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多亲外资。外资要是没有相当高的回报率是不会来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资在中国的回报约为20%，中国在美国的国债市场投资是不足6%；现在是美国高达33%，中国下降到不足4%。客观结果是，听任外国拿走中国的钱，反过来再投资到中国占有战略产业并且占有高回报，这也是多年亲外资政策所派生的结果。

随着西方产业大转移，就出现了这些派生现象。西方把产业资本过剩造成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如今，中国在生产过剩压力下的主要矛盾也会在国内表现为爆发趋势。

当代发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第三次危机——金融全球化危机。

如果只认识到这是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阶段性危机，那并不具有创新性；认识到这种危机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以及怎样转嫁，才是我们的理论创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争增发货币，而势必导致金融资本泡沫化！但美国面对危机仍然得靠更多增发货币，由此发生了连续的金融危机。

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住在华尔街附近，高档餐厅照样顾客盈门，接触的那些投资家趾高气扬，一点危机的感觉都没有。2009年希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也去了，感觉也是这样的。2010年西班牙危机、2011年爱尔兰危机……除葡萄牙之外的“笨猪国家”我都去了，

感觉也是这样。虽然偶尔也看到有些群众上街游行，但总之，我在那些危机国家中直观的感觉不像是身处危机之中。尤其是完全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东解体，更不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大赤字引发的大危机。我记得当时美国人对中国非常不屑。当时我们在国外遭到的挑战，几乎都是中国崩溃论。

1991年我到苏东国家考察感到的危机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改革造成政权解体的同时是货币体系坍塌，使我理解了金融体系之信用的依靠，本质是政治强权。货币是什么？是一张纸，那么货币之有信用在于是政治强权向其信用体系的赋权。政治强权塌了，货币体系也会随即坍塌。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一定会依靠政治强权导致危机代价的转移。比如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已经把制造出来的60%过剩货币通过冲击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转嫁给国外。因为民间和官方的债务超过40万亿，政府和民间都根本不打算偿付巨额债务。

发达国家债务占比高，因为他们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1980年，我到美国看到里根政府大做利率调整，一方面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更多衍生品。可见，金融化的过程应该是货币化先于资本化，资本化扩张则更多靠增加金融衍生品吸纳过剩金融的规模交易。何况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单极化的政治强权，无论怎么向世界转嫁成本都没有“合格反对者”。

早期西方大规模转移人口和占有资源是构成世界二八开的前提。当代形成政治强权支撑金融霸权是维护世界二八开的前提。

3

生态文明：中国的激进现代化困境和调整方向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很多，要到全球去买资源和原材料，就会被西方为首的话语体系批为新殖民主义！其实我们像“土大款”穷得只有钱了，资源是买不到的。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与以往提法有继承性。1980年邓小平提了两个文明，1997年十五大承认“资本”之后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今天提了生态文明，演进为四个文明。不过，合并同类项我们发现政治文明可以放在精神文明中，生态文明放在物质文明中也可以。那就是“生态化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化的精神文明”。

当年“一切向钱看”的时候，中国经历了“去政治化”和“去生态化”。现在当人们发现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去政治化挡不住自发政治化。精神文明也不是墙上挂了文明标语就文明了。何况，今天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

毛主席强调过：“我们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社会主义”，土改的结果造成人人是小土地所有者，不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几千年诉求的“耕者有其田”，但我们将其解释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包括农民在内小资产阶级占中国人的大约90%，就是全球最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发生的经济政治领域矛盾，不过是小资人口过多和小资激进特征的表现，无论说是什么主义，都只是对国外话语的一种借用。

如果说土改派生的经济效果，是把90%的农民从民国危机的长期通胀中解脱了出来，相对于城市资本而言，可以叫做“去依附”（萨米尔·阿明，世界依附论）——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使得90%的农村人口与城市几乎没有关系了，而城市孤岛当年主要是高风险的资本主义经济。

回顾民国史可知，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追求现代化的“黄金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但为什么短短十年就完了？因为在经济高增长的时候遭遇了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之后美国无视西方八个承担稳定白银价格责任的国家的白银协定，单方面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就像中国在中世纪曾经导致欧洲白银外来通货短缺一样。于是民国工业化中断，政府不得不在1936年放弃银本位，改为发行法币。接着，第二年日本侵华，迅速造成通胀，政府需要支付硬通货买军火，到了1948年，法币崩溃，贬值了几百万倍，这时民国经济接近崩溃，最后一次挽救是借来了美元发行金圆券，4个月就垮掉了，维持国家的现代的财政和金融没了，于是乎庞大的国军没军饷了。民国先灭亡与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体制失败，后灭亡于军队崩溃。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就让大多数人和这套现代化体制脱钩了。那么，到底什么要素让中国改出危机进入高涨？

