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金钱，美国的选举机器就难以运转。”

摘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无限增值性必然要求其寻求在政治生活中的利益代言人与保障者，这便是资本权力化。在资本权力化背景下，传统的资本主义政治生活在政治制度、政府机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呈现异化现象。这些政治异化现象的根本启示：突出公共权力的人民性，遏制资本的权力化。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为了追求尽可能多的利益增殖，必然要求影响和操控政治领域。这一过程便是资本的权力化。这一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呈现异化现象。政治异化可以理解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普罗大众的政治生活出现一种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并且前者受到后者钳制的现象。作为政治异化，这种现象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机构运行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分别得以体现。

一、政治制度异化：公共权力的商品化

普选制、代议制和竞争型政党制度作为经典的资产阶级传统政治制度，彼此互相协调、配合运作，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普选制这种所谓的选票政治与其说是“一人一票”，毋宁说是“一元一票”。因为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明文法律规定，要成为候选人必须具备相当的经济条件，且候选人大多由参与竞争的政党选派，竞争政党又常得到寡头财阀集团的赞助支援，全无背景的单枪匹马竞选者几乎毫无胜算。同时，候选者要想当选就必须集中宣传，频繁曝光，这既需要强大的政党力量来整合人手分工，更需要巨大的资金力量来调度各类传媒资源。因此，“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以美国为例，46％的美国联邦参、众议员拥有过百万资产，249名国会议员是百万富翁，中等收入议员的净财富几乎是一般家庭收入的9倍。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奥尼尔曾坦言，“如果没有金钱，美国的选举机器就难以运转。”

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对于公共权力而言也不例外，资本主义寡头财阀集团为了操纵选举，让其支持的代言人获胜，往往要支付高昂的代价来“购买”选票——即花钱为代言人进行包装、宣传、打造和造势，为其争取选票。毋庸置疑，当选者又会反过来支持和执行作为这一极少数者的出资支持者的意志，去维护和保障他们的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欧美国家纷纷动用纳税人的钱为金融寡头和投机者们惹的祸买单。因此，“政治捐款者向来不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4％，所谓大选实际上由这4％的人所支撑的大选，最后还是为这4％的人服务。……而对于没有捐政治献金的96％以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虽然拥有‘一人一票’的‘伟大民主权利’，然而即使你投票支持的人当选，当选者也不会执行你的意志，带来什么好处，而只会执行给他政治献金的人的意志，因为此人早就被那些巨富们所收买，你的票只能是白投。”另一方面，“购买”选票的高昂费用看似是由资本家掏腰包，但资本家的财富源泉却又都是源自于对人民群众的盘剥，故而最终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群众无疑才是西方国家普选中巨额支出的最终买单者。

而代议制则是指由民众推选的代议机构来代理行使权力的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在选举过程中，代议人士自然是极尽讨好选民之能事来争取选票，但一旦当选，他们则会以普通民众缺乏处理公共事务的健全理性、素质能力欠缺导致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等为由，公开宣称自己不必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代议制中的当选者“根本就不是选民的代表……民主国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议人士）！”说到底，这都不过是对代议制维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而寻求合理化解释，为议员手中的公共权力因人民性沦丧而走向异化予以辩护而已。对此，熊彼特就曾一语道破天机地说到，“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统治”。在现实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代议制又与竞争型政党制度联系紧密，二者往往互相配合来对民众公共意志予以变相扭曲。以竞争型多党制分割议会席位来组建联合政府为例，政党之间往往为议会席位互相妥协、变相交易，达成一致意见，客观上或主观上变相扭曲其投票选民的意志，这是一种对民众公共意志的遮蔽，更是对公共权力人民性的严重背叛。

