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明确的战略利益，近几年美国与印度的防务安全合作有了显著进展，在一些具体领域实现了突破。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是两国高层正清除国家政策和机制层面的防务安全合作障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并找到了初步契合点，这为两国将来更多战略层面的合作与新的突破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本文拟通过较详细地梳理美印防务安全战略合作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分析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层面的动因并探讨其前景。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一些关注美印关系的分析人士和媒体开始纷纷质疑美印关系发展是否已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美印双方享有“民主”、“自由”等共同的价值观，双边关系基础好且稳定性强等因素，使得两国所推动的许多议程不仅是为达到短期的经贸利益，而且更具战略性与长期性，这使得两国无须过度担忧双边战略关系会意外停滞或实质性地倒退。事实上，两国相关职能部门始终致力于推动各种战略领域的合作议程。奥巴马任期内美印战略合作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有了许多新的进展，尤其是在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美以后两国在防务安全等领域的战略合作有了新的突破。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奥巴马与莫迪已经进行了六次会晤，两国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愿景声明”。在2015年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期间，两国达成了“77项倡议”，这些倡议涵盖了防务安全和能源等众多战略合作领域。美印首脑如此频繁高调地接触并取得这般丰硕成果似乎在两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当然这不可能是近几个月内一蹴而就的。目前，两国互称“天然盟友”和“全球战略伙伴”，正致力于清除国家政策和机制层面对防务安全领域合作的各种障碍，并努力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多的进展。

一、美印防务安全合作取得了新进展

美印为两国享有的共同价值观和明确的战略利益感到自豪，但涉及具体合作时双方一直抱怨彼此复杂的政策和官僚机制。在防务安全合作领域，美国主要对印度“核事故责任政策”、“国防补偿政策”和“外国直接投资”等政策性问题不满，印度则抱怨美国复杂而多层次的军售监管和审查制度等一系列机制性问题。为此，两国一直在努力清除各种障碍，并且近几年在两个重要领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新进展。

（一）清除部分国家机制层面的障碍

第一，由于个人因素在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双方已经对负责具体事务的重要人员进行了合理的调整，美方目前在一些重要岗位上安排了印裔美国人和亲印美国人。如，2014年上任的美国驻印度大使维尔马是印裔，致力于推广他本人提出的“美印战略+”关系。维尔玛大使在防务和安全的法律和政策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会帮助他推进美印在该领域的合作。2014年上任的美国国务院专门负责防务贸易和防务技术转移等具体事务的政治军事局局长塔尔瓦是印裔。2013年上任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国务卿毕斯瓦也是印裔。美方在这些岗位上的人事安排非常符合本届印度政府加强与海外印度人的联系，尤其是寻求印裔美国人支持的政策。另外，现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自上任以来开展了一系列“亲印”活动，从2006年开始一直活跃在加强美印防务和安全关系的前线。2012年卡特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曾带头启动了美印“防务贸易与技术倡议”。印方则在一些重要职能岗位上安排了“亲美”或“懂美”的人物。毕业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辛格将军2014年就任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专门负责海外印度人事务。曾担任印度驻华和驻美大使的苏杰生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据西方媒体报道，苏杰生似乎是个亲美人物，也是有史以来最具“美国经验”的印度外交秘书，主张印美应当共同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此外，防务采办和防务生产是目前印美防务合作最重要的部分，现任印度国防部防务采办主任西哈格博士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2015年新任命的印度国防部国防生产秘书古普塔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雪城大学。

第二，两国已经建立并有效利用多种防务与安全合作机制。由两国共同建立的“防务政策工作组”负责解决两国防务合作具体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防务采购与生产小组”负责防务采购、防务技术转让和生产等领域的具体事宜。“高层技术安全小组”负责防务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认证、操作、安全和保护等问题。“联合技术小组”负责推动防务研究和发展方面的细节对话。“军事合作小组”和“执行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和执行两国武装部队的深度合作。这些小组大部分成立于2005年前后，在2014年左右两国开始明显提高各小组的工作效率，如成立“美印防务贸易与技术倡议专案组”，专门处理合作中具体机制和程序导致的各种问题与障碍，加快技术和投资的流动，加强共同研发和生产能力建设合作。同时，2015年美国国防部单独成立了“印度高速应对小组”，以负责加速推动美印“防务贸易与技术倡议”。另外，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专设“防务合作办公室”，以便协调和处理国防外交领域的事务。

