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侵华日军肃立聆听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

45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71年过去了，但在日本政界高层总有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在此期间去参拜靖国神社，让世界对其是否愿意为战争“负责”的态度感到质疑与不快。而在日本国家内部，同样也有着对其战争结束谁该“负责”的讨论。在战争结束前，昭和天皇裕仁在皇宫的防空洞里主持“御前会议”，在内外交困下最终决定“终战”；但战后，关于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响起。日本朝野内外，甚至皇室都有声音要求天皇承担战争责任而退位，天皇本人也曾在退位与否间“纠结”。最终在美国的主导下，天皇被免于战争责任，“天皇退位论”也由此平息。

防空洞里决定“终战”

战争后期，裕仁天皇及皇后长期居住在皇宫的地下防空洞里，这里成为日本战时大本营决定重要国策的地方。该防空洞位于皇居吹上御所地下，被命名为“御文库”。1945年6月日本本土屡遭美军空袭，陆军工兵队又在附近抢修了“御文库附属室”作为避难所。2015年8月，在纪念战后70周年之际，日本宫内厅首次对外公开了皇宫“御文库附属室”的照片和影像资料。

1945年8月，日本的侵略战争已走向末路。8月9日上午，首相铃木贯太郎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会议上首相、外相东乡茂德和海相米内光政支持在“维护国体”的前提下接受盟军的《波茨坦宣言》，但陆相阿南惟茂、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坚持盟军不占领、日军不投降和自主审判战犯的条件，否则不惜“本土决战”，会议持续了12个小时却无结果，期间，美军又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根据当时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的回忆，得知会议陷入僵局的天皇“焦躁不安”，多次召唤内大臣木户幸一询问情况。9日晚11时左右，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在“御文库附属室”一间约5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召开，出席人员11人。天皇“步履沉重，满脸通红地进入会议室，数根头发垂在他的额头”。会议首先由迫水宣读盟军的《波茨坦公告》，然后由外相东乡介绍情况。此后发言的陆相阿南坚持抵抗，海相米内只说了一句“同意外相的意见”。梅津、丰田则继续支持阿南，双方僵持不下。

天皇当时平静倾听，一言不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最后，在迫水暗示下，铃木迅速出列，躬身要求天皇“作出圣断”。已有心理准备的天皇立刻欠身向前说：“好的”。然后又说：“我同意外相的意见。”会议室一片寂静，然后哭泣声逐渐响起。天皇接着说，战争开始后“陆海军的计划和结果经常相去甚远”，现在虽声称有信心“本土决战”，但实际战备极端空虚，日本已经无法再战。

14日上午11时，应首相的要求，天皇再次在“御文库附属室”召开“御前会议”，政府内阁成员及军方高层共23人出席。会议上，以阿南为首的军方再次极力反对投降。天皇在会议中不时摘下眼镜，用白手套擦拭眼泪，他最后发言说：“我之前的意见（同意投降）没有发生改变”。并表示“无论自己如何，愿拯救全体国民的生命”。此时全体与会者一起号啕大哭，会议几乎失控。在天皇最终决断下，内阁迅速起草了《终战诏书》，当晚11时由天皇宣读并录音，次日即8月15日向日本全国广播。

皇室成员与舆论要求天皇退位

尽管裕仁天皇作出了“终战决定”，但关于他的战争责任追究不可避免地在战后成为焦点问题。1945年9月，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宣布开始逮捕第一批战犯，其中包括不少天皇近臣和内阁、军方高层。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5月初开始审判。

根据美国盖洛普公司1945年6月实施的、当时并未公开结果的调查，77%的美国民众支持惩办天皇，24%支持流放天皇。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称，基于天皇绝对的政治权威，“很多人都相信，他对战争的方向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出于道德立场或现实利益考虑，要求天皇承担责任而退位的“天皇退位论”一时兴起，皇室成员和天皇亲信们甚至都参加到劝说天皇退位的行列中。他们虽不认为天皇是“战争罪犯”，但认为天皇“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责任”。他们声称，退位也是“以退为进”，有助于保全天皇生命和天皇制。

1945年9月中旬，天皇的叔父，接替铃木贯太郎担任首相的东久迩宫亲王在内阁会议秘密讨论天皇退位的可能。10月，前首相近卫文磨公开对外声称，天皇“在未能避免对美作战和尽早终结战争方面负有责任”，暗示天皇应退位。

1948年8月，即东京审判判决出台2个多月前，东京大学教授，曾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著名法学家横田喜三郎还在《读卖新闻》上刊发《天皇退位论》，质问“如果过去的最高责任者不能承担责任，国民也不承担责任，怎么能建设真正的民主国家”，引起舆论热议。活跃的左翼政治力量更主张追责天皇，废除天皇制。

“天皇退位论”最终平息

在关于战争责任议论白热化的背景下，裕仁天皇心情矛盾，“曾多次作出了退位的觉悟”。天皇对身边侍从长表示，自己退位后可以从事自己所喜欢的海洋生物学研究，并向学者咨询历史上天皇退位以及国外君主立宪制下国王退位的情况。但是面对皇室成员及亲信的劝说，天皇又决定不退位。

1946年3月，当时的天皇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在日记里写到，天皇认为，自己退位可以得到解脱，但无助于解决政局困难形势，他曾设想让年幼的皇太子明仁继位，由弟弟摄政，但几个弟弟中，秩父宫亲王体弱多病、高松宫亲王曾是强硬的“主战派”，三笠宫亲王太年轻缺乏经验。因而决定“还是自己担起责任”。据说，除战后初期外，在1948年东京审判判决出台前，以及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后，天皇还曾两次公开表示“退位意向”。

在利用天皇稳定政局的大方针下，美国放弃追究天皇责任，“天皇责任论”也逐渐平息。但与此同时，天皇的“免责”被希望“洗白”自身战争责任的日本的保守势力所利用。在东京审判中，美日官僚联合幕后操作，确保天皇不被作为战犯起诉，并且要求被逮捕的日本战犯们“不要让天皇牵涉其中”。最终东京审判仅起诉了上百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中的28人，处死7人，战争责任被完全归于军部和政府少数高层。虽然免于战争责任，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天皇在国内访问和出访东南亚、欧洲国家时，都曾遭遇反战民众的激烈抗议，这也让天皇“内心震撼”。

尽管对战争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但经历了战时和战后“种种是非”的裕仁天皇，总体上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并坚持日本应走和平发展道路。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继位的明仁天皇继承了父亲对历史反省的态度，时常在公开场合强调“要谨记历史教训”。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