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危机不是难民流向欧洲，而是欧洲不稳定的对外政策议程、经济紧缩与右派的民族主义增加相结合，在未来几个月这可能更加促成世界的社会和政治混乱。

带刺的铁丝网、拘留中心、排外的花言巧语和政治的无序；没有任何事情以更直截表明政府倾向于采取攻势，而是追求“民族主义的”利益，它们对逃离冲突与战争的难民做出了非人道的回答。根据预测，到欧洲申请庇护的人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看来他们并没有得到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任何人道主义的回答，眼前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和庇护申请者的基本权利，在分享责任、负担和用必要的资金拯救难民时可耻地失败了。

引起紧急关注的还有，在整个欧盟极端右派和反对移民的团体正在对政治家加大压力，而这些团体的影响正在搞乱公众，挑起政府对应当如何对待难民和移民这个有争议的问题的辩论。在公民中间种族主义的不容忍在全速增加，欧洲国家传统的自由主义态度正在迅速下滑，政府越来越多地接受关于难民的国际法厚颜无耻的解释，这种解释缺乏任何正义或同情心。

1951年难民公约的实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严重的难民危机的回答，规定各国政府在本国的领土内必须保护流亡申请者的人权。但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违反这项象征性立法的精神，它们的回答是阻止难民的到达，而不是为其提供便利，目的是将自己对他们的法律责任最小化。现在欧盟为了实现它的目的，甚至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起草了一项有缺陷和受到质疑的法律级别的协议，目的是拦截穿越爱琴海前往欧洲的移民家庭，违反移民的意愿将其送回土耳其。

越来越多处在移民从希腊到西欧通道上的国家，没有向难民提供“安全合法的通道”，正在采纳唐纳德·特朗普（美国共和党预备总统候选人）建立隔离墙的办法，将边界军事化，建立带刺的铁丝网障碍，以便阻止移民进入欧洲国家。没有证件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正在试图通过申根地区进入欧洲，申根协议已经不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地区，可以看到难民对凌辱的暴力屈从，或是被拘留在一般的营地，难民不能得到为了生存起码必要的服务。他们不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数万难民被塞在希腊一个地方，那里变成一个“生命的仓库”,被抛弃在一个处理自己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

显而易见，欧盟的许多成员国面对用自己的生命逃脱武装冲突的人们做出的极端反应，可以和官方种族主义歧视相比。政府不合理的回答很受民族主义政党的欢迎，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丹麦和波兰对选民的调查中，这些政党的支持率现在正在上升。在匈牙利发生同样的情况，政府甚至甚至接受纳粹时代没收难民所带的金钱和首饰的做法，用来为它反人道的运动提供资金。

很少人怀疑欧洲对难民的回答是歧视性的，在道德上是有异议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因为削减了公民的自由，抛弃相当长时间以来受到尊重的社会价值，更可能使欧洲不稳定，它没有向难民提供联合国的公约所保障的援助。欧洲政府反应的态度是在与伊斯兰国和其他的“圣战者”团体进行博弈，这些团体更广泛的意图包刺激对伊斯兰的排外，制造不稳定和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为在中东和整个欧洲搞恐怖主义争取支持。

撤除极端右派民族主义的神话

面对逃离暴力冲突的人员到来，关于政府应当如何做出回应民众日益分化，重要的是阐明极端的右派分子推动的神话实际上是什么东西：不容忍、夸张和绝对的谎言，其设计的目的加剧社会的恐惧与分歧。

被迫移居是一个全球的现象，与其他大陆相比，欧洲并没有经受媒体广泛传播的所谓“难民的入侵”。在世界上的6000万难民中，90%并没有在欧洲寻求庇护，大多数在他们自己国家内部迁移。能够在欧洲定居的许多人，当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危险的时候，将返回他们出生的国家（如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末期发生的情况，当时逃到德国的难民70%的人回到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真正紧急的情况发生在欧洲之外，那里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比如，土耳其已经接纳了300多万难民；约旦接收了270万难民，相当于这个国家41%的居民；黎巴嫩收容了150万难民，占它的居民的三分之一。正如所预料的，在这些国家和其他收容世界上多数难民的国家，社会经济制度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那里失业指数很高，福利系统运转差，社会的烦恼很多。作为明显的对照（德国除外），欧盟28相对繁荣的成员国只集体承诺收容2015年进入欧洲的100万难民中的16万人。这个数字不到欧盟居民总数的0.25%，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到现在只接纳了数百个难民。