第三，大部分美国顶级军工企业明显加强了在印度防务研发和制造领域的参与力度。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印已二十多年，2005年开始明显扩大其与印度国防部的合作范围，积极参与印度军备研发和制造业。另外，从1940年开始与印度国防部合作的波音公司自2013年以来明显强化了其参与发展印度军队防御准备能力和现代化建设的力度。雷神公司于1950年左右进入印度的防务市场，目前正加强其在印度军队一体化防空与导弹防御、陆空联合系统、海上安全、边境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参与。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与印度的合作已有25载有余，自2007年一直活跃在印度军队指挥、情报、监视和侦察的现代化建设领域。通用动力公司于2009年在新德里正式建立了联络办公室，于2012年开始与印度国防部最大的军工企业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印度空军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合作，2014年开始与印度讪玛通讯公司在生产军用数码显示器等领域合作。

美印对以上各种合作进展给予了积极评价。据美国驻印度大使维尔马称，通过以上政策性机制，两国高层亲自参与推动防务技术转让和联合研发方面的合作，专设了监督合作进程的联合工作组，定期向总统和总理做合作进展报告。美国国务院防务贸易监管副助理国务卿肯尼斯·汉德尔曼对媒体表示，美国正在努力减少美印防务合作领域的官僚干扰，在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以下的官员已经没有权力干涉美印防务合作。同时，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伦·谢弗也表示，美印防务合作中解决问题的速度已大大提升，原来需要几年的事现在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就能搞定。印度国防部也报道，2014年开始印度防务领域工业许可证申请和批准效率已明显提高——过去14年中印度政府已颁发287份防务工业许可证，其中70份是在2014年莫迪总理上任后颁发的。

（二）清除了一些长期影响合作进程的政策障碍

第一，新《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将减轻美方相关防务技术出口政策的影响。虽然美国一度取代俄罗斯成为对印度最大军售国，但是因为印度一直拒绝签署“通信相互操作性与安全协议备忘录”等重要防务互通性协议，而使得两国在先进防务技术转让和联合研发方面的合作非常有限，因此，印度在武器制造和技术转让方面主要与法国和以色列合作。随着美印战略关系的强化，在印度暂时不签署相关防务协议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制定一些特别程序来克服合作障碍。2005年签署为期十年的《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最终促成了2013年美印《防务合作共同原则》的签署。除了防务对话和联合演习之外、《防务合作共同原则》中双方特别承诺将在防务技术转让、共同研发、共同制造等方面强化合作并取得具体成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15年两国修订了到期的《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此修订版协议，两国将进一步全力推动防务技术转让和共同研制，加强反导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合作。修订版协议的新亮点是两国决定正式执行从2012年开始探讨的《防务技术与贸易倡议》。

2015年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期间两国商定了四项（也有消息称六项）初步的“探路者”项目，将在印度联合生产“新一代‘乌鸦’无人机”、“C－130滚装技术（可用于边境巡逻和海上侦察）”、“移动混合电源”以及“综合防护制服装备”。据说，其中有两项将与美国防务企业合作，另外两项则与美国政府合作。为正式启动合作，2015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访印期间，两国就四项“探路者”项目中的“移动混合电源”和“综合防护制服装备”两个项目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在新《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下，两国已成立“美印航母技术合作联合工作组”，并在2015年8月举行了首次会晤。印度目前正在建造6.5万吨级的“维莎尔”号航母，可能与美国在飞机电磁弹射系统等重要技术方面开展合作。在2015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曾参观印度东部海军司令部并登上印度国产的“P17”隐身护卫舰“萨亚德里”号，成为第一位参观该舰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据称，“萨亚德里”号自服役以来一直处于技术保密状态。在访问期间，卡特还表示，美国已经更新其对印度的燃气涡轮发动机技术转让政策。2015年12月，印度国防部部长帕里卡尔首次访美期间登上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成为第一位参观该航母的印度国防部部长。美印防务领导人认为，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将目前两国防务合作中的“买卖关系”逐渐发展成为“联合研制关系”。