大家认同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我把现在西方发生的危机称为“西方特色的现代化的综合成本过大”。由于把产业转移了，那么看英国第一大产业是金融，第二是旅游，都属于第三产业，制造业和农业几乎没有地位，只靠金融、旅游怎么过日子？如果我是英国领导人，一定坚定地站在美国大哥一边。才能保证英镑币值长期高于美元，对其他国家占有汇差，以便靠进口过日子。

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打击下改变西方人消费主义生活习惯和压缩福利主义的社会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客只能承诺增加既定的福利开支，不能妄想在社会成本不断增加条件下恢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当年奥巴马把“改变”当成口号，但是几年没成功，因为他们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就是那样的，只剩下了制造货币增发国债。再比如，希腊的造船产业和航运业都转移出去了，中产阶级都要高福利又不事生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靠玩金融，于是只能做旅游，靠的还是奴隶文明打造的神庙。

所以，如同小资产阶级一样，中产阶级是个不清晰的概念，既不可能是自觉的阶级，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利益结构还高度复杂，其实只是西方产业转移后留下来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维持生存的人。现行西方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下的中产阶级福利要求的泛政治化表达，哪一个政客不能满足就当不了政客。谁都不会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把自身问题说清楚，那些越来越没底的国际会议只好把我这样的外来和尚找过去揭老底。

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走到今天，引发全球化成本转嫁不出去的现代化危机，沿着老路是走不下去的。过去累计的成本向发展中国家和环境转嫁，终于反过来惩罚西方自身，就变成了现在的矛盾。连同地中海对岸北非发生的事情，也都是这个道理。现在应该是人类愿意建立进一步反思能力的时候了。

人类从“以资为本”的资本文明转型的方向，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内涵是多样化的人类客体的共存，无所谓好坏，也没有谁一定得“化”掉谁的道理。

4

自我反思：认同生态文明的学习过程

最近10年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强调城市化了？因为城市中国是个资本池，风险收益与成本都大于乡土中国；农村则是“人口池”或“劳动力池”，风险低，收益也低。城市乡村的存在各自都有其合理性，不一定非得要谁化掉谁。

现在说的城乡统筹，应该注重的方向是公平地给城乡共同分享的财政支持：养老、福利、教育、医疗……干嘛都得像城市那样搞现代化？

有人如果愿意“传统化”一点不行吗？我现在到了甲子年，学什么都有道理，谁批评我都笑眯眯地接受。今天人们为什么对问题认识不清楚？在于意识形态局限。媒体很难超越意识形态。主流的西方理论都有找不到历史起点的悲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主流学科构建基本逻辑的历史起点是找不到的。

苏东战后靠实体经济起步，靠非货币交换的经互会记账流通体系，由于交换不使用货币，因此前苏联的卢布币值高是因为没有推进经济货币化，苏东国家的货币连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在1992年之前，中国也是一样。又因为前苏联作为主导国家在换货贸易中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必推动货币化就可以实现苏联产业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占有这种制度收益的集团就不会推进经济货币化，于是，苏东国家就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

同期的西方则大规模推进产业转移，主要靠货币增量和经济资本化维持增长，遂导致到20世纪80年代连一贯强调物质生产的苏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符合西方需要增加了非物质服务的内容，这样西方的非实体化的经济在MPS和SNA两套核算体系中都有了表达。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只按物质产出核算的时候，大家都得承认苏联创造的实物量和工农业产值更高，但是修改以后就使得数据上西方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苏联东欧。

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国际主流舆论：苏东落后了，而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制度先进赢了。其实，是停留在产业阶段的苏东国家的产业资本被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击垮了。苏东国家金融体系坍塌又给了西方直接覆盖苏东推进西方货币化、扩张金融资本的历史机遇；欧元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不过，这乃是双寡头地缘战略冲突之下不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结果，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前苏东经济体是比较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分析周期性经济危机最早是在1988年经济学周报发表的、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危机论》。1991年在美国写的文章也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1992年改出了中文版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但在国内没哪个刊物敢发，到了1993年一个朋友的刊物斗胆刊登之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后，到了1997年的十五大我们才公开承认资本这个概念，1997年之前国家级报刊是不讲资本的。