这些国家称政府拥有的资金不足以能够与到欧盟寻求庇护的人共享，这是虚假的。还有人说这些庇护的申请者将夺走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就业和我们的社会保险，这些不过是种族主义歧视的一种辩解。除了向任何逃离战争和遭到迫害的人提供援助是国家必须承担的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在欧洲（以及在世界上）重新安置这些申请庇护的人有坚实的经济逻辑：在出生率很低和大多数居民是老年人的国家—如同在整个欧盟发生的那样—需要大量增加移民，以便能够继续为国家的福利系统提供资金。

事实是无可辩驳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证据表明，移民家庭对经济的贡献仅税收就超过2800欧元，超过他们公共贷款的收入。在英国2000年至2011年非欧洲移民贡献的税收达到50亿英镑（合64.25亿欧元）。但是他们得到的国家福利可能更少，做生意的人可能更多，犯罪比本地居民可能更少。欧洲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估计，来自冲突地区的人员流动从长期来说，在他们的出现影响更大的国家可能对就业指数和公共财政产生积极的结果。

一个为了结束紧缩的共同议程

如果说移民的家庭以重要的方式对社会做出贡献，许多出生率低的欧洲国家事实上需要更多的移民，为什么政府和居民中越来越多的阶层对尊重国际承诺和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难民如此逆反呢？可能是他们普遍认为，与庇护申请者共享的公共资源太少，在经济紧缩的时代出现了恐惧和不安全感，这时许多欧洲的公民正在为能够支撑到月底而斗争。

正当发展中国家被迫移居的人数开始增加的时候，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经济条件使向到来的难民提供住宅和基本福利不可能实现。欧洲的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遗症中花费数万亿美元拯救银行之后，自愿或被迫采取的紧缩措施造成大量削减重要的公共服务，如卫生、教育和养老多系统。经济危机的结果造成失业增加，社会不满，不平等加剧，公共服务减少到令人惊愕的水平。

在欧洲支撑紧缩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对造成全球南方普遍经济不安全也有责任，为所谓“经济难民”的活动提供条件，其中许多人流向欧洲。数十年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政策的中心内容就是经济紧缩，发展中国家以此换取贷款和国际援助。这构成一种经济殖民主义的现代方式，在许多情况下摧毁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服务，使减少贫困的计划受挫，增加社会动荡、派别暴力和内战的可能性。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将偿还国际信贷优先放在公民的基本福利之上的时候，对造成“全球化的难民”不断流动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些难民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世界上寻求基本的经济安全。

在整个欧洲，公众的愤怒没有指控政府对经济糟糕的管理，而是错误地指向一个更加容易得多的目标：来自国外的难民，在难以忍受的紧缩时期这些难民变成了“替罪羊”。现在不论是在“富有的”国家，还是在“贫穷的”国家，人们已经承认他们的困难来自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整套做法，将市场的力量放在高于社会需要的优先地位。强调共同的事业，推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团结，公民们才能开始放弃有偏见的态度，支持将保卫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目标的进步计划。

从一种战争文化到另一种解决冲突的文化

同样清楚的是，对经济政策在本质和方向上任何重大的变革都应当对攻击性的对外政策议程做出引人注目的改变，这些议程公开建立在不惜任何代价确保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比如占有地球上越来越稀少的自然资源。实际上，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国家完全接受它们错误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前（难民问题的）“瓶颈”负有责任之前，不可能谈论造成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

许多西方大国对向中东滥用权力的政权出售武器负有责任，它们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军事野心在整体上造成世界上大量居民移居他乡，特别是美英等国非法占领伊拉克、在阿富汗的战争和对利比亚的侵略带来了严重后果。

对于最近几年军事干涉、恐怖主义的持久存在和整个中东及北非严重的难民形势之间的联系，美国教授诺姆·乔姆斯基授做出了扼要的诠释：“英国和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对一个过去二十年受到大规模军事打击破坏，接着受到美国和英国强加的实质上是谋杀性制裁的国家来说，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侵略使数百万人移居他乡，其中许多人逃离本土，被邻国接纳，他们放弃这些贫穷的国家，为的是让这些国家以某种方式负责处理西方的罪行造成的垃圾。侵略的后果之一是‘达埃什/伊斯兰国’恶魔的出现，伊斯兰国正在加剧叙利亚可怕的灾难。正是这些邻国正在重新处理难民的流动。第二次打击破坏了利比亚，今天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好战团伙混战的地区，成为伊斯兰国的一个基地，一个将圣战分子和武器从西非运到中东的来源地，成为来自非洲的难民流动的一个陷阱”。