第二，印度在逐步提高防务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自2001年以来，印度逐步开始国防工业向私营企业开放，但规定防务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不能超过26％。美国政府和美印很多有影响力的组织一直建议印度在国防和保险等重要产业领域的FDI上限应从现在的26％提高到74％，并且呼吁印度国防部消除围绕“先进技术”定义设立的各种合作障碍。为此，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2014年，印度财政部部长贾特里宣布，印度将国防行业FDI的上限提高到49％，更重要的是，印度将针对具体项目调整FDI的比例上限，例如获得“先进技术”时FDI比例可达到100％。

虽然印度防务领域的FDI比例目前还没有按有些组织所希望的那样提高到74％，而49％的FDI比例限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需要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FIPB）、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CCEA），以及国防部防务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等机构的有效协调，但是，此次印度在FDI宏观政策层面的调整显然有所进步。2015年奥巴马总统在访印期间公开赞扬了莫迪总理在放宽防务领域FDI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其实，2012年开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知名智库也一直建议印度应将FDI比例从26％提高到50％。目前，印度吸引防务领域FDI的路似乎还很漫长。据印度国防部统计，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印度防务领域的FDI总额仅为8万美元。如此微弱的投资力度尽管微不足道，但我们依然不能否定印度政府政策层面所做的改善。

第三，印度正改进“国防补偿”政策。签订防务补偿协议是一国政府向外国供应商购买防务产品和服务的一项附加条件，很多防务企业在寻找新市场时不得不面对这种“抵消”的负担。自1992年开始，印度通过其《国防采购程序》（DPP）为“国防补偿”政策奠定了基础，2001年终于建立了一套新的国防采购机制和程序。自2005年开始，印度在每一次修订的《国防采购程序》中探讨“国防补偿”政策，2008年把“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定为其“国防补偿”政策的主要目标。但该政策因存在缺乏灵活性和透明度等问题一直遭到美国的质疑和批评。为此，2012年印度终于出台了《国防补偿指南》，新指南使其国防补偿政策总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灵活性。比如，明确支持技术和装备转移的补偿方式，技术转让不再需要许可费，对国内生产、销售和出口均无限制、将履行补偿义务的期限延长两年、补偿贷款的有效期从两年延长至七年。同时，成立“防务贸易补偿监管组织”来代替过度官僚的“防务贸易补偿促进局”。

然而，美国等印度防务贸易伙伴仍然不太满意。这些国家敦促印度：在选择补偿伙伴时要有更多的灵活性；在补偿过程中要有更高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要允许通过更多的方法来处理补偿。例如，国防部应该接受民用基础设施、电力、能源和人力资源项目等间接补偿。2015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我们已在国防补偿政策领域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但是我非常清楚很多方面依然需要改进，我们将会与本国企业和外国伙伴一起努力实现这些目标。”2015年5月，印度国防部部长帕里卡尔说，印度正通过推出“定向补偿”政策来鼓励外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国防制造基地。国际媒体报道称，为了推动“印度制造”计划，印度正在进行更多涉及技术转让方面的“国防补偿”政策改革，并已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修订2015年版的《国防采购程序》，并且业内人士对此期望较高。

第四，困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两个重要政策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08年美印正式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又称《123条款协议》），同年，在美国的敦促下，核供应国集团（NSG）也最终决定解除对印度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民用核材料与设备贸易的禁令。2010年两国就美国核燃料在印度进行再加工的“安排和程序”签署了合作协议，向正式实施《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印度反对此协议中“要求专门对美国核燃料进行监督和跟踪”的条款，认为其主权遭到侵犯。同年，印度通过了对全面落实美印民用核能协议至关重要的《核损害民事责任法案》，但美国对此法案有关核事故的赔偿和责任方等问题感到极度不安，从而两国合作进程陷入僵局。

