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极端贫困”人口增长迅速

—— [美]克里斯托弗·詹克斯

《两美元一天》的作者指出，美国“极端”贫困人口在1996年至2012年间大约翻了一番。

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其国内贫富两极分化却非常严重。自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向贫困宣战”的口号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减贫措施，但极端贫困人群的贫困程度却越来越深。《纽约书评》刊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的书评文章，对导致美国极端贫困人口与极端贫困程度加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 不加区别的贫困给人口划分标准—

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数字显示，今天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美国人口比例比20世纪60年代末还要高。1969年，美国官方首次明确给出了贫困线，但是贫困线每年都有调整，以确保它代表一个不断变化的生活标准。因此，这个“官方”的统计数字带有某种程度的误导性。

首先，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调整因通胀引起的贫困线变化存在很大缺陷，它使得贫困线比生活成本上升还快。

其次，官方使用税前货币来衡量家庭的经济收入，但反贫困措施实施之后，如食品券发行范围的扩大与劳动所得税扣抵制 (EITC)的实施,使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总收入迅速增加。这样，大约有一半被官方认定为贫穷家庭的生活标准比1969年贫困线上的家庭收入高。

但是，《两美元一天：一无所有在美国生活》的作者凯瑟琳·艾丁（Kathryn Edin）和卢克·谢弗（Luke Shaefer）认为，“极端”贫困人口在1996年至2012年间大约翻了一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凯瑟琳·艾丁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一直从事对美国低收入人群的调查研究。密歇根大学的年轻教授卢克·谢弗曾参与人口调查局关于“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SIPP)”，这个调查提供了有关贫困家庭最有说服力的数据。艾丁与谢弗一起就其中无任何收入的家庭做了单项调查研究。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们首先要确定贫困的标准是什么。

2011年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如果年收入低于18123美元，就会被人口调查局认定为贫困；如果年收入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她和她的孩子就会被归入“深层”贫困之类。然而，人口调查局从未用过一个确定的术语来定义艾丁与谢弗作为研究对象的那种贫穷家庭，于是“极端贫困”这个词语就出现了。

他们也参考了第三世界对贫穷的定义。在第三世界家庭中，如果家庭成员的生活成本每天不到1.90美元，世界银行称之为贫困家庭。这个约两美元的数字相当于美国官方家庭贫困线的9%到13%。例如，对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而言，艾丁和谢弗定义的“极端”贫困线是6美元一天，而2011 年“官方”的贫困线是不到50美元一天。这两种衡量标准都不包括非现金福利和EITC退款。

谢弗在分析SIPP数据时发现，4.3%的美国有子女家庭在2011年中至少有一个月人均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而1996年只有1.7%。艾丁和谢弗对此感到惊讶。他们把SIPP数据与食品券项目（Food Stamp Program）收集的数据进行详细比较。申请食品券的家庭必须每年都要报告收入才能连续获取援助资格。向食品券项目报告有一个月没有收入的父母数量与1996年到2005年SIPP的估计数字相符。然而，从2005年到2012年，向食品券项目报告有一个月没有收入的父母数量比SIPP的数量增长速度快。

— 鼓励就业的救济制度陷入悖论—

艾丁和谢弗认为1996年之后极端贫困人数增长是因为国会用“贫困家庭临时补助 (TANF)”的项目取代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TANF提供的援助人数少，因为它比AFDC 更难申请，致使找不到工作的父母更有可能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1996年之前，每个州都有AFDC，联邦政府给予富裕州大约一半资金的转移支付，给予贫穷州的远远超过一半。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AFDC救济金额的高低，但每个州制定的规则必须满足联邦的系列要求，其中的一条是：所有合法的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都要得到救济。各州不能因为立法机关试图挪用资金或者因为有社会工作者认为申请人道德有问题而拒绝救济符合条件的申请者。

各州仍然能得到联邦资金来冲抵TANF成本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它们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来决定如何花掉这些钱。州政府官员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阻止极端贫困人群申请TANF。潜在的申请人可能要先花几周时间找工作，未果之后才能申请TANF；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能领到申请材料，或要自己制作申请的材料。人手不足的扶贫办公室门前排着长长的申请队伍，让很多申请人泄气。还有许多TANF申请者的报告被无端拒绝。有证据表明，在伊利诺斯等大多数州，TANF的主要目的不是保护那些父母无工作的儿童，确保他们有房子住、有食物吃、有鞋子穿，而是通过减少受援人的数量来降低项目成本。

各州削减TANF申请者数量的努力已经相当奏效。2009年美国的整体失业率几乎是1996年的两倍，但2009年接受TANF的家庭还不到1996年接受AFDC的一半。艾丁和谢弗写道：那些可怜的父母不知道有谁得到了TANF的援助，一些父母以为救济项目已被废除了，或者是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了。联邦以及各州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直接造成了他们的痛苦。

20世纪90年代福利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使劳有所得，克林顿政府创建了一项实施此目标的新制度。新制度规定在父母找不到工作时不提供更多的救济，而在他们拥有一份稳定的低收入工作时，政府反而会给予更多的帮助。1993年至1996年之间，克林顿政府还说服国会增加劳动所得税扣抵（EITC）的额度。这使一个人在失业后能获得的帮助更少，更加孤立无援。

— 限制使用食品救济金的恶果—

事实上，如果把EITC退款、食品券、租金补贴都折算成现金收入，极端贫困的有子女家庭估计率在1996年从1.7%降到了1.1%，在2011年从4.3%降到了1.6%，1996年到2011年间极端贫困率从2.6个百分点下降到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1996到2011之间极度贫困家庭的税前资金收入中，EITC退款和非现金福利的增长抵消了大约五分之四的下降额度。

美国劳德代尔堡，人们等待申请食品救济券

但是，艾丁和谢弗认为不应该把每个月面值500美元的SNAP卡视为相同金额的现金（国会在2008年把食品券计划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因为SNAP卡只能买食物，而现金可以购买一个家庭认为它所最需要的任何东西。一个三口之家每月收到500美元的现金，如果用它来支付房租的话，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依靠当地的粥铺和食品分发处来养活自己，而这样的机构并不是时时有，处处有的。

《两美元一天》把家庭成员在一个月内人均收入低于两美元的情况也归入到极端贫困的范畴。如果一位单身母亲失去了工作，又没有亲人、朋友、爱人，也没有可以出售或抵押的资产，如果没有TANF的援助，一个月没有收入会是灾难性的。如果刚刚失业的一位单身母亲有一些资产，第一个月没有收入并不总是意味着她和她的家人会挨饿，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会因为无钱付房租而流落大街。然而，没有收入的时间越长，家庭生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当谢弗重视那些超过三个月依靠每天不到两美元生活的人时，有子女家庭的极端贫困率在1996年从1.7%下降到0.5%，在2011年从4.3%下降到1.0%。对极端贫困的有子女家庭更严格的定义显然会导致估算贫困率急剧下降。但上升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贫困率从1996年的0.5%上升到2011年的1.0%。实际数字是极端贫困的有子女家庭从189000户上升到了373000户。 2012年穷人中的穷人过得比1996年或1999年更糟糕。如果联邦政府1996年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这些家庭可能在1999年会生活得很好。这个推测得不到证实也无法反驳，但值得认真考虑。（吴学丽/编译）