后来我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即使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符合西方理论的内涵。如果上层建筑长期超前于意识形态，后果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上层文件不是大家不执行，是他本身超越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各国都有上层建筑成本高的问题。

西方在转嫁成本，我们也在转嫁，主要因为中国是大国，才有足够的危机承载能力。什么大国？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于是，历次城市产业资本出现经济危机都是向农村转嫁的。当代史上，凡属于能向“三农”转嫁的危机就在城里软着陆，凡是不能转嫁的就硬着陆。城市是资本池，有风险收益；农村是劳动力池，土地是零风险资源性资产，而小农是风险厌恶的，小农村社共同体具有群体理性，能够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可见，为什么乡土社会能够承载城市的资本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其内部化机制。…

我们对西方个体理性有了认识，对中国的群体理性缺乏认识。因此，这种内部化机制正在被各种维护城市资本利益的激进改革破坏掉。

当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是非规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农民上访的背后也有复杂的三宗背景。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了。现在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找三宗这种非规范组织沟通，否则寸步难行。村镇党委和村级支部这些正规组织由于成本过高而没有大用。在长期刻意在农村执行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条件下，任何构建现代上层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高而难以落地。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充满城乡关系的复杂矛盾。

城市产业资本要求以乡为单位实行规模经营，便于提取“三农”剩余。在1953年工业化加速的时候搞了统购统销，几十万个合作社，完成的是从“满头乱发”到“编成辫子”、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

1957年以后的高度集体化可以形成准军事组织，成规模集中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这个替代机制很重要——“L替代K”。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中国在1957年几乎是零资本——苏联撤资后，工业化难以为继，于是有了国内力量启动二次工业化。主要是用人力代替资本。

1958年中央没钱投资了，随之发动地方搞的工业化就是后人批判的“大跃进”。接着，不仅中央没有钱，地方工业化折腾了两年，两级政府的财政就全面赤字，累积达到1960年当年财政的大约28%，到了下一年，中国变成了几乎是零投资国家。于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国都非常贫困。

1958年人民公社的重要作用是吸纳城市的工业品以拯救陷入困境的城市经济，公社自己还得搞五小工业，建立拖拉机站，集体还得组织劳动力去国家的工地替代资本。以上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方式。后来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集体化就转轨了，分散了土地和劳动力。

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基本道理是中国政府的公司化和资本化。今天也是这样。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越是下级政府负债率越高，最多高达400%，这部分债务最终责任都是中央政府承担还的。现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规模占GDP的50%以上。政府的融资客观上反映了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在中国，政府就是直接的运动员而不是单纯的裁判。这和我说的最近十年的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增长是一致的，虽然也招致了西方和国内民资的批评。

从1957年的数据看，中国几乎不可能“中央化”。从财税关系这个政府体制中的核心内容来看，早就已经是“地方化”了。现在的重庆经验也是那样，属于“中央缺位下的地方创新”。中国1988—1994年的大危机，类似1929—1933西方大危机。

1980年危机爆发导致约40%的城市失业率，当时主要靠“单位制”解决——政府要求五个人的工作十个人干，从此出现了单位制的无效率，因为政策要的就不是效率。

同期是干部子女在父母所在的政府部门“办三产”：官方恩准干部子女办公司倒买倒卖，使得80年代中期物价飞涨，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当时为了缓解通胀做了个全面改革的大计划，还好没有实行，虽然并不是不想用市场手段。最后邓小平决定价格闯关可以试。还没来得及闯，就出了大抢购和恶性通胀。

1991苏东解体，苏联人比我们的全面改革计划先走了一步。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教训——没有及时推行货币化！于是，中国在1992年进入了货币化——取消一切票证，货币发行量陡增，信贷翻倍。为了吸纳超发货币，又在1992—1993年开放了三大高风险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

中国从1992年终于有了真正的货币，但那恰恰是在赤字危机条件下政府实在无力负担票证分配的财政补贴。在1993年三大市场同步放开带动高增长，进一步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银行资本金为负（银行财政不分家），财政还多吃掉了80多亿存款，以及外汇储备不抵债务偿还需求等，“三大赤字”爆发，于是政府转嫁危机，要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但是，客观结果却导致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遭遇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外需陡然下降，突然降到不足一个百分点。从这时候起，中国遭遇输入性危机为主的阶段——1998年到2008年，我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输入型危机。

总之，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都有形成自身经验归纳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我表述的是我们归纳经验之规律，乃是我的一家之言。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