五年后，美印两国终于找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突破口。2015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核能合作方面的“两个重要问题”达成了“突破性的谅解”。一是就核事故责任问题，印度做出妥协。为了免除供应商和运营方都可能遭到索赔的风险，印度决定建立“印度核保险资金池”，由十多家大型印度保险公司联合承担索赔责任。二是实施《123条款协议》的“行政安排”，这主要涉及美国核燃料跟踪检查问题。两国在“行政安排”方面的具体文本已经定稿，并认为该文本符合双方法律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虽然两国没有公布“行政安排具体文本”的详细内容，但据两国官方解释，其主要模版是正在使用的印度与加拿大核能合作协议的行政安排。根据相关信息，加拿大提供给印度的核燃料均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跟踪和检查而非加拿大政府单独检查。因此，美国政府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总之，以上“妥协”说明，两国几乎扫清了政府政策层面的相关障碍，使民用核能合作终于进入可行的商业操作阶段。美国驻印度大使维尔马说，关于“核事故责任”和“追踪核材料问题”方面的两个分歧已得到解决，“现在要看各公司怎么做”。印度外交部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秘书阿曼迪普·辛格也说：“具体技术与贸易方面的问题需要由双方公司来解决。至于政府政策层面的障碍，我们今天已经扫清了。”尽管有人说，“所谓的突破只是天花乱坠的宣传，核能商业化合作方面的前景不明”，但这依然无法否认，两国间的合作在政府政策层面实现了一定突破。

二、防务安全合作取得新进展的动因

（一）美印在两国关系定位上达成基本共识

一些西方战略学者认为，代代传承且广为分享的世界观和战略愿景是大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特征，目前美印精英阶层的战略愿景和世界观可大致追溯到二战期间。美印在特定时期内因国家利益和战略路径相异而导致双边关系历经曲折，但由于两国高层领导及精英持有实现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等相似的价值观和战略愿景，20世纪以来美印政府持续使用“天然盟友”和“战略伙伴”来为两国战略关系定位。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称中国为俄罗斯的“天然盟友”以外，使用此类概念来形容双边关系的大国并不多。因此，给世人一种“美印不那么像盟友，又不止是朋友”的感觉。1998年为了减轻美国对印度核试验制裁的影响，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公开称印美是“天然盟友”。此后，美国似乎逐步接受了这种称呼，时任总统的克林顿访印时也公开称两国为“天然盟友”。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印度总理辛格任职时期，两国在“天然盟友”的基础上发展了“战略伙伴关系”。目前，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不但继续称两国为“天然盟友”，还给“战略伙伴关系”加了一个前缀——“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将两国关系定位为“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

不过，对究竟什么是“天然盟友”和什么是“（全球）战略伙伴”，美印高层似乎没有一个公认而具体的定义，两国学术界对相关的研究和探讨也非常少。笔者目前还未找到美印官方或权威专家对“天然盟友”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解释。2013年美国国务院南亚与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布莱克，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被问到所谓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标准时说：“我不认为战略伙伴关系有什么正式的标准。”然而，2014年在美访问的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战略伙伴关系有具体的定义。如果两个国家在贸易、防务和太空领域有合作伙伴关系，那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同时，有一些印度外交与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天然盟友”一般指的是“情投意合”，就如二战期间的美英合作，享有共同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而“战略伙伴”则是“貌合神离”，就像二战期间的美苏军事合作，虽然有些分歧，但是都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

