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倒退 中国可以重建规则
2016-08-26 10:19:00        今日中国www.chinatodayclub.com                     来源:今日中国

从金融危机到希腊债务危机,从欧洲难民潮到恐怖主义肆虐,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的惊人之语,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经济一样,正在经历一轮新的调整和自我修复。与此同时,二战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经济体变得愈发密不可分。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断言将避开新一轮国际秩序调整的裹挟。相反,一些有能力影响国际秩序的国家,纷纷努力让国际秩序的变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在包括难民潮和脱欧等多种新问题出现的过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战。例如: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英国在宣布将举行脱欧公投和公投结果出炉之后,很多声音对欧盟、甚至欧洲文明的存续提出质疑,为脱欧欢呼的英国独立党正在获得民意支持,欧洲的左翼政党同样欢欣鼓舞,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渐渐清晰了起来。

再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过去的7年执政期间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北约东扩,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秩序的变化。而多年来美国产业转移的结果导致了制造业的流失,产业失衡的危机已然显现,这就对其主动参与秩序调整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重拾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就近来一些国际秩序的变化和舆论对全球化倒退的担忧采访了国际关系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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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图/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国际秩序永远在变化

“国际秩序并没有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它永远会有变化,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变化是必然的。”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体演变成帝国,帝国解体后又变成民族国家,美国逐渐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包装出了国际秩序。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现在国际上面临着很多的情况,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国际秩序,但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会有人说只有商业流动、物的流动,而思想不流动,现在思想在流动,甚至连恐怖主义等各个方面都在流动。”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以只能说,以前以西方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现在无法对付这些由秩序本身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又处于秩序变动之中,那么不光是恐怖主义的问题,越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就越重要。”

郑永年认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书写规则就能建立秩序,书写规则容易,但是当各方规则不一时就要求国家要有力量去执行。“现在美国硬要书写规则,但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执行这个规则,甚至没有力量去维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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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搁浅不代表全球化终结

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对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数声音认为该协定在国会获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均明确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忧。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47%的民众不支持自由贸易,超过支持者(45%)。共和党人对自由贸易尤其不感兴趣。

“像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美国和欧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出于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加入这个体系以后,在体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国开始觉得这个体系给了中国很多好处,无法用这个体系制衡中国了,所以美国试图脱离这些体系去书写其他的规则,要建立另外的体系,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就是这样。”郑永年称,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反对TPP,但TPP夭折并不见得全球化会终结。

“美国和欧洲的内部秩序出了问题,最后导致国际秩序出问题。比如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失衡。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是每个国家经济失衡的叠加,现在的国际秩序问题也是由每个国家内部秩序的问题叠加起来的,包括一战、二战都是这样,所以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续。”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为新自由主义铺设了路径,从此,一套倡导贸易自由,释放市场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国家边界,商品、技术、人员自由流动的社会思潮主导着西方主要经济体。但是,在移民潮涌现、经济复苏乏力等背景下,人们对开放边界和自由贸易的担忧开始增加。诺贝尔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发声,直言对新自由主义的共识已至终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专栏中也写道,不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陷入一种暂停和调整当中,他也同意,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给美国的工人带来不小压力,但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坏处很多是政治选择,而非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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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重建规则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出现崩塌,但是会出现新的全球化,像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成长起来。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动,后来是美国。”郑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一种类型全球化的出现要求规则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推动的一套秩序,以后也许会有不同的规则会出现,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规则是完全两套不同的系统,还是说中国来接手过去的那一套系统?”

郑永年认为,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体正在出现问题,西方输出的秩序更是在解体,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换一个管家”,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中国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针对新情况,在老规则基础上加一部分新规则,“一种新的秩序形成并不是几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几百年的事情,以世纪来算,50年太短。”

郑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导的秩序没落也为东亚秩序和上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其他亚洲政治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东亚的秩序确实跟西方不一样。像新加坡,中国也是这样,他们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东西合理地吸收消化进来,但主体就是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会有很大的机会。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亚洲价值观,所以亚洲经过这样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东西学来了,把自己的东西整合进去,我觉得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视亚洲价值观。”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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