综上所述，在资本权力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在精巧民主外衣的伪饰下，其具体运行过程可以概括为：以选票为公共权力的一般等价物，寡头财阀集团通过幕后操纵，支使各竞争政党激烈角逐民众选票，并最终以选票为依据，通过分割议会席位来分配公共权力，这一过程便是公共权力的商品化。而公共权力商品化的必然后果则是，人民的公共意志被遮蔽扭曲，公共权力的人民性日益消退，人民群众的公权异化为少数寡头的私权，广泛的人民群众利益最终被少数寡头所侵占。归根到底，这套政治制度体系作为游戏规则的实质在于，由人民群众自己支出费用，帮助自身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在竞选中物色出一位最佳代言人，由他出面整合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各派政党力量，构筑联合统治机器，最终反过来统治人民群众自己。

二、政府异化：公共权力机构的工具理性色彩浓厚

自罗斯福新政成功挽救美国于经济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市场原教旨主义便被彻底改写，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对经济社会共同发挥作用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共识。时至今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寡头主导的时代来临，金融风暴作为新型经济危机的形态已发生一系列改变，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资本主义政府也更加广泛地、频繁和深入地介入经济社会的运行之中，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对其适时调节干预。以美国为例，美联储是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中央银行，金融危机爆发后它多次调整利率。但一般公认的是，美联储实际上作为中央银行并未能从本质上监管金融机构，而恰好相反，它却是后者借助其扩大资产规模、竞相成为“大而不能倒”的系统性机构、获得政府支持的工具⑨。与之同时，欧美国家的政府机构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往往通过大肆透支未来信用和透支国际信用的方式来举债支付，实施所谓“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经济政策，而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债务危机凸显。对此，美国甚至上演“债务上限”的两党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希腊、冰岛和葡萄牙曾经债务危机凸显，不得不请求欧盟给予救助，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紧随其后，借款费用骤增，创出欧元时代新高。西方国家债务违约的连锁反应风险将随时可能把全球经济带人新的危机沼泽，而最终为这一恶果买单的，却只能是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甚至是全球民众。由此不难看出，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机构在经济社会中的频繁出手，公共权力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强大作用得以彰显，由此必将更加炒热选票政治，强化公共权力的商品化趋势，进一步加重政治异化局面。而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大却并不意味自身的主体地位的真实提升，究其缘由，在资本权力化过程中，当少数寡头诱惑、侵蚀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之后，经济社会活动的表面上是公共权力机构在控制经济领域，但实际上却是少数寡头通过控制公共权力机构来操控经济社会生活，尽管在所谓的福利政策实施背景下，普通群众可能会尝到一些甜头，但这一政策实施的根本真实目的却并非为了保障民众福祉，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并且从长远来看，作为短期行为的高额福利支出可能会最终让民众为其彻底买单。由此可知，资本主义政府虽名为公共权力机构，但却并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公共利益之公器，实乃维系资产阶级之一阶级、一政党乃至某一寡头集团之私器，供其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一己之私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美国“民主之春”运动抗议金钱政治和腐败，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漠视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说，究其含义，所谓价值理性就是赋予其对象以合目的性的理性审视；而所谓工具理性则是赋予其对象以合手段性的理性审视。如前所述，由于资本主义政府机构的自身属性与人民性并不相容，其价值诉求也必然与人民福祉相悖离，故而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其实只是在维护和扩张资产阶级利益方面的工具、手段和中介意义上的提升，这仅仅只是强化了其工具理性成分，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价值理性尊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原本是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众利益或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它并不是某种外来的异化神秘力量。但当政府为秉持私有观念的利益集团掌控时，公共权力机构便迅速背离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本意，成为私有产品，成为掌权者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也就此成为一种异化于公众的神秘力量。因此，这种资本主义政府机构地位和作用在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日益攀升”，其实质是更加凸显其疏离并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异己力量”的异化现象。