当然，就像英美曾在印度独立等历史问题上存在争议，当今又在乌克兰危机、欧债危机和亚投行等问题上存有许多异议一样，美印两国也在针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本国利益的规划等方面有差异，有些领域甚至存在严重分歧。尽管如此，基于对“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有着较为明确的逻辑认知，两国依然视对方为“天然盟友”。观察最近两国间发布的一系列新“愿景声明”，美印“天然盟友”的理念似乎基于理想主义，充满“民主和平论”，两国领导人也高调宣扬美印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民主国家，深信多元文化、自由和法制等价值观。而两国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则似乎基于现实主义，强调硬实力，积极推动防务贸易、区域安全、海上安全、反恐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与两国高层关系密切的一些战略学者也承认，有时候美印国家利益和战略路径有所不同，但它们认为共享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给予了两国某种“天然亲密”的关系，同时在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等全球和区域性现实问题上两国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开展积极合作。因此，笔者认为美印“天然盟友”和“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没有片面强调追求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有纯粹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而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合为一体的特殊关系。

（二）美印在亚太战略宏观政策方面的契合点

基于两国战略关系定位方面的共识，美印高层表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具有政策层面的契合点。作为其“东向政策”的升级版，2014年莫迪总理上任后高调提出所谓的“东向行动政策”。其实，印度在未正式提出此概念之前，美国官方一直提倡类似的理念。2010年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印度后，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派亚特在新加坡的公开演讲中说，美国非常欢迎印度加强与东亚和东盟的关系，并希望印度能在其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东向政策”基础上推进“东化政策”来强化印度在亚洲地区的角色。之后，陆续有高级别的美国官员鼓励印度升级已实施多年的“东向政策”。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访印时强调，美国支持印度“东向政策”，鼓励印度不仅要“向东看”还要“与东接触”和“向东行动”。

2011年奥巴马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国开始更加明确地指出印度在其亚太战略中的地位。2012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首次访问新德里时，宣称与印度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合作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在亚太日益成为国际权力与财富中心的趋势下，美国将其外交资源更着重分配到该地区的一项包括外交、安全、经济等多元素的综合性政策。在外交领域，美国主要通过继续强化与亚太盟国的合作，推动与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关系；在安全方面，通过加强与印度和越南等合作，强化东盟和东亚峰会等区域组织的能力来应对亚太地区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在经济方面，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企图建立新的区域经济机制；同样，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也是一项在外交、经贸和安全等方面注重实质性“行动”的综合性政策，目的是在持续屹立于南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同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间的经贸、外交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

2015年1月，奥巴马访印期间正式表示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同年2月，美国助理国务卿毕斯瓦在卡耐基和平研究所演讲时再次重申，“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印度“东向行动政策”能表现出美印两国在印太区域的安全利益契合点。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访印后发表正式声明，表示两国领导人赞同“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具有战略契合点，并会提供更多的合作机遇。同年10月，印度驻美国大使阿伦·辛格也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很强的契合点。印度舆论认为，印度原来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持怀疑态度，但是现实主义者们已经发现接受此战略是印度重获权威的最快办法。

（三）美印对当前亚太主要安全挑战及其根源有共同的认知

基于美印亚太战略宏观政策上的契合点，两国似乎对当前区域安全主要挑战及其根源也有共同的认知。近年来，随着区域力量结构和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化，亚太区域安全确实面临着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领海领土争端、武器扩散等威胁。因亚太地区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冷战等历史影响，区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导致亚太各国对到底什么是当前亚太区域的主要安全挑战及其根源持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二战残余、冷战思维、日本政治“右倾化”和美国“重返亚太”是导致区域安全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崛起、俄罗斯重返世界大国的梦想等是导致亚太区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成员、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对美国用“冷战思维”称霸一切的惯性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迹象应该有一定的担忧；同时，印度也被期望积极响应中国提倡的“新型大国关系”和“亚洲新安全观”等理念。可是，印度近几年反而明显加强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莫迪2014年访问日本时间接谴责了中国的“扩张主义”倾向，称“某些国家”在力图“侵占”他国的海域。更为重要的是，美印亚太区域战略政策上的契合，使两国似乎已经对当前亚太区域主要安全挑战及其根源有了正式的共同认知。这一共同认知的最新依据是2015年两国联合发布的《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以下简称《愿景》）。《愿景》中在谈到区域安全问题时，本来应该全面关注“印太”区域面临的安全挑战，但是两国突出强调“南海问题”和“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的重要性”，并“呼吁当事国各方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准则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这说明了美印两国正式联合插手南海和东海问题，并认为海上争端是亚太区域目前最大的安全问题。虽然联合声明并没有明确点名中国，但中国以“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维护有争议的领海领土主权的做法，自然使美印认为中国崛起是区域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美印联合声明发布后不久，两国相关分析人士也纷纷发表评论，称奥巴马政府“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崛起及其对亚太格局的影响等问题上，莫迪与美国高度一致。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张影响力的种种做法，莫迪与美国一样似乎不仅变得焦虑不安，而且有意加以应对。印度主流媒体也认为该《愿景》的目的是应对中国的“野心”。中国一直明确表态说反对外部大国插手南海问题，但是2015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南海问题点名要中国停止南海基建行动。2015年11月，莫迪在东亚峰会上再次提出南海问题，2015年12月印度与日本发表联合声明，也突出强调南海问题。