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这一系列愚蠢的侵略之后，整个地区继续不稳定，人们可能认为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最后可能接受需要一个很不相同的对外政策框架。政府已经不能无视在国家之间造成信任的紧迫需要，必须由另外一种和平和非暴力的文化取代占统治地位的战争文化，以便解决冲突。在不远的将来，国家的优先事项是减少“冷战”中出现的紧张强度，结束破坏叙利亚的战争。但是，在西方承诺和军事干涉得到支持的时候，这继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共同的意义和经验告诉我们，西方的做法只会有助于加剧暴力冲突，造成地缘政治更加紧张。

共担负担、责任和资金

欧盟多数国家的政府面对至今难民的全球流动，做出的回应是可悲的和不适当的，现在的场景已经为今年和将来难民危机的迅速升级做好准备。预计2016年大约有1000万难民准备前往欧洲，由于今后几十年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上述数字可能增加。但是气候的变化将造成真正的紧急情况，伴随着洪灾、旱灾和全球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移民的数量将会更多。

尽管政治家和统治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事实，逃离冲突的的人们因为严重的生态条件而移居的“环境难民”正在大量增加，到2050年世界“环境难民”的数量可能增加到2亿人。显然，除非这些国家继续以集体的方式研究完全不同于对强迫移居的管理，国际上的不协调和社会的紧张将继续增加，数百万新的难民注定将生活在文明外部边缘地区大型集中营非人道的条件之下。

对危机做出一种有效和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回答，在难民公约中已经说得很清晰，它规定国家对寻求庇护的人们有重要责任，尽管政府错误地解释这项条约，没有履行条约。从短期来说，政府应当运用必要的资金向那些逃离战争的人们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不得不从什么地方逃出来并不重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的马歇尔计划一样，面对难民危机在全球协调做出紧急的回答，需要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资金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这具有重要的意义，重新分配资金应当在“充分理解特殊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根据怜悯和利他主义的真正意义去做。

当前的人道主义干预必须伴随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进行，以便根据对难民的国际法用协调的方式管理对难民的保护。简单地说，这种机制应当由重新具有生命力的联合国难民署（ACNUR）进行协调，应当确保责任和保护难民的必要资金在国家之间公正地分担。一种为了全球的责任机制还应当意味着国家只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个别情况提供援助，这就可以防止欠发达国家不得不将接纳难民的最大负担放在自己肩上，如同现在发生的情况这样。

尽管难民公约已经由145个国家签署，欧盟的政治负责人似乎没有能力在处理这个或任何其他紧迫重大问题时表明具有现实的领导地位。面对处理难民问题的失败，不仅表明在整个欧盟统治的政治现状奉行利已主义，而且证实人们对欧盟在整体上越来越缺乏社会意识的怀疑，改革欧盟是一种紧迫的需要。

幸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公民们走在这些负责人的前面，他们尽其所能向难民家庭提供急需的帮助，让由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们感到羞耻。数万名志愿者赶到欧洲的边界，欢迎申请庇护的难民，向他们提供非常需要的食品、衣服和避难处，甚至正在提供组织寻找和拯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难民的服务，这些难民在不得不接受“贩卖”之后，乘坐橡皮艇前往欧洲。在任何地方没有比在希腊的莱斯波斯（lesbos）和其他岛屿表现出来的怜悯和慷慨精神更明显，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人道主义的努力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将的集体提名。

这些充满活力的志愿者无私的行动应当让世界记住，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为其他人服务的责任和自然倾向，这不取决于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民族。在建立军事化边界的地方，面对难民危机民众呼吁一种公正和人道主义的回答，政府应当采纳这些善意的人们的主动精神，将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们的需要放在优先地位，这应当超过任何其他的思考。对于欧洲的领导人和所有国家的政治负责人来说，面对难民危机这是人道主义本能的回答--它的坚实基础是分担（责任和资金）—在当前的关键时期，面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挑战，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作者拉杰什·马卡纳是作家和“世界资源共享”组织的积极分子）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3月22日西班牙《起义报》）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