三、意识形态异化：对公共权力的“拜物教”崇拜

传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主线为资本逻辑。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资本及利润成为推动资本家一切行动的根本动力，而当资本与公共权力实现结盟，也就是资本权力化之后，资本家则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本增值，同时以公共权力为后盾将这一利益增殖长久稳定地维持下去。正如前所述，由于少数寡头对公共权力的侵蚀、诱惑，其必然需要将公共权力化为可交换的“商品”，大力推行选票政治，这是资本能够攫取并掌控公共权力的先决条件。但经过公共权力商品化之后，公共权力嵌入资本逻辑，原有的单纯资本逻辑则演变为“资本一公共权力逻辑”。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异化，公共权力商品化既源于资本逻辑，又反过来改写了既有的资本逻辑，这一逻辑改写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所集中呈现出的便是对公共权力的“拜物教”崇拜。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这种神秘性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本文所述的公共权力的“拜物教”崇拜，借用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意即在资本权力化背景下，资本逻辑演进为“资本一公共权力逻辑”，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便同步映射为政治领域中的公共权力关系，表现为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由此公共权力似乎和资本、利润和商品等一样，对经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产生了某种神秘操控力量。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与金钱俨然共同成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词汇。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单个的官僚而言，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公共权力与财富的绑定，致使官僚膜拜公共权力，为了一己私利谋求政治地位的提升成为其最高价值诉求，这将自然而然地带来对市民社会利益的损害。换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众多官僚眼中，涉及人民利益的国家事务不过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办公桌上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这种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便是公共权力“拜物教”产生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与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在根本上冲突对立，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全权代表”已经异化成为自我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此外，对公共权力的“拜物教”崇拜，作为一种政治异化的恶果，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清教徒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实用主义精神等良性元素被挤压侵占，公序良俗被破坏，于是其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社会精英在思想道德上频频“失范”。与之同时，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国际上大肆输出“人权高于主权”意识形态话语论调，其实质是以保护人权为名，对于他国主权大行粗暴干涉，这无疑也折射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中对自身公共权力唯我独尊的“拜物教”崇拜。

四、根本启示：突出公共权力的人民性，遏制资本权力化

马克思曾在总结巴黎公社民主经验时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为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并属于人民，人民性是其公共权力的根本属性。而突出公共权力的人民性，意味着必须同时消解权力的资本性，换言之，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尽可以利用资本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但却必须全面有效地遏制资本权力化。因此，始终突出公共权力的人民性，理应成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着力点，同时也是审视资本权力化背景下政治异化带给我们的根本启示。围绕这一根本启示，我们亟待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是扎实坚持民主集中制，避免“泛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首先就意味着不能以民主为幌子去搞一人一票的“泛民主”，扎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坚持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或在集中指导之下开展民主，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轨道，既充分尊重民意，又将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群众民主和集中决策的高效统一。

其次是大力推进协商民主，求取最大公约数。不同于资本权力化背景下的精英政治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主体扩展为广大人民，主张在公共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最大限度满足更多公民的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求取各阶层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改革理念。通过大力推进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建设，推行公共参与协商模式，在涉及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切事务决策中，充分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求取各方最大共赢局面，力争实现各方面利益博弈妥协之后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求取最大公约数。而在秉持“求取最大公约数”理念推行社会主义公共协商模式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无疑是各协商主体的最主要构成部分，资本在其中只不过被作为多元目标函数中的一项来加以权衡利弊，这就能在实质上否定那种将资本自身利益作为唯一目标诉求的资本权力化所主张的精英政治模式，确保了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人民性主体地位，也就自然地避免了政治异化现象。

再次是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了防止资本权力化诱发政治异化现象，我们就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的笼子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要通过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赋予人民权益申诉的权力与渠道及监督的权力。目前，我们已形成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如围绕党内民主而形成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创新与党的委员会制度、围绕党内监督制度形成的干部人事制度、纪检机构和体制及行政监督专项性制度改革、反腐倡廉建设法规体系等改革。未来如何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则还需进一步思考“权为民所控”，将监督权交给人民，由人民看住笼子。

最后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大众化，提升人民民主素质。必须积极抢占意识形态高地，有效规避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政治异化风险。究其缘由，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对资本权力化的本质以及对公共权力的人民性的揭示，有助于引导人民群众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认清资本主义政治异化的真相，并由此提高其对个人正当合法的权力和权利的尊重维护意识，从根本上防止人民群众对资本权力化所造成的政治异化现象的浑然不觉。

本文载于《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6年第3期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