美印在以上问题上找到契合点的主要原因是：首先，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认为经贸可以靠市场，但安全则必须要政府主导。因此，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在安全领域，特别是海洋安全领域，希望“天然盟友”印度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其次，虽然地缘上印度并不属于南海争议国，但其在该地区有巨大的贸易利益。再次，印度担忧中国控制南海后将势力向印度洋延展，因为中国已经在印度洋区域非常活跃，正在开发和经营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战略港口。最后，有学者认为印度通过插手南海和东海问题，力图在边界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四）美印在防务贸易领域宏观政策方面找到契合点

2015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访问新德里时表示，美国“防务技术和贸易倡议”与“印度制造”计划具有契合点。防务贸易是美印推动安全合作的最好手段之一，2012年美方启动了专门为印度设计的“防务技术和贸易倡议”，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正式发起“印度制造”计划，决定在国防工业等重要行业领域进行贸易制度便利化。美印在防务贸易政策上找到契合点是有其原因的。为了削减财政赤字，2011年美国国会制定《预算控制法案》后其国防预算一直处在削减当中，到2015年下降至6370亿美元，比2010年的7210亿美元下降了l4％左右。国防预算被大幅度削减自然会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比如2014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哈格尔曾警告说，国防预算的减少将使美国”亚太再平衡“等国防战略可能变成一种奢谈。与之相反，2015年印度国防预算增长11％左右，同时印度逐步愿意“扮演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尤其在亚太地区。所以，美印在通过寻找“防务技术贸易倡议”与“印度制造”计划等政策性办法来确保各自的安全利益。

在国防预算减少的情况下，美国各种国防企业也必须找到其他商机，而印度面临的国防现代化挑战恰好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虽然目前印度军事力量排在全球第四上下，但是其国防工业本土化和现代化面临着巨大挑战，尤其急需更换苏联时期的各种过时武器。据报道，印度到2020年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军费开销国。美国国防贸易分析人士也认为，目前大部分美国对印度军售属于“对外军售”模式（FMS），但是在“防务技术贸易倡议”与“印度制造”计划等新政策下，两国完全可以采用“直接商业销售”（DCS）和“对外军售与直接商业销售混合制”等办法来促进防务贸易。总之，美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对印度最大的军售国，这不仅为美国政府及其国防企业提供了空前的商业机遇，同时也似乎为美国逐步把俄罗斯挤出印度防务市场提供了便利。

三、美印防务安全合作的前景

（一）美印战略互信将会继续得到强化首先，美印战略交流渠道比较畅通。除了目前双边层面的三十多个正式对话机制和联合工作组之外，两国外交官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广泛地接触驻在国的基层政府、智库、学校和民间组织，且他们相互交流和接触不需要向当地类似于中国“外事办”等相关基层部门提出申请，并在得到批准后被“监管陪同”。另外，两国退休或者前任内阁成员、退役将军、大使、甚至前国家安全顾问都可以自由到对方国家去做访问学者、当资深研究员、任企业顾问和民间组织领袖等，这间接促进了两国战略互信。例如，2015年美国亚洲协会成立了一个新的致力于研究亚洲共同机制的组织，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和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都是其主要成员。

其次，两国没有陷入严重的“阴谋论”和意识形态困境。印度并不认为其在国际上面临着各种由美国操控的“国际反印势力”或“西方敌对势力”，或时刻面临被遏制或被“和平演变”的威胁。相反，印度认为，二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下，与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中国繁荣强大起来了，因此，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有更多的理由相信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对自己的崛起并不是一件坏事。另外，两国智库和研究机构做相关战略课题研究和交流时，一般不会由各自政府提前设定好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在官方和非官方辩论两国战略政治和安全话题时，一般不会就“历史长短”一争高下，也不会围绕“集体利益”或“个人权利”等话题喋喋不休，更很少责怪彼此“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因此，除非存在非常明确的现实利益冲突，两国高层一般不担心因相互误解与偏见而导致的冲突和对抗。这也是为什么一位被美国限制入境十余年，而且还遭到美国法院传唤的印度人，当上总理后能立刻踏上美国外交的红毯并取得巨大成效的主要原因。

最后，任何一方与第三方合作已经很难在战略层面上动摇两国“天然盟友”和“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根基。虽然近几年印度是全球第一武器进口国、全球第二人口大国、全球第三穆斯林人口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全球第四大武装力量并曾经与苏联结盟，但从战略安全角度考虑，美国不仅不担心印度的崛起，还多次公开表态说要实实在在地支持印度的崛起。美国认为印度恰如其分地处在其外交和安全领域最具战略性挑战的十字路口，因为具有民主体制和人口红利的印度也关注恐怖主义和阿富汗等南亚和中东问题，并越来越密切地关注来自中国的挑战和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同时，印度也认为几乎全世界都拥护它的崛起，并在当前国际环境为其提供的如此罕见的机遇面前，它应该努力扮演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仅当一个区域力量的平衡者。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与全球任何国家和区域组织联合遏制印度的可能性为零。同样，印度也不可能与任何国家和区域组织联合在战略安全领域挑战美国。虽然印度与一些南亚邻国存在领土纠纷，但是印度目前并没有面临类似于“小国‘欺负’大国”的尴尬局面。印度最近以谦让态度解决了与孟加拉国的边界纠纷，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大国的高度赞赏。虽然印度也一直在拉拢非洲，大量印度侨民渗透到非洲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但印度目前没有面临“掠夺非洲资源论”的指控。印度从中东进口能源，也有很多印度侨民在中东非常活跃，但印度并没有被批评说一直在“搭便车”。

（二）美印防务安全合作在具体政策领域会有新进展

首先，两国将通过执行具体核能合作项目来加快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进程。最近美国驻印大使维尔马透露，2016年上半年美印合作将会看到更多实际行动，两国联合工作组一直在执行相关项目方面的努力，双方认为只达成谅解远远不够，必须要执行具体的合作项目。同时，印度政府表示．2016年上半年印度计划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签署在古吉拉特邦建设六座核反应堆的协议，总投资为1500亿美元。另外，印度将在数周内解决最后一道障碍，即批准“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这些具体合作项目上的进展将非常有利于强化美日澳等国家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国际防扩散组织的努力。印度从2008年开始寻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美国从2010年开始一直支持印度加入，2014年年底奥巴马在会见莫迪时断言印度“即将成为NSG成员”。印度也认为自己应效仿法国，有权利在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前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核供应国集团主席格罗西在2015年年底访问印度时表示，虽然巴基斯坦等国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但是反对的理由越来越不充分。印度目前正在努力争取欧洲各国的支持，国际社会认为其很有希望在2016年6月集团年会期间加入该组织。

其次，通过推动国防采购和联合研发等合作将为印度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最近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计划从美国购买“复仇者”和“捕食者”系列等百架价值20亿美元的无人机，分别用于监视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活动和应对国内安全威胁，这些采购将有助于印度如愿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2015年10月，在美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印度递交了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申请书，尽管因意大利反对导致印度此次申请失败，但是该集团主席纳斯对印度尽快加入该制度方面表示非常乐观。另外，2015年美印新修订的《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中决定两国加强导弹技术等联合研发和技术转让合作，这将无疑帮助印度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集团。2015年1月发布的美印联合声明中奥巴马总统重申，美国认为印度已符合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条件。目前有报道认为，印度有希望于2016年下半年该组织年会期间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最后，通过继续或者重启两国三军的各种联合演习，将为签署拖延已久的各种重要防务协议创造有利条件。据媒体报道，印度将会继续参加2016年（海军）环太平洋演习；两国时隔四年后于2016年重启特种部队（陆军）“瓦吉拉·普拉哈尔”联合军演；印度2016年将参加一般情况下只有美国盟友参加的美国（空军）“红旗”演习。这些演习不但将深化两国海上安全方面的战略合作，而且有利于两国签署因印度一直担忧美国渗透自己敏感军事设施和数据而迟迟未能签署的“后勤支持协议”、“通信和信息安全备忘录协议”和“基本交流合作协议”等重要防务协议。这些联合演习将加强两国武装力量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同时，促进两军通信装备等设备的兼容性和军事港口等设施的共享性。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近不但已同意与美国在互相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与港口方面重开谈判，而且已向美国承诺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后勤支持”等重要防务协议。签署这些协议利于美国向印度提供高端科技，促进两国联合研发，也非常符合印度目前正积极推行的国防工业发展政策。

（三）美印战略合作依然面临不确定性因素

虽然美印具有良好的条件来继续强化战略互信并在具体安全项目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但两国不可能在每一个议题上都保持看法一致，两国总体战略合作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首先，印度的宗教、族群和民主体制等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将会影响两国执行具体合作任务的效率，尤其是印度在“征地”、“劳工”、“环保”和“税收”等领域的法规和政策会拖延合作项目。

其次，美方也面临一些机制性挑战。目前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很多“亲印”和“懂印”官员将会随着2017年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结束而被调换。下一届美国政府中负责印度事务的新“领导班子”能否找准双边合作的“着力点”，能否缩短磨合期，会否出现“换届而换思想”和“管理真空”，这些都是不确定性的因素。

最后，印度长期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仍会试图在大国间寻找平衡。比如2015年10月14日至19日，美印日三国海军八年来首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马拉巴尔”演习。有报道称，此举可能与中国有关，但其实当时印度正在同一时间（10月11日至23日）与中国在昆明举行“手拉手”陆军联合演习。美国也同样会玩平衡游戏。为了减轻因美印强化合作而导致的巴基斯坦的焦虑，美国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安抚巴基斯坦，而这又导致印度的不安。例如，2016年2月美国宣布已经批准向巴基斯坦出售“F－16”战机的相关计划，印度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表达“失望和不满”，同时也引起了印度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

结语

为清除战略合作上的各种障碍，美印双方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联合声明、修改了相关政策、调整了相关部门和人员，就许多重大问题已达成了有意义的共识，尤其两国的战略合作在各自国内获得了两党（或者主要党派）的大力支持。至于具体防务贸易合作在未来以怎样的速度与范围加以落实，则取决于双方的各部门以及相关企业。

考察美印双方最新防务安全合作的进展、成因及前景可以看到，美印战略合作没有也不会遵循传统的模式，即仅仅通过推动双边贸易来维持双边关系的大局。在确认两国享有共同价值观和具体战略利益的基础上，美印双方的战略合作包括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其考量已经超越了商贸利益的捆绑。仅凭两国频繁开展商贸活动还不可断定双方在战略层面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反之，在战略层面有巨大合作潜力的两国也未必能立即取得显著的商业利益，毕竟纯粹的商业动机并不是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或前提。只有两国确实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明确的战略利益时，双方才能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中稳步推动战略合作，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